梅兰妮·克莱因

但是爱情却将其大厦

立于排泄之地

要明白凡事若要完美

都必先撕破

——W·B·叶芝，《疯女珍妮与主教对话》

1919年，梅兰妮·克莱因首次出版其精神分析著作，在这之前，精神分析研究与实践之间存在不寻常的分歧。弗洛伊德最初对成人神经症症状背后意义的探究，产生了一个未预见到的关于儿童情感生活的惊人假说。而就在克莱因对儿童进行直接研究时，弗洛伊德的理论仍然是主要依靠成人的记忆和幻想来推断童年的情形。弗洛伊德通过指导汉斯的父亲，对“小汉斯”进行了间接的分析；胡格-赫尔姆斯对潜伏期的儿童进行了某些基本的，总体来说是教育的工作。但是，没有哪个精神分析师试图将精神分析技术应用于儿童，不管是用于改善生活困境，还是直接测试弗洛伊德的发展理论。

1910至1919年，克莱因一直生活在布达佩斯，对弗洛伊德著作的迷恋导致她找费伦奇寻求精神分析治疗。在费伦奇的建议下，她开始将精神分析的原理与技术应用于儿童的治疗。这个计划早就该开始了，早期关于克莱因工作的报告在精神分析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兴趣。卡尔·亚伯拉罕邀请她到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工作；她短期接受了亚伯拉罕的分析与指导，因亚伯拉罕生病而结束，亚伯拉罕于1925年病逝。就在那一年，克莱因受到厄内斯特·琼斯的邀请，到英国展示她的工作；不久之后，她移居英国并在那里工作和写作，直到1960年去世。

克莱因在精神分析界的知识和政治血统是再纯正不过了。在费伦奇、亚伯拉罕和琼斯这里，她得到了三位最著名的、最有影响力的弗洛伊德合作者的赞助。（费伦奇，长期与克莱因保持联系，只是在几年后才失去了弗洛伊德的青睐。）不管怎么说，就在她定居英国后不久，克莱因的工作开始让英国精神分析协会有了分裂，最终导致国际精神分析界的分裂。尽管她自己宣称其工作只是弗洛伊德理论的延伸，没有任何本质的革新，她还是遭到许多精神分析学家的谴责，认为她歪曲和背叛了正确的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的基本原则。这种分歧，始于19世纪20年代中期克莱因与安娜·弗洛伊德之间关于儿童分析技术的不同观点，在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期间，分歧扩大成了重大思想分裂。英国精神分析协会仍然分裂为“A组”（忠诚于安娜·弗洛伊德）、“B组”（克莱因的追随者），以及“中间组”（就像温尼科特一样，不选边）。这两个精神分析理论建构阵线之间经常激烈而互相贬低的对话一直延续到现在。

许多克莱因的捍卫者认为她的贡献在于总体上与弗洛伊德最初的研究保持一致，最小化两者的不同，认为这只是弗洛伊德概念的延伸与完善。批评者认为克莱因的构想与弗洛伊德思想的主流不太相关，而且具有高度推测性和幻想性。这种争论因为克莱因写作风格的特点而变得更加复杂。她对于原始幻想材料的描述是晦涩的。同时，她的写作又非常有力量，非常确定，经常导致以偏概全、夸张。而且，在其作为一个理论家的生涯中，基本原则和重点有着重大未被承认的转变。现象学细节、夸张和突如其来的转变在观点中的混杂，导致了一系列极度丰富、复杂与结构疏松的著作。她的这种写作风格有时似乎反映出组成其绝大部分工作内容的初级过程思维的纹理回忆。

许多批评家未能对克莱因的观点进行认真而平衡的解读，而她自身的某些言语带有误导的特质，从而导致关于克莱因工作的错误概念的广为传播。这其中最主要的是：她仅仅重视攻击而忽视了其他动机，她完全忽视真实他人的重要性，其代价就是创造了幻觉性的、变幻不定的儿童自身心理。在围绕克莱因贡献的争议与反感的漩涡之中，可以理解的是，不管是对其观点的精确本质，还是对其在精神分析观点历史中的地位，大家很少会达成共识。

我将阐明，克莱因既忠实又背离了弗洛伊德的观点，是驱力/结构模型与人际/结构模型之间关键的过渡性人物。她的贡献主要在于，关于驱力的本质以及“客体”的起源和本质，她经常进行微妙而根本的重新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