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因系统的贡献与局限

克莱因系统的贡献与局限

海曼（1952b）提出，死亡本能是精神分析理论中的继子，其接受度与地位次于生存本能，因为弗洛伊德最早期对力比多理论的发展，生存本能就成了他的头生子。克莱因自己在许多方面就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继女。关于最为正确的儿童治疗的“精神分析”方法这个问题，她与安娜·弗洛伊德之间产生了对立的关系[4]。弗洛伊德几乎完全拒绝承认克莱因的贡献，明确将合法性衣钵授予了自己的亲生女儿。也许这是克莱因在其著作中刻意对弗洛伊德保持连续与忠诚的部分原因。（她的姐姐是其钦佩并热爱的父亲的最爱，对此也一定有着某些影响。）她的拥护者与反对者也关注合法性问题，并从弗洛伊德宏大而不断变化的著作中选取支持自己的段落。这种先占观念阻碍了我们认识克莱因对精神分析观点历史发展的贡献，以及其理论系统中真正有问题的方面。

克莱因做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与临床革新。在精神分析的文献中，从之前对儿童后期俄狄浦斯情结全面发展的重视转变为研究初期的母婴关系，克莱因是这个转变中的核心人物。她发现了早期的内摄与认同，扩展了对潜意识幻想的认识，提出了内在客体与内在客体世界的概念，为精神分析研究这些最早期的客体关系提供了有力的临床工具。她的关于原始迫害性焦虑，以分裂及其结构为主导的早期防御，以及抑郁性焦虑与修复的构想，极大地促进了对精神病、神经症以及正常精神功能的动力过程的研究。她发展了游戏技术，透彻地描述了贪婪与嫉羡的潜在作用，及其在精神分析情境中产生最不妥协的阻抗的核心作用，这些工作极大地拓宽了精神分析技术的应用范围，并提高了其效度。克莱因在精神分析观点发展史上的核心位置不仅源于这些具体的贡献，而且也源于其转变宽广的元心理学视角的作用。她将客体关系放在其理论与临床构想的核心。客体关系的组织与内容，尤其是与流动而复杂的内在客体世界的关系，是体验与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

克莱因从驱力/结构模型得出假设，精神生活的主要成分源自个体的有机体，以成熟的顺序展开，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个体与他人世界的互动得以修正与转化。对她和弗洛伊德来说，力比多和攻击是个体的动机能量，其属性是体质赋予的，决定了一个先验：人类被理解为受到这些力量的驱动，受到内在压力的驱使。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克莱因才更算是“本我心理学家”。不过，她重新定义了这些内在力量的性质。她重新定义驱力自身的基本属性，这样做就播下了发展“英国学派”的关系/结构模型的种子。驱力不再是无指向性的，产生紧张的刺激就成为作为驱力满足载体的客体附属物。在克莱因看来，驱力作为客体性质的构成部分包含客体；力比多和攻击本来就具有指向性的渴望，其目标是具体而生动的意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源自哈特曼和安娜·弗洛伊德的美国弗洛伊德学派的自我心理学相比，克莱因经常被刻画为“本我心理学家”，本质上是误导的。自我在她的系统中还未发展起来，因为克莱因认为驱力包含许多自我心理学中的“自我”概念所具有的属性。对她来说驱力不是源自具体躯体紧张定量的能量，而是指向他人强烈的爱与恨，利用躯体作为其表达的载体。对克莱因来说，驱力就是关系。

克莱因所刻画的主宰情感生活的关系，如：偏执—分裂心位、嫉羡的作用、抑郁心位，这些关系有力而深刻，是其对临床精神分析的最大贡献。不过，她认为这些关系是体质性的、普遍存在的，是由驱力本质，尤其是体质的攻击，预先设定的直接结果。这就好像每个人一出生就进入同一部戏，有着标准的演员表，剧本是事先写好的、不变的。父母作为真实的人处于核心位置，但是非常局限，是一维的。父母重要，因为他们是人类普遍属性的代表——拥有乳房的母亲和具有阴茎的父亲。其实际的解剖形态强化并转化儿童内在固有的先验意象和潜意识幻想。父母的重要性也在于其生理现实，因为他们能活下来。尽管儿童有潜意识的谋杀幻想，父母还是一直反复出现，这就强化了儿童对自身修复功能的信念，而且有助于现实检验能力的发展。

克莱因往往将父母对儿童的影响视为一直是积极的，是充满爱与养育的意象的源头，用于对抗儿童自身固有的攻击。尽管她在案例说明中偶尔会提及某些更加个人化，或个性的特征（母亲抑郁，缺乏温暖，不喜欢孩子），这些特征从未出现在关于内在客体关系的构想中，内在客体关系的演员表总是由普遍的意象构成，有利或有害的躯体部位、婴儿、受害者、幸存者以及行刑者。父母人格的丰富性与细节是缺失的，父母作为真实他人的影响是以儿童自身攻击的改善程度来测量的。坏客体源自内部。对父母好的体验将这些坏客体转化成良性而完整客体。心理病理源于儿童自身的攻击，可能或者不可能通过父母的关爱得到矫正。这里忽略了一个可能，那就是父母自身人格问题，父母自己的生活困境可能会以更加直接而即刻的方式促进坏客体的最初建立，从而影响儿童心理病理的形成。

克莱因没有考虑父母的性格缺陷或特殊优点的影响。考虑到克莱因所报告的成人以及养育过程中复杂而强烈情感下持续存在的婴儿式冲突（1964），这种忽略似乎特别令人吃惊。例如，在讨论抑郁心位时，克莱因将儿童关注父母受到的伤害与儿童自身针对父母的潜意识攻击幻想联系在一起。儿童在潜意识幻想中伤害了父母，然后关注父母遭受的伤害，并为此感到悔恨。克莱因一贯将所有显著的情感因素归因于个体自己的内心，她没有考虑到的是，抑郁性焦虑与内疚在多大程度上源于父母实际的痛苦和困境。儿童对父母的焦虑与抑郁是极度敏感的。儿童的人格发展不可避免地与父母的痛苦紧密纠结在一起。同样，潜意识的修复幻想通常是以修复和转化父母的实际痛苦与缺陷的希望为中心的（“如果我成功了，我就救赎了我的父亲，弥补了他深深的个人失败感”，或者，“如果我保持为圣洁的人，我母亲的抑郁最终会消除，她就能够活下去”）。费尔贝恩与温尼科特要做的就是，少受忠诚于驱力/结构模型的限制，扩展克莱因关于儿童挣扎于其内在潜意识幻想产生的爱与恨的描叙的可信性，将儿童对与生活抗争的真实父母的感觉和联系包括在内。

不管怎样，克莱因系统所有存在问题的领域源于其在精神分析观点发展史上的过渡性地位。克莱因关注两点：一方面，她对客体关系的基本组织和情感生活进行了有力而透彻的描述；另一方面，她想保留这样的观点，即情感生活所有的重要构成是先天赋予的。这种双重焦点使得她必须解释发展的最初期阶段出现的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她对死亡本能概念的信守、对全面体质的知识与想象的预设、对阐明婴儿出生后或出生前不久具有的认知能力作出的贡献，是其理论中长期以来备受批评家挑战的三个领域。这三个原则共同服务于克莱因的双重目的。自我利用早期认知资源和先验知识来对抗死亡本能对生存的威胁，产生好与坏客体意象和早期防御组织。客体关系世界就在内在压力威胁下建立起来了。我们的观点是，克莱因关于早期客体关系的基本组织的描述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这个合法性前提以及其著作中支持这个前提的有争议的领域。她对早期客体关系的描述为理解大孩子和成人的精神动力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不管其对新生儿做出几个月的体验的描述是否精确。

早期客体关系模型的合法性假设是克莱因忠诚于驱力/结构模型的残留物；其后受其影响的许多理论家在不同程度上抛弃了这个假设。有些作者，像费尔贝恩、冈特瑞普和鲍尔比，明确抛弃了驱力理论的说法，认为客体关系完全源于儿童对实际父母的体验。同样，很多保留克莱因观点的主要作者更是认为，早期客体关系模式更加充分地来源于儿童与作为特别他人的父母之间的实际体验（Bion，1957；Meltzer，1974；Rosenfeld，1965；Segal，1981）。例如，兰科就明确修正了克莱因的发展模型，认为偏执与抑郁性焦虑不是源于驱力的变迁，而是儿童对于母爱的如此强烈的渴望与需要的体验（1968）。

克莱因系统的最后一个缺陷也是因为她处在遵守驱力/结构传统与越来越多地使用关系/结构假设与构想之间的位置。她的著作中关于潜意识幻想与性格或心理结构建立之间的关系存在相当多的模糊性（Fairbairn，1952，p.154；Modell，1968，p.120；Kernberg，1980，p.42）。克莱因对精神生活的刻画具有极大的流动性特点。不管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客体意象不断地从驱力自身显现出来。婴儿不停地吸收现实的感觉并用来支撑内在潜意识幻想和体验。这种丰富而千变万化的流动性如何呈现出模式化的存在？人格如何变得有组织，具有持久性和恒常性的模式和结构？如果潜意识幻想生活是如此丰富与混乱，什么样的机制选择了这些具有重要动力性意义与病因性属性的潜意识幻想？在其对体验现象学生动而不稳定的解释与人格和行为的组织之间，克莱因留下了一道未充填的鸿沟。西格尔认为内在客体世界最持久的特征是最频繁地出现在潜意识幻想中。潜意识幻想的简单沉积看上去最多是对性格发展的不完整解释。

克莱因系统中关于潜意识幻想与结构之间的关系缺乏清晰度，就反映在对待内化的明确本质以及最终命运的模糊认识之中。一方面，克莱因将内化描述为潜意识幻想；儿童或成人想象某个人或某人一部分在其内部。这样的潜意识幻想通常是由从客体得到满足或控制客体的渴望所激发的。另一方面，克莱因认为儿童内化所有的重要他人，实际上是其所有的体验。在这个构想中，海曼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构想，潜意识幻想的客体、感觉与记忆之间的区别就模糊了。对于内在客体持久的潜意识幻想与日常对他人的感觉是分开的吗？（克莱因在这些地方提出这样的一个分层，例如，在其“内在超我”概念中，最初的内在客体是在其中建立起来的，与对他人更加真实的感觉是分离的。）或者说，通过与当前感觉的不断交织，所有潜意识幻想的内在客体存在连续的转化吗？（克莱因在此提出对于真实他人的内在复制或复印的发展存在着这样感觉的混合。）克莱因没有充分区分或阐明以下几者之间的关系：对真实他人的当前感觉；相对持久的他人（客体关系）表征；对于内在客体的潜意识幻想，以及与内在客体的认同，作为人格中各种功能组织的焦点（就像弗洛伊德对超我的描述那样）。

在我们考虑内化的命运时，克莱因关于结构的构想中的模糊性就更加清楚了。一方面，克莱因在其早期论文中将内在客体与超我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加入的客体立刻呈现出超我的功能。”（1932，p.184n）超我就是这样由“内化的客体组装而成”的（1940，p.330）。另一方面，克莱因从1946年开始就把重点放在了内在客体在自我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之上：“最初的内在的好客体是自我发展的中心，其作用是对抗分裂与分散，形成统二与整合，有助于自我的建立。”（1946，p.6）

内在客体构成了自我、超我，还是这两者？在她后期的一篇论文中，克莱因提供了两个建议，两者互不兼容，旨在澄清这个问题。她首先提出，超我是在自我分裂发展后期形成的。这个观点似乎与她关于早期的、严厉的、挑剔的父母意象的资料非常抵触。其次，她认为自我与超我享有同一个好客体不同的方面。这些提议有着些许矫揉造作，凸显了克莱因面临的两难境地，她试图将其对儿童的各种潜意识幻想与认同的丰富解释，挤进弗洛伊德最初关于自我与超我的截然对立之中（Segal，1979，p.103；进一步审视克莱因使用“超我”词汇的不一致性）。

弗洛伊德的结构模型是在驱力/结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这个模型阐明了驱力冲动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心理冲突，跟弗洛伊德关于驱力本质的最初构想紧密联系在一起。弗洛伊德认为性格结构是由驱力和防御模式构成的。对他来说，自我与超我的区别是心理结构的调节功能与内化的父母意象的辅助调节功能之间的区别。驱力调节在克莱因的系统中被一个真实或想象的与他人的复杂关系网所替代。在克莱因看来，性格是由关于内在客体的潜意识幻想构成的，源于固有的爱与恨的客体联结。内在客体关系组成体验的基本亚结构以及整体人格成分。自我与超我之间的截然不同，是建立在其应对驱力和调节驱力功能不同位置基础之上的，根本不适合克莱因的系统。克莱因通常使用这种方法来区别两种内在客体，被吸收进自体的内在客体（自我），在自我体验中保持相对不同和差异的内在客体（超我）。但是，简单的一分为二是行不通的。克莱因强行将其对内在客体关系的复杂解释纳入经典结构理论的驱力/结构框架，这种努力注定不会有结果，是其无法弥合她对潜意识幻想的描绘与她对模式化且结构化性格形成的令人信服解释之间差异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