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力和恒定性原则的本质：变化的观点
我们强调了心理能量性质上的特异度与外部事件的重要性在弗洛伊德理论中的相互关系。对于其思想总体趋势的看法使得我们预测，随着对现实的逐步重视，驱力及其变迁所具有的预测力比以前要弱得多。事实确实如此。在其后期著作中，弗洛伊德做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修改，其目的就是减少对于驱力过程作为决定人类体验与行为的单一因素的单调重视。这些修改包括：对于恒定与快乐原则的新看法，引入自恋是正常发展阶段的概念，改写双本能理论，采用驱力融合的观点，以及升华理论的修订。这每一项都给驱力过程的概念注入了不确定的意味，所留下的空缺就被外部环境所填充。
弗洛伊德在其职业生涯早期，将恒定性原则与享乐原则等同视之。享乐是以量化的术语定义的：与之相应的，是尽可能将影响心理结构的刺激量降至最低。因为人类完全受到寻求享乐愿望的影响，其行为的方向也是完全定好的：他会努力去释放可以感受到的内在压力的增加。（性前戏的快乐仅仅是这个原则的明显例外；人们寻求这种快乐不是因为其具有刺激性，而是因为其满足了性前期的成分本能［1905a］。）
最初的陈述中对于快乐的全面表述没有给可能的环境事件留下空间。例如：对于孩子来说，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其家庭成员不能决定孩子体验到的快乐是什么。一个家庭可能在兴奋中看到快乐，而另一个家庭可能更喜欢恬静，从这个观点看，这两者是不相关的；快乐的本质，以及所有人类动机背后的基本方向，完全是由我们种族发育的继承决定的。
尽管弗洛伊德就像五年前一样，表达了诸多疑问，快乐原则与恒定性原则之间的联结，因为其论文《受虐狂的经济学问题》的出版，被强有力地打断了。恒定性原则在该文中等同于涅槃原则，它控制死亡本能。由于这种改变，弗洛伊德可以自由地重新定义快乐的本质：
快乐与不快乐……不能用量（我们描述为“由刺激导致的紧张”）的增加和减少来定义，尽管两者明显与该因素有着诸多联系。它们似乎并不依赖数量因素，而是依赖于数量因素的某些特征，我们只能将其描述为质的因素。如果我们能说出这个量化的特征是什么，我们对心理学的研究就会更进一步。也许，刺激量中起伏不定的是变化的节奏和变化的暂时结果。我们不明白。（1924a，p.160；斜体是我们标注的）
我们在这个阐述中就遇到了我们所期待的不确定性。尽管恒定性原则在涅槃原则名下仍然有效，受其调控的死亡本能，与力比多驱力相比，在弗洛伊德的动机系统中已经不再处于中心地位（1926a）。人类行动的基本动力仍然是追求快乐，但是这种快乐不再像早期理论中的快乐那么简单了。量化元素已经被质的元素所替代，而可能是什么样的质也说不清楚。（弗洛伊德从来没有认真地通过节奏性的概念来提供确定性。）新模型中的质不是旧模型中量的那种由系统发育所产生的。实际上，弗洛伊德甚至在《超越快乐原则》中提出：“只要没有非常确定的观察为我们指明方向，就不建议我们分析师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1920a，p.8）
如果快乐是人类动机的核心，如果快乐的本质无法用清晰的量化术语进行说明，我们将向何处寻找我们精神生活中这最为重要的部分？弗洛伊德对早期理论的修改将重点从系统发育学转向了个体发生学。因为快乐原则的修改，驱力/结构模型的阐释开始更加重视个体在发展过程中所体验到的快乐的情景。人际关系环境取得，更为确切地说，是再次取得驱力所丧失的特异性。
弗洛伊德将原始自恋（primary narcissism）定义为正常的发展阶段。“存在最初对自我的力比多投注，其中一部分后来释放到客体，但基本上保持不变，与客体投注有关的那一部分的关系，就像阿米巴伸出的伪足。”（1914a，p.75）严格来说，弗洛伊德认为自恋不是最早的发展阶段（尽管其后的许多驱力/结构理论家持有这样的观点）。弗洛伊德认为，“个体在最初不会存在一个类似个体的统一体”，而且“自体性欲的本能从最初就是存在的”，因此，必须有什么东西增加到自体性欲之中，才能使之转换为自恋（1914a，p.77）。必须增加的是自我的发展，以及联合“统一体”的进化，来接受力比多的投注。自恋由此就成了自体性欲与客体爱之间的中间状态（1911b）。
这个自恋的定义显然过于简化，隐藏了这个概念存在的许多困难，尤其是自恋力比多概念与业已建立的自我本能概念之间的关系。在1915年《性学三论》的补遗中，弗洛伊德宣称，“我们的研究方法，精神分析，此刻为我们提供的只是有关客体力比多转化的可靠资料，但是眼下无法将自我力比多与作用于自我的其他能量作出区分”（1905a，p.218；斜体是我们标注的）。在《论自恋》一文中，他对这个问题首次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也得出了类似的观点（1914a，p.76）。做这种区分的难度如此巨大，使得弗洛伊德最终抛弃了最初的双本能理论，排除了自我本能，将之视为独立的力量，将其功能分摊于力比多驱力、破坏驱力和结构自我。
自恋概念所遇到的部分困难，可以追溯至异议者荣格的刺激，他认为应该将力比多解释为一种普通的心理能量，与其质的含义不同，摆脱假定的专门针对性目标的关系的限制（1913）。弗洛伊德对于这个争论的反应是，最初出现的作用于自我的大部分能量都有性的根源：自恋作为一个理论概念，使得自我可以“捕获”性能量；因此，某些自我的目标至少可以追溯至遗传的性目标。自恋由此防止了性欲的废黜，这就是荣格争论的意图，同时，也带来了我们一直认为的那种解释学的不确定性。几乎没有心理学证据可以用来区分自恋力比多与其他形式的自我能量，因此，自我运作的一个特殊表现，就是不能明确地解释为与这个还是那个能量来源有关。弗洛伊德甚至更进一步说道：“我应该直接承认……关于独立的自我本能与性本能（即力比多理论）的假说几乎没有心理学基础，而是主要来自生物学的支持。”（1914a，p.79；斜体是我们标注的）
除了这些理论内部的考虑之外，弗洛伊德本人对此心知肚明，自恋的概念存在着模糊性，直接影响着我们一直讨论的关于动机特性的问题。我们已经介绍了弗洛伊德关于自恋的定义——“对于自我的力比多的最初投注”，很显然，他是从客体关系的角度来考虑的，将自我视之为客体。这一点在他的论述中是明确的：“我们知道……广义来说，自我—力比多与客体—力比多是对立的。一方使用得越多，另一方就消耗得越多。”（1914a，p.76；斜体是我们标注的）自恋所涉及的元心理学含义只是力比多定位在一个“地方”或另一个地方，就像是阿米巴与其伪足之间的关系那样。隐藏在抑郁下的向自恋退行的过程也得出同样的结论（Freud，1917a）。
不过，出现模糊的原因源于这样的事实，在更多关注自我的时候，“客体”概念的应用就极为不同。在其他任何情况下，客体是完全被动地接受投注。自体性欲本能的客体是这样的，因为它是主体身体的一部分，对于后期发展阶段的“外部”客体（确切说是其内在的表象），也是如此。无论是婴儿的拇指，还是俄狄浦斯期的母亲，一旦被投注，对于力比多能量的进一步分配就没有任何作用了；其映像就成了力比多可以流入与流出的容器。
另一方面，自我的投注对于接下来一系列心理活动有着深远影响，因为自我在分配被投注的能量时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尽管弗洛伊德一开始讨论自恋就有着这样的含义，当时并没有得到深层理论的支持。从弗洛伊德抛弃了将自我等同于占主导地位想法的理论观点到他后来引入结构学说期间，自我的元心理学地位是模糊不清的。他在这段时间（在地形模型的影响之下，从1900年到1923年）对于概念的使用，通常认为类似于哈特曼后来对于“自体”的使用，是有点像“完整的人”的表象。这与弗洛伊德对于自恋的明确定义十分一致，因为这个概念指的是力比多从一个表象（外部的或自体性欲的客体）向另一个表象（自我或自体）的移动。
弗洛伊德思想的一个核心假设，就是表象对于心理能量不能发挥主动的作用；它既不能使用也不能消灭心理能量。然而，从其早期对于概念的使用可以看出，自我是能够使用最初被投注的，或从其他客体捕获的能量的。自我可以使用能量来追寻自己的目标，与客体力比多决定的目标可以保持一致，也可以相反。因此，肛欲期粪便的容留与排泄（1917c），以及阉割情结（1923b），均可以看作是体现了自恋与客体爱之间的冲突。
也许，使用自恋概念最明确的例子就是“自恋性客体的选择”（Freud，1914a，1917a，1921）。从现象学来说，这指的是客体选择的两个方面：首先，在与自己相似的或你想成为什么样子的基础上选择客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既反对又不如情感依附性的客体选择，其作用的基础是客体与早年育儿者的相似性）；其次，选择一个客体不是因为你感受到的对客体的爱，而是因为你感受到了来自客体的爱。从元心理学意义上说，基于地形学说的自恋的定义，这个术语本身是矛盾的。力比多投注一处或另一处；如果投注到外部的客体，就不是自恋的力比多，反之亦然。这个概念要说得通，我们只有假设，一旦自我能捕获力比多，接着将其目标强加于能量之上的，凭借其与自我关联的力量，就能使用这个能量达成自己的目标。
这个争论表明，随着自恋的引入，弗洛伊德正朝着更加主动的概念化自我迈进，直至《自我与本我》的出版，这个概念才得以完全公布。对自恋的关注可以理解为结构模型演化的重要的早期阶段。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争论表明，自恋的概念代表了对驱力特异性的进一步削弱。在这个模型中，正如最初在《性学三论》（甚至如同《本能及其变迁》所阐述的那样，跟我们所讨论的论文是同时代的）提及的那样，本能的目标完全是由本能的本质所决定的。这个目标可以受到压抑力量（厌恶与羞愧，或者是自我——本能）的反对，行为代表的是各种相关力量之间的妥协，但是目标的本质基本上是从来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的。目标的抑制（Freud，1915a），从这些角度来说，是冲突的结果，是强加于不屈的驱力之上的结果。
有了自我可以利用力比多达成其自身目的的观点，最初的力比多目标的重要性就减弱了。遗传学上仍然有相关性，但已经没有了动力性的关联度，因为它完全服从自我的意图（保留阴茎、被爱等等）。但自我从何处取得其“意图”？因为自恋的概念，我们有一套拥有自己生命的目标，不受驱力品质的影响，可以使用驱力的能量追寻其独立的目标。我们再次遇到了调和策略所固有的不确定性。正如我们对待快乐和恒定性原则的修改一样，我们需要在驱力自身的本质和作用之外寻找这些目标的根源。如同其他的修正，我们需要从现实关系的角度考虑去解决诸多的不确定性。在弗洛伊德发展自恋理论的同时，他也在寻找一种更为复杂的解决自我发展问题的方法，早期客体关系在这个方法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建立结构模型的那些假设中达到了顶峰。不过，即使有这样的修改，自我的目标仍然需要本能的能量作为其驱动力。
自恋问题与双本能理论以及本能升华和融合概念的变化密切相关。力比多驱力为实现自我的目标而发挥作用，这一观点的引入使得最初的双本能理论出现很多问题，因为这意味着存在精神分析研究不能保持的区别。随着《超越快乐原则》在1920年的出版，弗洛伊德抛弃了独立自我保存驱力的假设，将其功能分为性本能（性爱）和新提出的死亡本能，后来，假定存在一个结构的自我，自我保存的重要方面就保留了下来，在自我的控制下发挥作用。
弗洛伊德认为死亡本能在个体内默默地发挥作用，不像性驱力那样明显，甚至没有得到精神分析的探究。它的某些特点，破坏的冲动，以及某些类型的受虐狂，被解读为其最易理解的结果。弗洛伊德认为，对于神经症的形成，死亡本能不具有像力比多及其变迁那么重要的作用[1]。因此，即使修改了驱力理论之后，弗洛伊德从来没有像对待力比多那样，对死亡本能给与足够的重视。
第二个本能理论拓展了弗洛伊德关于在心理中可能发挥作用的能量来源的思想。力比多、破坏性和自我保存，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来源和历史，竞争性地寻求表达。哪一个将是最强的驱力，其力量是如何进行表达的？在实现目标过程中，在多大程度上会基于其他考虑而妥协？随着我们增加了影响心理的力量的数目，我们不得不放远眼光，寻找其作用的结果，代表其表达的向量。从结构学说角度看，势必要假设存在一个更为强大的、具有强大执行功能的自我。从解释学角度看，势必会使我们去认识这些力量发挥作用的环境：将我们带回现实。
对于升华问题，也会有类似考虑。升华一直是驱力/结构模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因为连同其他本能的变迁，尤其是反向形成，它是连接驱力的反社会本质与由驱力推动的极度社会化行为的重要桥梁。早在《性学三论》对这个概念的使用中，弗洛伊德就明确说明他指的是本能目标从最初的目的到更加被社会接受的目标的转移。他宣称升华“使得专门由性欲造成的过度强烈的兴奋找到了出口，并用于其他领域，因此，危险的性情就导致了心理效能不可忽视的增长”（1905a，p.238）。驱力自身保持不变；升华是一个开通某些释放渠道，同时抑制其他渠道的过程（另见Freud，1910c）。
引入自恋概念后，弗洛伊德极大地修正了这个观点。他在《自我与本我》中写道：
客体力比多转化为自恋力比多……显然意味着要抛弃性的目标，去性欲化——因此是一种升华。实际上，问题就产生了……这是否是通向升华的普遍道路，是否所有升华，不经过自我的中介就能发生，升华始于自我将性的客体力比多转化为自恋力比多，那么，也许，继续赋予它其他目标。（1923a，p.30）
这个构想的意义不仅仅是改道，而是通过客体力比多到自恋力比多的转化，对驱力能量的本质进行修改。升华由此成为可能，因为一旦自我捕获一定量的力比多能量，就能将自己的目标强加上去。因此，后来的观点认为，对于驱力来说，升华既是新的不确定性结果，也是原因。
一旦提出修改版的本能理论，弗洛伊德又回到了两种本能可能结合在一起的观点。他认为“这两种本能融合在一起，混合在一起，彼此渗透；……这种情况会定期地，非常广泛地出现，对于我们的概念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假设”（1923a，p.41）。最初被力比多驱力与自我保存驱力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占据的位置，在第二个理论中，就被这个概念所取代了。这个变化与建构升华的变化是同时存在的。同样，升华最初被理解为一种改道行为，同时没有改变被引导物的本质，因此，这个相互依存关系表明，自我保存驱力与性驱力可能是同行的，也就是说，基本没有对彼此进行重大修改。在后一种观点中，升华与融合表明，驱力自身的本质是可以被根本改变的。
因为这些理论的修改，从早期的防御和愿望模型向驱力/结构模型演化的趋势，即增加关于推动心理结构的能量来源的特异性的趋势，得以彻底改变。我们曾经拥有的是力比多，自我保存居于第二位；现在我们拥有的是力比多、攻击，两者不同程度的融合与解离，力比多不同程度地被升华，两种驱力的自我保存方面，通过自我就能影响从客体选择到自恋的转化而强加于力比多之上的目标。尽管基本的假设是，动机最终是内源性的，生物学决定的驱力被保存下来，那些驱力内容的特异性已经被大大削弱。代替这种特异性，我们会注意到驱力的组织和实现多重要求的早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