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调整的策略
如果性是一切，每只颤抖的手
都能让我们像玩偶般尖叫出所愿之词。
但留意一下命运昧心的背叛吧，
让我们哭，笑，哼与吟，并喊出
悲凄的豪言壮语，从疯狂或愉悦中
掐弄出姿势，而不去理会
那最初的，首要的律法。
——华莱士·史蒂文斯，《我叔叔的单片眼镜》
（《坛子轶事》，陈东飚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
驱力/结构模型没有长期保持不变。该模型提出后没几年，最早的两位拥趸者成了持异议者。与弗洛伊德决裂后，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和C·G·荣格开始批评这个模型的基本假设。阿德勒和荣格的早期著作，在其投身于各自独特的理论之路前，与最近的关系/结构模型理论家的著作有着惊人相似之处。阿德勒强调家庭关系中家庭成员互动作用的重要性。他提出自卑与自卑情结概念源于儿童的现实状况，与父母相比，儿童实际上是渺小和无力的。阿德勒因此假定存在一种获取权利或掌控的原始内驱力，反映了儿童的客体的人际关系状况，以及在现实中必须完成的发展任务（Ansbacher & Ansbacher，1956）。与阿德勒相比，荣格最初的异议更加宽泛、理论化，其理论与治疗的关注点总是具有实用主义特性。荣格反对驱力模型的中心论点——力比多完全和必然具有性的起源与特质。他提出扩展力比多概念，将其看作是能量源，不对其内容进行任何假设。只有在个体发展经历基础之上，力比多才会达成性目的（Jung，1913）。
弗洛伊德与阿德勒的分歧在《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中有详细的描述（1914b）。弗洛伊德批评阿德勒过分看重自我，却忽视了力比多驱力，批评其对力量的渴望是不可约动机力量的观点（甚至在阿德勒提出异议之前，弗洛伊德就反对追求力量的驱力不可约性的观点；1905c）。他反驳阿德勒的观点——对女性的轻视是由社会决定的，认为儿童并不知晓社会价值，其观点与社会价值的相似总体来说一定有其他的来源。这每一个问题都是驱力模型基本假设的核心。首先，弗洛伊德指责阿德勒用人际关系动机替代了本能动机。其次，他坚持认为，阿德勒没有认识到儿童与社会的观点源于一个共同的本能起源：面对阉割的“现实”，觉察到自恋的脆弱，自然会产生对女性的低估。这种源于本能的恐惧，并不是由父母的（也是社会的）价值传递而来，甚至在生命的最初阶段就决定了对女性的态度（阿德勒的观点得到了关系理论家诸如霍尼［1937，1939］和汤普森［1964］的支持）。
弗洛伊德批评阿德勒不关心一个观点是否是意识层面的，这反映出阿德勒轻视早期驱力模型中潜意识系统与驱力之间的密切关系。阿德勒认为，梦的显意反映做梦者对于当前生活情境的态度，而不是早年愿望冲动的转化，弗洛伊德对此持不同意见。阿德勒认为，精神分析情境中的阻抗是反对分析师的表达，而不是被压抑的本能衍生物的浮现，弗洛伊德摒弃这一观点。
弗洛伊德对荣格的批评（1914a，1914b），集中在荣格模糊了力比多驱力与自我保存驱力之间的区别。他认为，将力比多概念简化为没有内容的“心理能量”，荣格不但忽视了个体具有由种族发育决定的自我保存和种族保存双重功能，也忽视了展示这两种本能冲突的移情神经症的证据。而对阿德勒的回答，争论的主旨是，要保持力比多能量具有的性的特质在精神分析动机系统中的核心地位。
弗洛伊德对阿德勒和荣格的答复中从未停止过对他们非正统思想的批评。每一个不同意见都促使他对自己的理论进行较大的修正。这些修正不仅仅是保存了最初模型的基本假设，而且实际促进了模型的发展。这些修改产生了更加丰富而独特的关于人类体验本质的看法。在弗洛伊德作为精神分析师的生涯中，理论调整期占据了一多半的时间。在其一生当中，这个时期的贡献最为重要；许多观点对于所谓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至关重要。这个时期的新概念建立在基本假设基础之上，并将我们诠释的焦点引向新的可能。
弗洛伊德在创立驱力/结构模型后涉足到广泛的主题，他在四个宽广领域的调整策略最具代表性：心理经济学现实的作用与现实原则；处理驱力本质以及调节驱力释放恒定性原则的方法改变；情感理论的相应改变；结构模型的演变，以及处理客体关系在正常和病理性发展中作用的方法的精细改变。
早期的防御模型认为现实因素是神经症症状形成的主要精神动力性因素。尽管稍晚的诱惑模型中很少看重当前现实（因为当前事件只有与某个特殊内容的记忆建立联系，才是病理性的），诱惑本身被看作是实际发生过的。愿望模型代表了进一步的，然而不是决定性的、远离现实的运动。建立“可感知身份”的目的是回到一个曾经感受过的情景，但是起决定作用的是内生需要的内容，而不是外部环境。随着驱力/结构模型的充分发展，现实作用明显退至次要位置；冲动以及对抗冲动的反应被解释为内源性压力。
阿德勒指责弗洛伊德没有充分重视现实因素，这导致弗洛伊德的第一次理论调整：在《对精神功能两个原理的说明》中引入现实原则。这篇小论文包含一个回顾性纲要，从中可以看到是什么吸引了弗洛伊德余生的注意力。他介绍现实原则是这样说的：
心理的宁静状态最初是被专横的内在需要打破的。这事发生时，所想（所愿）只不过是一种幻觉，就像我们每天夜里梦中的想法一样。只有期望的满足没有出现，以及体验到的失望，才能促使我们抛弃通过幻觉达成满足的尝试。作为一个替代，心理结构必须作出决定，在外部世界里形成一个真实环境的概念，并尽力作出真正的调整。精神功能的新原则就这样产生了；心中所呈现的不再是令人满意的事情，而是真实的事情，即使发生的是不愉快的事情。这个现实原则的建立证明是非常重要的一步。（1911a，p.219）
现实原则的含义是极为宽广的，包含意识、注意、标记、公正地作出判断（现实检验）、行动和思维。后来，所有这些功能都有助于结构自我的形成：它们所关注的不是冲动的产生，而是冲动与真实世界的关系。随着驱力模型的出现，它们是联结已经淡入背景的现实的桥梁。
从其整个发展历史来看，精神分析一直是一个冲突的理论，个体内部相互对立的力量互相竞争，想成为控制精神生活的主导角色。这其中最重要的相互对立的力量包括被压抑的和压抑的力量。从防御模型到驱力模型的建立，弗洛伊德理论建构的每一个阶段确实如此。尽管被压抑与压抑之间的冲突总是至关重要，弗洛伊德本人的兴趣从一开始关注的主要是前者（精神分析因此被贴上了“深层心理学”的标签）。在其最早的理论中，关于占主导地位观点的细节是模糊的，《性学三论》中提到的“机体的压抑”，以及后期著作中所说的“自我本能”，与二者意欲控制的力量相比，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
在刚刚引用的章节中，现实是以支持压抑力量的角色进入心理经济学的。阿德勒以及费尔贝恩和沙利文以后的关系/结构理论家工作的目的，只是要将从现实得出的观点整合到冲动理论之中（见阿德勒的“男性化的抗议”和“自卑情结”）。弗洛伊德决不允许现实渗透到本能驱力理论之中；现实停留在“表面”，被看作是具有引发突发事件的功能，要做的是控制冲动，而不是影响冲动本身的性质。这会让人想到几千年以来，印度文化相对成功地抵御了外来的影响：新观点被复杂的社会结构同化吸收，其影响力因之被化解。因此，当佛教向印度教发起难以应对的挑战之时，印度人作出调整，承认佛陀的重要性，坚持认为佛陀实际是其守护之神毗湿奴的十大化身之一。
说现实对驱力模型的影响，就像佛陀对印度教的影响一样，几乎没有，就是误导。现实原则带来的变化，对弗洛伊德自己的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也许其后的驱力模型理论家在提到这些变化时，意义更为重大。不过，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与改变关于被压抑的理论相比，改变关于压抑力量理论，具有不同的意义；弗洛伊德主体调整策略是直接指向在心理“表面”的作用。
在《关于精神功能的两个原则》一文中，在失望与挫败之余，弗洛伊德甚至对现实原则的作用设置了明确的限制。相对性驱力来说，自我保存驱力更易出现在上述情况，因为性驱力能够通过自体性欲得到满足，还有一个原因，在现实原则的建立得到强力巩固之时，潜伏期打断了性的发展。因此，性冲动在很大程度上仍在现实原则的影响之外；它们与初级过程的作用和幻想的联系更加紧密。因此，弗洛伊德就使得成组的冲动真正摆脱了现实的控制，这些冲动对于驱力模型的构思是至关重要的。《关于精神功能的两个原则》是收放的杰作，尽管还只是一个框架，还远未将现实考虑全面整合进现存模型。
尽管弗洛伊德抛弃诱惑理论并引入现实原则，使得外部世界在一定程度上随之重新获得曾经失去的理论地位，但其地位仍然是第二位的。婴儿转向现实，只是内在需要得不到满足而产生挫败的结果（当他能通过自体性行为满足这些需要时，他对现实就没有什么兴趣）。现实原则与费尔贝恩的驱力概念相去甚远，费尔贝恩认为驱力生来就有指向现实中存在客体的倾向。也就是说联系外部世界的渠道，诸如感知、记忆等，仅仅通过冲突进行演变。弗洛伊德制定的方法是与哈特曼（1905c，1939a）关于自主化自我功能和非冲突领域概念的分离点，哈特曼的概念所提供的渠道是独立于驱力衍生的需要被挫败之外的。
随着《关于精神功能的两个原则》的出版，弗洛伊德开始处理现实在神经症障碍发病中的作用，早期防御模型的中心观点（Freud，1912c）。不过，主要是精神病障碍，让精神分析观察者注意到了现实，因为其显著的症状，诸如妄想和幻觉，涉及不能区分内部与外部事件。在关于神经症与精神病的论文（1924b，1924c）中，弗洛伊德提出，这两种障碍的区别见于本我、自我与现实的关系之中。他认为，在神经症中，自我通过拒绝接受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压抑，对不可忍受的本我的需要作出反应。在精神病中，自我拒绝接受使得本我的要求变成不可接受的现实。这个防御，被称之为“拒绝承认”，也就是后来说的否认，是对感知的防御；与其他的防御不同，否认指向外而不是指向内。弗洛伊德认为，产生拒绝承认的最初场景，是男孩发现女孩缺少阴茎（1923b）。这对男孩的自恋来说是难以忍受的打击，他不得不拒绝接受他所注意到的事情。从狭义来说，拒绝承认可能会导致成年的恋物癖（Freud，1927，1940b）；从广义上来说，这是精神病人使用的基本的防御机制。
在《神经症与精神病》一文中，弗洛伊德写道：
通常，外部世界通过两种方式统治自我：首先，是通过不断更新目前现有的感知；其次，用“内部世界”的形式储存早年感知的记忆，形成对自我的占有，并成为自我的一部分……（内部世界）是外部世界的复制……（对精神病来说）自我专治地创造一个内部与外部的世界；……（由于愿望的现实造成某种严重的挫败）这个新世界是根据本我的愿望冲动建构的。（1924，pp.150-151）
在《自我与防御机制》（1936）中，安娜·弗洛伊德进一步发展了最初对于防御外界感知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外部环境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了将现实的客体关系更多地置于驱力模型框架之中，弗洛伊德开辟了新道路，假设存在一个指向外部的防御。然而，即使作出这样的修改，仍然保存了基本的理论要点：从施赖伯（Schreber）的分析到十多年后的关于精神病的论文，由于现实与本我的要求不相容，防御过程本身就成为必需，即使没有外界的影响，也依然会出现。这样的修改仍然是针对压抑力量的理论，而不是关于被压抑的理论。
弗洛伊德所说的精神病的内部世界是“根据本我的愿望冲动”创造出来的，与其早期关于正常客体形成的论述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就在引入结构模型之后，弗洛伊德显然很快就确信现实的客体对于心理结构形成的作用。他将正常人和神经症的内心世界称之为“外部世界的复制”，并且说超我“保持了内摄的他人的基本特征——力量、苛刻，以及监督和惩罚的倾向”。尽管他没有提到内摄过程中这些他人的特征，尤其是其苛责，可能会加重，他的结论是：“它们属于真实的外部世界。它们恰恰就来自外部世界；其力量，背后隐藏着过去与传统的所有影响，是感觉最为强烈的现实表现之一。”（1924a，p.167）
这些评论，在1923年至1926年的论文中最具代表性，与弗洛伊德早期客体形成的观点，以及后期关于超我产生于内摄的攻击能量的观点，极为不同。1924年所说的超我与1894年所说的“占主导地位的观点”相似；它主要是由权威和文化传统所创造，在后期模型中，它受到父母的影响，被孩子所内化。不过，在接下来一系列著作中，弗洛伊德又回到客体形成的观点（其结果就是心理结构的形成），该观点受到驱力/结构模型基本假设的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