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概念
“精神病学领域是人际关系的领域，人格永远不能与人生活和维持其存在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分离开来。”（1940，p.10）这个看似简单的陈述是沙利文理论的基础，包括认识论、元心理学和方法学的重要含义。他认为，对另一个人的所有认识都是以互动为媒介的：通过观察一个人的所作所为，观察与他互动中的我们自己，倾听他报告他的互动与体验，我们才开始认识他。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料收集者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客观报告者，而总是“参与的观察者”。“人格在人际关系情景下得以显示，而不是其他。”（1938a，p.32）沙利文认为，人格不是一个实体，不是能被感知、认识和测量的有形结构。人格可定义为一种暂时现象、一段时间内的体验和互动模式，只有通过人际互动的媒介才能认识人格。
沙利文将人格研究置于人际域之中，假定了一个较大的元心理学的视野，吸收了怀特黑德的观点，立足的原则是，生命是一个过程，是流动的，永远不是静止的，是连续的一系列能量的转化。沙利文提出“宇宙的终极现实是能量”（1953，p.102）。因此，根据元心理学和方法论，他反对精神分析理论架构中关于结构的隐喻和语言，反对形成假定表现内心“准实体”的概念，诸如超我、自我结构、内摄等。他认为不存在“结构”，只有能量转化的模式——结构即是能量。
沙利文的能量概念不同于弗洛伊德的能量概念，就像当代物理学不同于牛顿物理学一样。对牛顿来说，他的世界观塑造了弗洛伊德及其他19世纪的科学家，世界是由物质和力构成的；能量作用于物质，移动先前存在的结构。因此，对弗洛伊德来说，心理结构区别于能量（驱力），能量驱动结构运动。另一方面，在当代物理学中，物质与力是相互交换的；物质即是能量。对于沙利文来说，跟怀特黑德一样，心理是暂时现象，能量自身随着时间而转化。对“结构”这个术语来说，唯一有意义的参照物就是活动模式；对心理“能量”概念唯一有意义的参照物是全部的精神生活，不是驱动精神生活的可分离的数量。（费尔贝恩在批判驱力理论元心理学时，也持有这种观点，而且更加明确、全面。）
沙利文用“精神动力”这个术语替代了经典的术语“机制”，定义为“相对持久的能量转化模式”（1953，p.103），以“避免已知功能与未知结构的概念联想太接近”（1972，pp.17-18n）。人类的体验由过程的模式组成，不是“具体而实质的机制”（1950a，p.324）。同样，沙利文不是将心理病理看作疾病的“实体”，而是“综合征”，整合与他人关系的特征模式，“生活的过程”。人就是他的所作所为，他所做的可以认识的每件事都是人际域中发生的。
人被“需要”所驱动，在沙利文的系统中分成两大类：满足的需要、安全的需要。这些需要之间的相对平衡是决定情感丰富性和健康的主要因素，用以对抗生活中的限制性困难。这两种需要都在人际域中发挥作用，和自我与他人之间关系有着内在的联系。
满足的需要包括范围广泛的生理和情感的紧张与欲望。许多需要，诸如对食物、温暖和氧气的需要，属于机体与环境互动的化学调节，因而关系到机体的生存。其他的满足的需要属于必须与其他人类进行情感的接触，始于婴儿期简单的“接触的需要”，并在各个发展时期持续发展，需要与他人有越来越复杂而亲密的关系。满足的需要也包括简单而喜悦的能力与功能的练习，始于婴儿“摆弄其本领”时得到的快乐，并扩展为更加成人化的游戏与自我表达（1950a，p.211）。
因为婴儿不能满足自身的需要，婴儿需要的满足就需要他人的参与。沙利文不断强调婴儿在母婴二元体之外是不可思议的：“需要一个照料的人……［因为］……婴儿是不能自给自足的。”（1953，p.37）他发明了所谓的“柔情定理”，来解释婴儿需要的表达引起与母亲互动的整合，使需要得到满足的方式。“所观察到的紧张的需要引发婴儿的行动引起育儿者的紧张……体验为柔情和消除婴儿需要的行为冲动。”（1953，p.39）因此，婴儿需要的表达唤起一种相互的互补性需要，迫使育儿者照顾婴儿的需要。饥饿婴儿的哭闹使母亲产生柔情的感觉，并伴有乳房内乳汁的生理性充盈。婴儿需要吃奶；母亲需要喂奶。成功的整合就达成了。所有其他的满足的需要有类似的作用：它们的表达唤起他人的互补性需要。满足的需要通常以“整合趋势”发挥作用；如此，婴儿的每个需要“从一开始就是固有人际关系的需要”（1953，p.40）。
需要的满足要求机体与环境进行交换，这些交换被定位于沙利文所说的“互动区域”，发挥“集体共存的必要种类的终点站”的作用（1953，p.64）。婴儿的基本区域包括：口腔、视网膜、听觉、触觉、前庭觉、运动觉、生殖器和肛门。这些互动的作用的区域不是产生自身能量与动机的来源，而是更加一般性需要满足的渠道。这些区域互动中“多余”的没有用于其他需要的能量，可以被体验为一种锻炼这些区域的欲望，随着这些区域的成熟，需要表现为各种能力。例如，除了获取营养和接触的需要之外，通常还有一种吸吮的需要。在沙利文看来，只有这些单纯的区域的需要才能自给自足地得到满足。例如，吸吮拇指可以为口腔区域多余的能量提供满意的释放。不过，区域互动的基本功能是为其他方提供渠道，促进需要满足所必需的人际关系整合的发生，发挥整合趋势的作用。
婴儿只有某些满足的需要是出生就有的，其他的，尤其是情感的需要，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沙利文将情感的需要归到“柔情的需要”这个标题之下，在发展过程中要经过各种转化，开始于婴儿最早的身体接触的需要，“与活人接触的需要”（1953，p.290）。于是，沙利文按照所寻求的普遍关系描绘了各个发展时期：儿童（1到4岁）寻求成人的参与，作为其玩耍和成就的“观众”；少年（4到8岁）寻求与其他少年的竞争、合作和妥协；青春期前的青少年（8岁到青春期）寻求与同性、“死党”建立亲密、合作和爱的关系；青少年晚期（青春期之后）寻求与异性建立亲密、合作、爱和性关系。每个发展时期的开端都会出现对新的、更加亲密的关系的需要。这些人际交往需要不能满足会导致孤独感，用沙利文的话来说，是人类最痛苦的体验。
如果活着只关注各种满足需要的出现，按照沙利文的说法，生活将变得简单而舒适。各种需要的发展使你去接触他人，促使他人产生互补性需要，形成成功的人际交往的整合。美中不足的是，简单生活和成功整合面临潜在威胁，那就是焦虑。沙利文认为，焦虑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巨大的影响，其特点源于婴儿体验到的环境。
婴儿对焦虑的体验等同于“恐惧”。恐惧不是由强烈的感知紊乱（如大的噪音或寒冷）引起，就是由对机体存在或生物完整性的危险（饥饿或疼痛）造成的；焦虑，沙利文对这个词的使用有高度的特异性，是被育儿者“感染”的。他认为，周围人的焦虑会被婴儿识别，即使这种焦虑本质上与婴儿本身没有任何关系。他将焦虑传递的过程称之为“共情联结”。因为其来源，焦虑状态在婴儿体验中是独特的，并逐渐统治其生活。所体验到由满足的需要产生的其他紧张，都是可以改善的，有所助益的。婴儿表达其他需要时，诱发育儿者的柔情感，导致育儿者与婴儿的成功整合，从而解决了最初的紧张。焦虑就不是这样了。焦虑的婴儿表达其不适，育儿者同样产生柔情感，试图去处理婴儿的需要。但对于焦虑，育儿者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首先他是婴儿焦虑的原因；他的注意，尽管是出于好意，却让婴儿更加接近其焦虑状态，使婴儿更加焦虑；婴儿变得更加苦恼，给育儿者造成了更大的焦虑，反过来加重了儿童的焦虑。
这种灾难性的滚雪球式的忧虑是出生最初几个月中最强烈的体验。事实上，沙利文认为，儿童学到的最初的分别，他/她在生活中取得的最初的辨别力，是可以区分非焦虑状态（包括放松、不紧张的时间，以及各种要满足的需要的出现与解决）与焦虑状态。所有其他的紧张都是可以处理的，而且以整合的趋势起作用；焦虑无法得到控制或解决；有失整合的趋势，干扰其他关于满足的可能整合。面对强烈的焦虑，婴儿跟成年人一样，不能成功进食、交流柔情、玩耍等等。最早的焦虑体验无情地折磨着婴儿，而且无法逃离。
婴儿拥有的认知或组织技能是有限的；因此，对育儿者的最初体验是“模糊的，漫无边际的，有着极端的舒适与不舒适的方面，本质上只有暂时重合与延续的关系”（1950a，p.310）。感受到的他人是整体的，没有分别的。因为母亲有无焦虑是婴儿是否出现焦虑的决定因素，沙利文将婴儿最初体验中可以辨别的非焦虑和焦虑状态分别命名为“好母亲”和“坏母亲”。千万不要将“母亲”这个词与现实的母亲混淆。从婴儿视角看，区分焦虑与非焦虑的他人优先于他人可能想做出的其他区分。“好母亲”与“坏母亲”是复合性的化身，前者由婴儿开始接触重要他人所产生的所有非焦虑的、柔情的体验组成，后者由接触同样的他人所产生的所有焦虑的体验组成。
我们曾提出，在弗洛伊德的驱力/结构理论中，婴儿创造了客体，作为合成驱力自身要求的内在特征的推断和认识。在沙利文的人际/结构理论中，婴儿发现了客体，或者更进一步说，发现自己处在与客体的关系之中。根据沙利文对婴儿体验的现象学的解释，自我意识的初现是开始辨别两种整体状态导致的：紧张和欣快（“好母亲”）与不断出现的、可怕的焦虑发作（“坏母亲”）之间有节奏的摆动。这些词汇指的不是一个有区别的“他者”、自体的分化，而是两种融合的、未分化的存在状态，自体的映像和他者的映像是融合在一起的。因此，通过发现自己陷入的两种互动，婴儿开始觉察到自己。有时，他参与人际间的整合，由某些感觉到的需要激发，唤起育儿者的互补性需要，形成成功的整合与解决。有时，他参与人际间的失整合，由育儿者的焦虑所激发。
只有经过一个逐渐的过程，这些总体状态的各种成分——育儿者和婴儿各自的特点与作用，才能梳理开，才会有点分别被感知的感觉。在沙利文看来，育儿者作为他人的实际特点，不管是其被理解以及清楚表达之前还是之后，对儿童有巨大的影响。父母的性格是儿童人格结构化的媒介。育儿者没有焦虑与充满焦虑的功能区域的分布，设定了儿童去体验自己的背景，父母回应的细微差别与儿童所有的自我觉察交融在一起。在沙利文的系统中，婴儿在整合到与育儿者的互动之前是没有心理学的存在的，通过复杂的发展过程，他/她发现了自己以及“客体”。
沙利文感觉将早期体验的残留归为感知是不正确的；它们太模糊，太不清楚，太难触及，难以被感知。他将这些早期的映像和感觉，以及因为没有被清楚理解和表达而保留的后期体验方面，描绘为“领会”。婴儿对“坏母亲”的领会，充满并涌动着焦虑，与对“好母亲”的体验形成鲜明的对照，“好母亲”充满柔情，对每一个需要作出回应。
沙利文将安全定义为没有焦虑[1]。因为早期焦虑有着有毒的特质且不可回避，安全的需要就成为婴儿能力发展中的主要关注点，并持续终生。婴儿如何能逃离焦虑？沙利文描述一系列的过程，婴儿首先学会区分与非焦虑母亲相反的焦虑“信号”——皱眉、紧张的姿势等等。这些最早期的理解就被记住了，因为这是有用的。婴儿学会期望出现的是焦虑的还是非焦虑的母亲。婴儿逐渐意识到好母亲与坏母亲是同一个人，并理解他的有些行为让母亲更加焦虑，有些让母亲不那么焦虑。这个发现大约1岁时达到顶峰，因为语言的出现得到促进，婴儿开始发展一套复杂的过程来控制母亲的焦虑，通过共情联结，从而控制了自己的焦虑。这些过程需要约束婴儿体验的模式，并阻断这种体验的某些维度，使其不能被感知。这给我们带来沙利文的自体的概念，需要暂时岔开话题，说一下他对这个概念的使用。
沙利文以高度专门化和特异的方式使用“自体”这个词，其内涵与其他的作者不同。他关于自体的构想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的阶段。在其早期关于精神分裂的论文中，他借用学院派心理学的词组“自我关注的情感”，一般意义上指的是精神分裂症前和精神分裂症病人典型的糟糕透顶的低自尊。
19世纪30年代，沙利文关于自体的构想变得更加具体化，他开始区分自体与人格。人格指的是人的全部的功能，是可以通过显著的行为和体验模式进行描述的。自体指的是人格之中体验的特定的组织，是由人关于自己的体验的映像和观点组成。你的人格是“你是什么”；你的自体是“你如何看待自己”。沙利文的理论建构主要吸收了G·H·米德的社会心理学观点，你如何看待自己总体上是别人如何看待你的产物；“我们每个人都根据我们感觉到的别人对我们的反应来建构我们人格的主体信念，这逐渐组成了自体”（1972，p.64）。“自体可以说是由来自他人的评价组成的。”（1940，p.22）因此，人格具有“一分为二的特征”；与重要他人的评价一致的体验就组织成“自体”；与重要他人的评价不一致的其他体验是“额外的自体”，在人格中发挥作用，但未被识别和认识。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合理化、自欺和贬低他人（需要将讨厌的人格特征转移到他人身上），自体在人格中永驻并得到保护[2]。
在其后期演讲中，沙利文对自体发展变化的描绘变得更加精细，超过了米德的工作；自体不再是他人评价的简单集合体。自体被认为是复杂的体验组织，来自但并未摆脱儿童与重要他人的互动：“自体系统，远非育儿者的某种功能产物，或与育儿者的认同，是为了避免焦虑升级的体验的组织。”（1953，p.166）
婴儿最初对体验的组织是建立在区分焦虑状态（坏母亲）与非焦虑状态（好母亲）基础之上的。随着儿童认知能力的成熟，他开始预期母亲的情感状态并将他的行为与其联结在一起。体验和行为的有些方面与母亲的评价一致，诱发更多的柔情并减少焦虑；因此，通过共情联结使得儿童的焦虑减少。沙利文将人格的这些方面命名为“好我”。体验和行为有些方面使得母亲更加焦虑，因此，通过共情联结，使得儿童也更加焦虑。这些方面就是“坏我”。人格的某些方面诱发母亲的强烈焦虑，从而让婴儿产生强烈的焦虑。这种体验对婴儿来说是可怕的，导致对事件的遗忘，产生强烈焦虑的沉淀。这样的体验完全是未知的、未整合的。沙利文将人格的这个方面命名为“非我”。通过共情联结，婴儿所有这些典型的体验受到其诱发的母亲情感回应的影响。最终不再需要母亲反应的参与阶段：好我的体验伴有安全感和放松感；坏我的体验伴有焦虑的增多；非我体验被强烈的焦虑掩盖。在婴儿努力控制焦虑时，自体系统使用基本的体验组织，试图将觉察限制在好我经验的内容上。自体系统，通过控制觉察来驾驭婴儿体验的过程；在正常情况下，这个过程总是受到父母认可和非焦虑体验与行为的指引，远离那些伴有父母焦虑的体验和行为。随着儿童的成熟，自体系统的功能变得更加复杂。为了最小化焦虑，不再只是凭借控制觉察，而是使用一整套的过程，沙利文称之为“安全操作”。后者将对“焦虑点”的注意分散至感觉更加安全可靠的其他精神内容之上，经常给予一种错觉式的力量感、地位感和特别感。绝大多数的安全操作包括“自体不切实际的优越的构想”，有助于克服焦虑（1940，p.121）。通过这些装置，自体系统往往会保持自体在童年早期形成的形态，由此保持其在人格中的“分离”。从坏我和好我得来的新体验与新需要会唤起焦虑，因此就被回避了。人往往待在相对不会引起焦虑的那些人格区域之中。
自体系统一个最为常见的安全操作会唤起虚拟他人的出现。绝大多数人的关系往往被“错觉的两组模式”所统治。当自我系统在与他人的关系中预期到焦虑和对自尊的威胁时，虚拟模式就强加于体验之上；这包括自体的映像以及他人的相应的映像。（这些模式包括：无助而值得帮助的自体/神奇而有同情心的他人；受害的自体/有力而暴虐的他人；特别的自体/满怀钦佩的他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在不停地预期，使我们必须将这些旧的错觉模式投射到所有的新体验之上。“我们试图预见行动；我们将其预见为象征他人的行为。”（1953，p.359）不过，焦虑和安全操作对生活的控制程度，错觉式的两组模式，借用过去的整合，不是扭曲就是完全模糊了当前的实际关系。沙利文将这些关系命名为“人格失调的整合”，“除了说话者察觉到的人际情景之外，同时还存在另外一个人际情景，与其主要的整合趋势极为不同，说话者或多或少对此是完全察觉不到的”（1936，p.23）。这些典型的、强迫性的、错觉式的整合既不是简单地富有幻想的纯粹内向性的创造（例如，克莱因理论中的自体—客体构造常常如此），也不是关于普遍需要的标准模式（例如，科胡特理论中的自体—客体构造）。“我—你模式”成为体验中习惯性扭曲的基础，总是来自于真实他人的实际体验，如果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自体在其中体验到些许安全感或控制感，此后在面对焦虑时就会误用。“从其在具体体验和真实人际情景中的起源来看，每个人的人格化都有其发展史，一个人必须要生活在一系列的人际情景之中，就其功能是否足够而言，这些人格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938a，p.79）
因此，在沙利文的系统中，关于焦虑的焦虑是所有心理病理的核心，组成基本的自体组织原则。焦虑的最初体验，因为引起如此强烈的无助感和被动感，抛下了恐惧的残留，对于焦虑的体验，哪怕是微小的焦虑，都会产生恐怖的态度。自体的运作完全是基于安全的需要，其基础是尽力避免焦虑，自己和他人眼中的权利、地位、尊严是通向安全的最宽广、最明确的路线。因此，在沙利文看来，自体就发挥了负性的保护功能：保护人格的其他部分免受焦虑的威胁，并保留可以享受满足与快乐的安全感。
在沙利文看来，生命是满足的需要与安全的需要之间普遍的辩证统一。要求需要满足的体验本质上是“自私的”，不需要特别的自我反思、自我扩张和自我组织。基于需要满足的生命在简单地流动。焦虑不断打断这种流动，而且，因为我们对焦虑的恐惧，这是童年早期遗留的问题，焦虑唤起安全的需要。对安全的追寻是由自体的作用来执行的，是弥漫性的。通过创造错觉样的对生活的权利和控制感，自体驾驭注意力，不去注意生命流动中出现的焦虑。所有安全操作始于“我”感与“我的权利”感，透露出一种虚假的控制感。
沙利文在其著作中的不同地方（“我们自豪的自我意识”；“吵闹的自体”）用不同方式描述了自体的运作。它们均反映出使自体能够减少焦虑的自恋和幻想的特质。“我们每个人最终会被你所珍重的自体所占据，使我们免受质疑和批评，通过赞许得以扩展，都不太重视其客观的可以观察到的表现，包括明显的自我矛盾。”（1938a，p.35）追寻安全的核心目标是支撑和保护这种“珍爱的自体”。因此，追寻满足与追寻安全之间存在持续的紧张。前者导致与他人简单的、建设性的整合，快乐地执行其功能；后者导致与他人的失整合，非建设性的整合，自我陶醉的幻想和错觉。“任何人际情景就倾向于激发再次确认自我重要性的驱力与其他通过合作寻求满足的驱力之间的冲突。”（1972，p.72）对安全的追寻，如果得不到遏制和注意，就会将对满足的快乐追寻排除在外：“与追寻满足和享受生活相关的意识内容充其量是微不足道的。正是你的声望、地位以及别人感觉到的你具有的重要性……统治着你的意识。”（1950a，p.219）
因此，沙利文觉得，以各种形式和各种操作追寻安全就变成了绝大多数人超价的动机原则。安全操作霸占并扭曲了人际情景，充其量使满足的需要处于次要地位。心理健康可以用追寻满足与追寻安全之间的平衡进行衡量：“你是否有点焦虑这个事情，总体而言，是决定人际关系的基本影响，也就是说，它不是原动力，不需要人际关系的存在，但它多少还是指引了人际关系发展的过程。”（1953，p.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