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基本歧义

马勒对自闭、共生和分离—个体化期的描述从客体关系的角度勾画了一张发展地图。这给驱力模型注入一系列的观察，马勒对此进行了创新性的详细说明，从本质上说在内容上是关系的；是一种理论融合行为。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她不得不建立，而且要修改甚至曲解各种驱力模型概念：心理能量、力比多、客体、客体关系、适应、正常期待环境、自恋，等等。我们最后有个问题：马勒没有改变驱力模型的解释宗旨吗？或者说她引入了关于人类成长与发展的全新观点吗？

马勒在其职业生涯后期明显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在其所有著作中，她提出分离与个体化的困难是精神病性障碍的核心，之后她又提出边缘性病理也是根植于这个早期过程的（1972）。两年后，她又回到同一个问题，认为分离—个体化障碍是非精神病性心理病理的病因。就在同一篇论文中，她提出对共生伙伴最早的体验是随后病理性和正常人格重要的决定因素。这与传统驱力模型思想（尤其是弗洛伊德/亚伯拉罕的发展地图所显示出的思想）形成鲜明对照，在传统驱力模型思想中，人格，尤其是人格的神经症方面，源于力比多发展阶段的展现，以及其在俄狄浦斯情结中达到的顶峰。马勒在后来的一篇论文中直接面质这个问题：

我们获取的绝大多数经验的资料揭示，尽管婴儿式神经症源于心理冲突的原型，以一种最复杂的状态——俄狄浦斯情结。神经症的发展更多地来自我们日常所看到的前生殖器期与前俄狄浦斯期，重要形式的心理组织与改组是在这些时期结构化的。

我的看法是，我们绝大部分的理解可能取决于发展的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共生期，以及分离—个体化期的残留进行质的评估……我们今天拥有的手段，如果用于论述力比多理论，可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从宽广的视角理解儿童期，乃至整个生命周期的神经症症状……

我们很容易忘记，实际上力比多理论持有理解神经症与俄狄浦斯情节本身的钥匙，这个理论的顶峰不但是一个驱力理论，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还是一种客体关系理论……

有几个问题仍未解决，因为存在低估早期发展中自我与超我前驱体导致内在心理冲突潜能的倾向。（Mahler，1975，p.190；斜体是原文标注的）

我们相当详尽地引用了这个陈述，是因为这个陈述在某种程度上展示出，马勒致力于将强调客体关系模式演变的视角整合进驱力模型。这也显示出她致力于使与客体相关的冲突作用远离其对心理病理条件的影响，驱力模型对此一直没有多大兴趣（诸如抽动、儿童精神病和边缘状态），而是使其延伸至神经症的情形，直击驱力模型关注的中心。这个陈述导致微妙但不可避免的关注点的转变，从力比多理论转向关系模型的视角。她建议“增强力比多理论”的需要可能会上升到抛弃力比多理论的建议，或者至少弱化了其核心的元心理学地位。

但是马勒从更加宽广的角度提出了关于驱力模型的问题。在一篇感人的关于人类生活困难的摘要中，她宣称：

我们觉得，人类在和解亚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永久地对抗融合与分离。你可以将整个生命周期看作或多或少地构成了这样的成功过程，即远离与内摄业已丧失的共生的母亲，以及对实际或幻想的“理想自体状态”的永久渴望，后者代表的是与“全好”的共生母亲的共生性融合，这样的母亲一度是处于快乐幸福状态的自体的部分。（1972b，p.338）

从快乐序列的观点看，弗洛伊德/亚伯拉罕的发展地图的组织原则、俄狄浦斯情结的解决，构成了分离与个体化的起点。俄狄浦斯神话，以及以此命名的情结，讲述了人类被追求与古老客体在一起的“快乐幸福状态”的命运所驱使，甚至是为此付出最高的代价。生命的悲剧，也是生命的机遇，源自放弃古老客体，追求新的、更现实客体的需要（以及可能）。

随着理论观点的全面演化，马勒不再将共生、分离与个体化问题简单看作之前未明确的心理病理状态，或者甚至已经进行很多探索的神经症困境的病因性因素。她将应对这些变化的客体关系潜力的需要看作人类困境的关键，取代了放弃俄狄浦斯期客体的需要。从某一个角度来看，这是温和而谨慎的变化；依附与放弃的主题，就像对客体关系的重视一样，在时间上从俄狄浦斯期后移到分离—个体化亚阶段，尤其是和解亚阶段。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一种激进的变化，因为其抛弃了对弗洛伊德/亚伯拉罕地图的组织原则。从这个角度看，马勒重新定义了人类依附的性质：处于紧要关头的不是驱力的满足，而是在与另一个人所有关系中体验到的全部柔情、安全与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