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过渡理论家的马勒
驱力模型中绝大部分理论调和的历史，最好理解为将人与他人关系的体验，尤其是早年的关系体验，整合进发展理论的企图，发展理论是基于驱力能量向永久心理结构转化的。这就需要改变对心理机制的重视，弗洛伊德理论的这个方面被诸如哈特曼和雷派波特等全面接受。在马勒之前，驱力模型对客体关系要求全面性和生动性，只是要求俄狄浦斯期的开始。前俄狄浦斯期的人际体验被整合进弗洛伊德早期理论，仅仅是因为在驱力需求满足与挫败序列中得到了反映。弗洛伊德后期理论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特定危险情景的序列，但还是从其对驱力紧张角度影响来说的（1926a）。安娜·弗洛伊德（1936）关于与攻击者认同和对外部环境防御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对早年人际体验作用的理解，但其应用还是局限于其对特定防御机制的鼓动作用。哈特曼关于早年发展的理论描述了早年现实关系的重要性，包括客体关系，但明显是有意重视心理成长与发展机制而不是关注促进心理成长与发展的人际情景。
马勒著作的主要贡献是对前俄狄浦斯期的环境（客体相关的）因素，以及由此产生的人际体验的重视。共生与分离—个体化的双重性推动了理论对生命最早期的宽广范围内的事务，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表征重要性的理解。马勒几次明确表示，她将心理体验的概念追溯至生命的最初几个月，甚至最初几周。因此，她说：“我相信，正是从母亲—婴儿二元联合体的共生期，个体开始得到了那些经验的初期形式，与先天体质因素一道，决定了人类个体独一无二的躯体与心理的构成。”（1963，p.307）
在提供这个视角的同时，马勒为哈特曼的自我心理学与许多不同的当代理论家之间提供了关键的过渡性联结，这些理论家包括柯恩伯格（1976）、科胡特（1971，1977）、乔治·克莱因（1976）以及罗瓦尔德（1980），每一个人试图创造与人对其生命体验密切相关的心理学理论（Greenberg，1981）。而且，就像乔治·克莱因明确陈述的那样，对体验的新重视使客体关系更加接近理论的核心（1976）。通过对早期二元互动经验（表征的）残留的重视，马勒为他人更加显著地转变驱力模型的微妙平衡，开辟了道路。例如，将分化自我的出现等同于对滋养母亲出现的“自信的期待”，马勒已经接近于将体验等同于机制，而这是克莱因理论创新的中心方面。
不过，马勒对于人际体验与心理机制之间关系的看法，与其后的作者有着关键性区别。即使与驱力模型的前辈相比，她将人际体验追溯至更早的发展时期，即使她强调这些体验的结局以及潜在的客体关系，她最终解释的资源总是由从哈特曼框架得出的观点来平衡。她的著作构成对驱力模型的技术调整，将人际体验与客体关系残留的起始推回更早期的发展阶段，而不是对基本的哲学前提的改变。
马勒的著作是过渡性的，同时也处于精神分析的相关争议领域，即自体概念的理论地位，也是过渡性的。自体是客体关系理论的重要方面，因为从一个角度看，自体是“他人”的逻辑对应体，与他人在一起，你才能处在关系之中。在驱力模型早期元心理学构想中，是从狭义角度来解释客体关系中双方的本质：从其生物学来源的冲动角度看是主体；从其对这些冲动反应的角度看是客体。随着结构模型的出现，以及美国自我心理学家对其的阐述，人们开始仔细考虑客体关系的新方面。不仅冲动和挫败/满足与介入的个体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自我利益、防御的运作、安全需要、超我要求等也介入其中。这就需要阐明客体的本质，以及主体心理活动的本质。
自体概念是哈特曼（1950a）在重新定义自恋时被引入驱力模型的。他所说的“自体”是一种表征、内在意象，在所有关于形成客体表征的理论方面是同一的。虽然这个创新确实引入了“整体人”（与之对应的是“整体”或“恒常”客体）的观点，在其出现在诸如沙利文、温尼科特和冈特瑞普等人际理论家著作中时，不再使用自体概念。哈特曼说的自体是体验的客体；在其他人著作中，自体是体验的主体。这在诸如沙利文的“自体—系统”和温尼科特的“真我”与“假我”概念中十分清晰，驱力模型将每个概念发挥的功能归属于本我、自我与超我的结构。（这两种观点的差异就在于许多驱力模型理论家对“身份”这个术语的偏爱，而不是“自体”，因为前者具有经验的内涵，而不是结构/功能的内涵。）
哈特曼对于自体概念的处理更加保守与粗略。自体不但在心理经济学（除了驱力能量的目标之外）中缺乏地位，甚至没有完整的发展史。就像客体表征一样，自体—表征表现为自我成熟的功能与发展的体验，两者均未得到周密的阐述。哈特曼说的自体似乎悬在半空，没有历史与功能。
客体关系的充分概念化需要自体的概念。正如马勒所言：“脱离客体关系的发展来谈自体的发展给资料强加了难以承受的压力。”（Mahler & McDevitt，1982，p.837）不过，自我的建构不容易整合进驱力模型的三方心理结构中。马勒的理论调和策略为这个问题的解决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她来说，自体不是功能单元，而是重要的发展成就。如同哈特曼所言，自体本质上是自体—表征，但其稳定的建立，与稳定的客体表征的建立一道，是成功的情感发展的标志，而且取决于具体的人际与成熟的体验。马勒关于分离和个体化的完整概念是这种发展的一个方面。这个过程中分离与个体化的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自体，所带来的结果是连续的身份感。马勒在假定关于自体发展观点时，舍弃了新生儿科医生近期的研究，他们强调婴儿出生时的能力与分离（Stern，1976；Brazelton，1981）。这种视角可以使她通过最小化自体的结构角色来保留驱力模型。尽管她将自体定义为“具有经验与结构的方面”，她强调的主要还是前者。她声称“我们认识到‘自体感’总体的描述性与经验性本质，自体的元心理学概念化没有被包含在内”（Mahler & McDevitt，1982，p.845，829）。就像哈特曼说的那样，产生自体的组织、合成与整合功能是由结构自我执行的。
充分的分离与个体化是身份形成的两个重要阶段之一；另一个阶段关系到双性身份的解决（Mahler，1958a）。马勒对形成自身稳定性别感的第二个阶段的描述方式再次呈现了她的调和策略。这个阶段的成功演化需要三个必要条件：必须有前生殖器期的充分整合；必须有与同性父母的成功认同；儿童的自我必须能将关于自体的记忆、观点与感觉形成一个等级分层的、稳固投注的自体—表征的组织（Mahler，1958a，1958b）。这个构想的这些方面，尤其是如此看重父母对儿童性别与性欲的反应，让人想起沙利文关于性别身份发展与自体—形成得到他人评价的总体作用的观点。然而，马勒仍然对驱力模型思想保持坚定的信念，提醒我们父母对儿童的态度出现在由成熟决定力比多位置转化的情景之下。例如，性器期的到来将带来力比多在身体意象的性部位的聚集；“不管有什么样的环境影响，这个过程还是会出现”（1958a，p.81）。
我们再次发现马勒在精神分析思想演化中占据重要的过渡性位置。将自体等同于自体—表征，并否定其作为心理结构的功能作用，她保留了驱力模型的框架。通过强调自体作为发展成就的重要性，并详细描述其稳固建立的必要事件，不仅包括成熟的因素，也包括人际间的交流，包括父母对分离—个体化过程的反应，以及总体的反映评价，她的著作吸收了关系模型重要的深刻见解。而且，她对无功能自体演化所需必要条件的描述，使后继理论家有可能建立对无功能自体演化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