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驱力/结构模型
弗洛伊德似乎是突然冲向源头（origins），此时，谁能不为所动？他突然走出意识，迈进潜意识，从无处不在到无影无踪，就像一位技艺高超的探险者。他径直穿过睡眠之墙，我们听到他在梦之洞中喃喃自语。无法穿透者不是不能穿透，潜意识并非虚无一物。
——D·H·劳伦斯，《精神分析与潜意识》
无论从哪点来看，精神分析都是一个人的创造。尽管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开始借用了约瑟夫·布罗伊尔的方法，因其熟知神经学、生理学、哲学、心理学和进化论，从而影响了其思想的敏感性，他基本上通过独立工作发展了精神分析，十年之后，有类似想法的同事才加入他的行列。这个独自发展的过程使得精神分析在所有知识学科中显得卓尔不群，到弗洛伊德的著作“被发现”，并得到合作者之时，他的创造已经演变成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看法（虽然肯定不是最终的）。到1900年，弗洛伊德不仅创造了一个研究领域，而且也创造了一种询问方法和心理治疗方式。他有了众多发现，并提出一整套假设对此作出解释。
弗洛伊德关于人类状况的基本看法具体体现在我们称之为驱力/结构模型之中。顾名思义，这个模型的核心概念是驱力观念。驱力，按照弗洛伊德使用最为广泛的定义，指的是介于精神与躯体之间的一个概念，是一个通过精神与身体的连接来影响精神的、内源性的刺激源。它是一个“要求心理工作的命令”，是心理装置（apparatus）的催化剂（1905a，1915a）。弗洛伊德有时暗示要将驱力理解为一个类似生理学的数量级，在心理中机械地发挥力的作用。《科学心理学设计》（1895a）的明确意图，是想将心理学建立在支持其他自然科学的同样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弗洛伊德从来没有完全放弃这个意图，尽管在其后期著作中已经变成愿望目标，而非现实目标。他经常表达的愿望是将来有一天，他假设的心理结构会被解剖发现证实，他努力去创造精神装置的形象化的表象（1923a，1933），表明他认为精神存在于物理空间内。
弗洛伊德之后的绝大多数理论家采用驱力的这方面意思[1]。哈特曼和雷派波特，弗洛伊德最重要的两位解释者，在他们的著作中明确表示，他们将精神分析看作生物科学。它的目标是理解心理机制，解释人类的精神生活“如何运行”。哈特曼（1948）认为驱力的精神分析概念没有现象学的对应物，以此对这个方法进行了说明；对他来说，驱力并不比大脑过程更接近经验上的参照物。精神分析的元心理学（metapsychology）是要拆解心理机器，找出其内在运行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最近几年，这种对待弗洛伊德理论的方式引发了理论家们大量的批评，既有在驱力/结构模型下接受培训的理论家，也有不是这种出身的理论家。他们认为精神分析不是生物科学，本质上是阐释性的学科。因此，其建构必须处理人们在日常体验中赋予的意义。冈特瑞普（1971）、乔治·克莱因（1976）、吉尔（1976）、霍尔特（1976）、沙菲尔（1976）提出质疑，基于机械定义的驱力和驱力能量转化而来的结构之上的心理学，是否能充分达成精神分析的目标。他们认为驱力理论不能将建立在能量和结构概念基础上的心理学与意义心理学联系在一起，因此，不能完整解释人类的动机。这些批评家很大程度上是在哈特曼和雷派波特的模式下解读弗洛伊德，但他们抛弃了弗洛伊德理论架构中明显的生物学思维。沙菲尔（1972，1976）既指出了弗洛伊德将空间延伸加在精神结构上的倾向，也指出了这种方法固有的危险。霍尔特（1976）强调理论的生物学根源，从生理学角度批判能量概念。吉尔（1976）提出“元心理学不是心理学”，弗洛伊德想要从生物学/机械学的意义上理解其元心理学概念，而不是心理学，这些概念缺乏任何心理学必须具有的涵义与意义。吉尔（1983）在其最近的阐述中指出：“目前元心理学是建立在一个不同于意义的（即力、能量和空间的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因此，它与阐释性科学是相违背的。”
弗洛伊德的忠实追随者与批评者都忽视了驱力理论的基本歧义，我们理解理论模型用的框架强调并澄清了该歧义。在科学的范畴内，模型是一个全面的视角，用于囊括所有的现象。任何一位人类行为的观察者都会注意到，人类是在意义的基础上采取行动，将其自身的体验与周边的世界赋予意义。因此，假如驱力/结构模型是一个真正的模型，一定包含意义的理论。弗洛伊德所说的转化为结构的力、反作用力和能量，与其对人类体验的看法之间必定会有关联，也即“如何”与“为何”之间的关联。
弗洛伊德利用生物学的比喻建构了驱力/结构模型。对于一个身在19世纪晚期维也纳知识氛围中接受过医学培训的理论家，这是意料之中的。但是强调弗洛伊德的生物学隐喻，会模糊敏锐的心理学视野，导致我们看不到其本身就是关于意义的理论。因此，我们认为精神分析是自然科学还是阐释学科的区分是站不住脚的。弗洛伊德认为可以从机械论角度解释的那些原则也提供了阐释的推力；他的机械理论是关于意义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驱力代表了弗洛伊德对于我们的主要情感的理解；代表了人类的原始欲望。从这个角度看，驱力不仅是心理的机制，而且是心理的内容。因为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这些心理内容，我们在这本书中始终强调弗洛伊德理论的意义。这样做不是推翻或者诋毁其创造的自然科学的观点；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
尽管弗洛伊德经常提到，他的目标是创立科学的心理学，他也强调将驱力理论看作意义理论的重要性。他认为“本我的力量表达的是个体生物生命的真正目的”，驱力的活动“导致了生命现象的整体多样性”（1940a，p.148，149）。他在别的地方写道：“本能理论可以说是我们的神话。本能是神话实体，有着巨大的不确定性。”（1933，p.95）弗洛伊德将心理地形理论称之为“假象”，赋予三个心理结构以日常之名——我（das Ich［I］）、它（das Es［it］）和我之上（das Uber-Ich［above-I］），而不是“赋予其装腔作势的希腊名字”，从而突出了结构模型的隐喻本质（1926b，pp.194-195）。（标准版翻译成自我、本我和超我，就失去了这种隐喻的意味——贝特尔海姆［1982］和敖伦斯坦［1982］最近提出的观点。）他深知驱力概念的模糊不清状态，写道：“‘心理能量’和‘宣泄’的概念，以及将心理能量量化的看法，已经成了我们的思维定式，因为我准备从哲学的角度排列心理病理的素材。”（1905c，p.147；斜体是我们加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驱力/结构模型的元心理学的表述是高度确定事件意义的——人际关系交流、情感、幻想等等。意义是由有效的驱力或者合成驱力，以及有效的防御精确决定的，源于情感需要与文明反压之间的冲突。在最初的“双本能”理论中，受到力比多驱力的控制，动机会转化为性（或快感）的意义，或者受到自我本能的控制，转化为自我保存。从弗洛伊德修订的观点看，意义是由生与死亡本能的涨落，以及二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决定的。
精神分析的驱力/结构模型源于弗洛伊德的著作，并在他的写作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完善。这可能会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个过程中，弗洛伊德对其理论架构做了许多重要的改变。我们不是有意从其复杂多变的理论中提炼出“一种”弗洛伊德理论，因其有许多理论，而是要找到驱力/结构模型的精髓。有些基本原则，一经达成，弗洛伊德就从未改变过，在他的著作中随处可见，贯穿其整个职业生涯，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类体验的基本构成，他秉持特定的观点。理论的其他要素（诸如认同的概念和现实原则），尽管我们知道，对精神分析也很重要，不是驱力/结构模型的固有成分，但我们会尽力去展示其符合情况，有时也会改变其本质特征。
弗洛伊德的理论建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世纪80年代应用布罗伊尔的宣泄方法到1905年，他一直研究情感和防御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关系/结构模型的某些敏感性，有时与当代的观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Rapaport，1958）。第二阶段始于他公开抛弃诱惑理论（Freud，1905a，1906）。1905年至1910年，他发展并建立了许多说明驱力/结构模型的概念；到1910年，通过这些从未改变过的概念，驱力/结构模型牢牢地确立了其位置。弗洛伊德的论文《心理功能的两个原则》开启了第三个阶段（1911a）。从此，他致力于将关系概念整合到业已建立的驱力模型的结构中。这些改变经常始于对异议的回应，尤其是阿德勒和荣格。如果说弗洛伊德发明了驱力/结构模型，他在精神分析中也发明了理论和解的策略，从和解策略的角度看，其职业生涯的第三阶段就很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