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理论
费尔贝恩广博贡献的中心蕴含着对经典动机理论——驱力理论的批评和重新构想。驱力理论中基本的动机单元是冲动。冲动是驱力紧张的衍生物；为心理装置（apparatus）的所有活动提供能量。费尔贝恩指出，尽管弗洛伊德后期著作强调自我与超我的功能，以及人格更加社会化的维度，尽管克莱因著作已经阐明了内在客体的复杂理论，经典理论与克莱因理论中动机能量的来源仍然是本能冲动。关于自我及其客体的心理学一直是附加于早先冲动心理学之上的。费尔贝恩认为驱力理论的基本假设是错误的、误导的；他在最宽泛的角度将其著作看作是“在一套不同的基本科学原则的基础上重新解读弗洛伊德的观点”（1946，p.149）。重新解读的第一步就是“重组与重新定位力比多理论”（1941，p.28）。
弗洛伊德系统中最显著、最常见的特点是，心理装置功能向着紧张调节推进，也被称之为快乐原则。所有冲动的终极目标是减少躯体紧张，其体验就是快乐[1]。最初的冲动是没有指向的，是一定量的紧张在等待削减。冲动最容易摆布与互换的方面就是客体。只有外在客体出现并确实可以减少紧张时，冲动才会指向外在客体。
费尔贝恩对驱力理论的不同看法集中在两个基本原则上：力比多不是寻找快乐而是寻找客体；冲动与结构是不可分的。第一个可以理解为克莱因修正驱力理论的扩展。克莱因认为客体不是通过体验继发性地附加在冲动之上的，而是从一开始就建构在冲动内部的。在她看来，尽管驱力概念的本质有微妙且隐蔽的变化，冲动的基本目标仍然是表面上的快乐，而客体只是到达那个终点的手段。费尔贝恩逆转了这种手段/终点的关系。他认为，客体不仅从一开始就建构在客体内部，而且力比多能量的主要特点就是寻找客体。快乐不是冲动的终极目标，而是到达其真正终点——与他人关系的手段。
第二个原则，也是与费尔贝恩修改力比多理论密切相关的原则，就是能量与结构是不可分的。对弗洛伊德来说，冲动是与自我不同且分离的能量包，自我与超我共同使用能量来进行各种躯体和心理的活动。能量与结构是分离的假设，是弗洛伊德在其结构模型中区分不同心理构成的基础，认为本我是没有结构的，其能量是没有指向的，而自我具有使用能量的过程与机制，但没有自己的能量。费尔贝恩认为，这种将能量与结构的分离源于19世纪的物理学观点，将宇宙看作是“由静止的、永恒的、不可分的粒子组成的聚合物，运动的传递是通过一定量的，与粒子自身分开的能量促成的”（1944，p.127）。这种结构与功能的分离、质量与能量的分离，跟20世纪的物理学是完全不相符的，因为已经证明质量与能量是完全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弗洛伊德的动机理论关于物质与能量属性的基本假设可以看作是时代的错误。
从费尔贝恩的观点看，弗洛伊德对本我与自我的区分，以及其关于冲动是继发性地附着于客体的无指向能量的观点，导致语言的误用。人类通过具有某种特征的过程进行运转。我们可以对这些过程以及我们认为支撑这些过程的能量的区分进行语言上的区别。然而，对一系列连续的经历与活动的两个方面进行这样的区分，并不一定表示能量与活动在现实中实际上是分离的，并不意味着二者从属于不同心理结构，有着各自功能的规则与原理。在费尔贝恩看来，经典的元心理学所做的，就是将人类看作是能量的指向性（指向客体）运作，并在这个人类过程之上，人为地进行活动与支撑活动的能量之间的区分（见Schafer，1968，对驱力理论使用的语言以及某些类似用语的批判）。这种语言上操作的结果是，留下了一系列无能量的结构（自我）和一个无结构的能量池（本我）。这种观点的拥护者认为必须坚持能量/本我原则，否则会有什么其他的东西驱动心理装置这台机器？不过，在费尔贝恩看来，将自我视作装置，没有能量结构的观点，是对最初能量化与结构化人类行为的语言上的扭曲。因此，不存在自我与本我的分离。不存在继发性地指向客体的无指向的能量池。自我结构有能量，自我结构就是能量，能量从一开始就是结构化的，并指向客体的。冲动不能跟自我赖以建立的这些结构和客体关系分离。费尔贝恩认为，“冲动”这个词的唯一用处，是可以用来描述这些结构的活动与动力的方面（1944，p.88）。
如果将力比多理解为寻求客体而不是快乐，将冲动理解为自我结构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与其相分离的，会有什么不同呢？语言的抽象性会误导读者，将这些看作是犹太法典式的、神秘的理论的区分。然而，费尔贝恩所提出的实际上是关于人类动机、意义与价值的本质上不同的观点。根据经典驱力/结构模型的说法，婴儿生下来与他人基本上没有联结，而是寻求紧张的减少；他与他人的联结只是继发性的，因为他人用来减少其紧张，并为他提供快乐。费尔贝恩提出，婴儿从一开始就是趋向他人的，他寻求关系有其生物学生存的适应性根源。
其他物种的动物一出生就展现出各种预排程序的本能行为，将其与母亲联结在一起。这些刻板的、预排程序的模式，绝大多数在婴儿这里是缺乏的。费尔贝恩认为婴儿就像低等动物一样，也是趋向现实，趋向母亲的，但是没有预排程序的本能行为，婴儿接近母亲的路线是很“粗略规划的”（1946，p.140）。生命最初几个月的明显杂乱与随机行为反映的，不是婴儿满足自己需要的原初的“自恋”或自体性欲阶段，且不需要指向客体。明显的随机性反应只是缺乏经验。费尔贝恩推断，因为没有内置的模式，婴儿需要时间去学会如何与母亲建立联系，并组织与母亲的关系。
费尔贝恩所提出的理论转变不仅关系到生命最初的几个月，而且也关系到对成人动机中基本力量的看法。费尔贝恩提出，人类的行为与经验不是源于一系列没有指向的、寻求释放的紧张，也不是建构在各种躯体快乐的渴求之上，这些快乐得到进一步的调整，并转化为社会接受与认可的行为。他认为人类的经验与行为本质上源于寻找并保持与他人的联系。“这种观点所基于的临床资料可通过一个病人对这种影响的高声抗议加以概括——‘你总是在说我想要这个，想要那个，就是愿望的满足；但我真正想要的是一个父亲’。”（1946，p.137）心理病理可以理解为不是源于寻求快乐满足的冲动带来的冲突，而是反映了与他人关系中的混乱与干扰。分析过程可以理解为不是要解决寻求快乐的冲动带来的潜意识冲突，而是经过这个过程，恢复与真实他人建立直接且全面联系的能力。因此，费尔贝恩所提出的动机理论原则的改变并非微不足道；而是为看待人类经验的完整性提供了不同的概念框架。
费尔贝恩的系统是如何看待快乐的？当然，提供强烈感觉经验的躯体快感区在人类事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费尔贝恩没有否定快乐的重要性，而是将其置于不同的语境之中，快乐被看作是达到目标的手段，即“客体的指示牌”（1941，p.33），而不是目标本身。躯体为各种类型的感官快乐与活动提供了机会，主要通过性快感区，寻求客体的自我将之用于联系的场所及与他人进行联结的模式。这些快感区不是被看作产生需求释放的紧张包，而是提供通向客体的道路。婴儿的第一个客体就是母亲的乳房，他寻求与乳房的联系，以保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既是生物的，又是情感的。他“寻找”乳房，但是其内置的口腔反射使他能够与乳房联结并使用乳房。嘴就成为生命最初几个月中的突出“区域”，因为通过生存的适应，它是婴儿躯体最适合与乳房建立联系的部分，并与之交换快乐。他用嘴达成“乳房的寻求”。
同样，健康成熟的关键点是具有与他人保持丰富而亲密的相互关系的能力。生殖器可能就成为这种交流最为强烈而恰当的媒介。不过，在弗洛伊德/亚伯拉罕的发展范式中，“性器首位”被看作是至关重要的发展，随着联结的成熟，就出现继发性的性心理目标的衍生物。费尔贝恩则认为，保持亲密关系的能力才是关键而首位的，然后才有可能具有真正的生殖器功能，是这种建立亲密关系并保持相互关系的能力产生的结果（几十年以后，自我心理学派对性器首位的概念做出了类似的修改；Ross，1970；Lichtenstein1977；Kernberg，1976）。在经典模型中，快感区及其紧张决定了联结的性质。对费尔贝恩来说，与重要他人的关系才是首要的；快感区只是这些关系的渠道与设备。“不是力比多的态度决定了客体关系，而是客体关系决定了力比多的态度。”（1941，p.34）快感区为力比多提供与他人联结的各种手段，费尔贝恩提出，力比多选择可能获得的最好的快感区，“具有最小阻抗的”区域。
费尔贝恩如何解释明显由寻求快乐激发的，跟具体客体没有关系的，纯粹的享乐行为？他认为这反映的不是人类动机的基线，而是更加基本的寻求与他人建立快乐关系失败的继发结果。婴儿从一开始就是现实导向的（客体导向的）；纯粹的寻求快乐是自然的（与客体联结的）力比多功能恶化的反应。通过紧张释放获得快乐的作用就是一个安全阀；其功能不是取得力比多真正目标的手段，而是“缓和这些目标失败的手段”（1946，pp.139-140）。（科胡特后来将这些纯粹的寻求快乐的冲动命名为“失整合产物”。）
从费尔贝恩的动机理论角度看，经典的力比多理论的解释作用是有限的。对他来说，力比多理论认为各种渠道和技术是用来调节自我的客体关系，并赋予其极为偶然的动机力量。经典理论错将手段认作目标。在一篇关于癔症的论文中，费尔贝恩认为癔症的转换过程是用躯体的紧张替代情感状态（1954）。情感的剥夺与渴望转换为躯体的紧张与需要。关于性快感区的经典理论是癔症转换过程的产物。这个理论接受自我关注非个人化的躯体紧张所使用的计谋，将与客体联结的非常基本的努力与挣扎降格为次要位置。
有人会提出疑问，既然费尔贝恩使用力比多表示人类体验的一般特点，人类体验是趋向他人并需要与他人建立关系，而不是特殊形式的能量或快感，他为什么还要保留“力比多”这个词？他对这个词的保留保持了力比多作为实体的意义，是独立于人自身的，并对人提出需要。在答复巴林特提出诸如此类的批评时，费尔贝恩更是进一步完全抛弃了这个经典之词：“我现在更想说，是拥有力比多能力（不是力比多）的个体在寻求客体。这种重新构想意在避免出现本能的实体化。”（转自Guntrip，1961，p.305）
力比多拼命要得到的“客体”的本质是什么？在经典驱力理论中，客体促成了冲动的最终目标的达成——消除紧张。就本能冲动来说，他人、他人身体的一部分、主体身体的一部分、非生物性世界的一部分，诸如此类，任何东西均可以成为其客体，完全取决于这些东西在联想上是否与消除冲动的紧张有关联。对费尔贝恩来说，力比多在被剥夺或受到干扰之前寻求的客体，即“自然的客体”或者“原初的客体”，就是他人。跟沙利文一样，费尔贝恩认为与他人建立各种联结的需要有一个自然展开的成熟的发展序列，就是从婴儿式的依赖到成人之爱的成熟的亲密。如果与他人的关系没有问题，如果能建立并保持与他人令人满意的联系，心理学就只是个体与他人关系的研究了。然而，费尔贝恩感觉对于现代人来说，事实并非如此。与他人的关系，尤其是最初对于养育人的婴儿式依赖的需要，变得令人不满意，变“坏”了。费尔贝恩提出，造成这种普遍剥夺的一大因素，就是文明对母婴联结的干扰。只要躯体的无助和依赖有需要，其他的小动物就可以一直与母亲保持直接接触。对于人类来说，因为对母亲有很多其他的像家庭、经济与社会的需要，这种强烈而不间断的接触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费尔贝恩所认为的非自然分离造成的结果，就是与客体的早期关系变“坏”，或者是剥夺性的。这种情形太过痛苦，导致难以渴望并依赖客体，因为绝大多数时间里，客体在躯体或情感上是缺位的。因此，儿童在内心建立了内在客体，以替代并解决与真实外在客体的令人不满意的关系。这些客体总体上是补偿性的，非自然的，不是由力比多寻求客体的生物学本质决定的（1941，p.40）。与“自然的客体”、真实他人的关系受到的干扰与剥夺越大，自我与内在客体建立关系的需要就越强烈。因此，在费尔贝恩看来，心理学“研究的是个体与他人的关系”，而心理病理学“研究的自我与其内化的客体之间的关系”（1943a，p.60）。其理论中的内在客体被定义为心理病理性的结构。通过什么样的机制，与真实外在他人的积极与健康的体验记录在心理之中并促进自我的成长，费尔贝恩没有设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就像沙利文关于自我系统的构想一样，费尔贝恩关于客体关系的理论阐明了心理病理的本质，但是对于健康成长的基础与机制的看法是含混不清的。
攻击在费尔贝恩的动机理论中的作用是什么？费尔贝恩着重强调了攻击的临床重要性。对他来说，就像1920年以后的弗洛伊德理论一样，攻击不仅仅是力比多的构成部分或转化，而且从力比多吸取其显著的能量。这种能量，尽管数量上与力比多不同，其存在只是一种潜能，不是要求表达的“驱力”。攻击使用具体的躯体装备（最为明显的是牙齿与咬）来实现其目的。不过，与克莱因以及经典的双本能理论的拥趸者不同，费尔贝恩认为攻击不是原初的动机因素。攻击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对原初动机目标——渴望与客体接触受挫的反应。因而，攻击不是“自然的”，而是满足客体关系失败造成的继发性衍生物。尽管攻击在费尔贝恩的系统中不具有原初的动机力量，但确实具有很大的临床意义。由于文明对母婴二元体自然发展普遍存在的破坏性影响，强烈的攻击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自我必须处理攻击的挣扎以保持好的客体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