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力/结构模型的基本假设及其应用

驱力/结构模型的基本假设及其应用

驱力/结构模型的基本假设始终贯穿于弗洛伊德的理论观点之中，使我们能理解它们形成时他正在处理的问题，并把驱力模型方法用于解决当代精神分析理论中的问题。让我们回顾一下基本假设：

1.精神分析研究的单元是个体，可以看作是离散的实体。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来说，人不是“政治动物”；他不需要社会组织让他来实现他的真实的人类潜能。社会给予本已完整的个体以保护，但代价是放弃许多最重要的个人目标（1912-1913，1930）。因此，有可能甚至有必要脱离人际关系情境来探讨一个人，这种方式在亚里士多德、卢梭、沙利文或费尔贝恩提出的基本假设下是不可能的。

2.因为可以在有意义的心理方式下探讨个体，就可以探讨调节一个生物体中能量分配的“恒定性原则”。恒定性原则认为心理机构的目的就是让个体内的刺激水平尽量靠近零。因此，它提供了驱立/结构模型的最早期动机假设；个体的基本目标是实现恬静的状态，获得摆脱内生刺激压力的自由。

3.随着驱力模型的充分发展，在恒定性原则影响下逼迫被释放的刺激的本质在本能驱力理论中被概念化了。人类每个行动的起源都可以最终追溯到驱力的需要，虽然行为的完整解释要求我们将反对其压力的力的分析包含进去。从内容角度来看，驱力可以约为源于人的生物遗传的两套独立的需要。他们的起源根本不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他们与社会的关系正如洛克提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术语“天赋权利”（Locke，1690）。对于两个假设驱力，弗洛伊德的大量解释性假设依赖于性的涌动，早期驱力模型思考的要旨依赖于对其运作的说明。

4.没有固有的客体，没有预先注定的与人类环境的联结。客体是个体从驱力满足和挫折的经历中“创造”出来的。弗洛伊德认为客体必须适应冲动，而关系模型理论家认为冲动只是与客体的一种关系。

精神分析模型是广义理论，试图解释大范围的已有资料。然而，模型的力量在于其灵活性与扩展性。一个强大模型的存在导致新观点的产生，模型的成功有赖于在基本假设下解释新现象的能力。模型与科学资料是相互作用的关系，如果不能解释形成最初观点的现象之外的现象，模型就不能存续。

弗洛伊德的心理理论的建构始于现象的研究，这些现象来自其对一组相对局限的障碍的研究：癔症与强迫障碍的“移情神经症”。即使在心理病理学的领域，许多综合征也被认为超出了精神分析的研究范畴；包括“现实神经症”（焦虑神经症和神经衰弱）、精神病和抑郁。这些问题，在今天从精神分析的核心思想（性格形成及其与生活困难的关系可能是最清晰的例子）来看，在弗洛伊德发展驱力/结构模型的阶段不是他思考的重点。

尽管研究领域有限，弗洛伊德从一开始就想据其所见建立一门普通心理学。在移情神经症基础之上建构了一个理论后不久，他继续对其进行扩展以期涵盖个人与社会发展的更广泛领域的问题。弗洛伊德作为思想家的视野绝对超越任何一位精神分析师。最终，他的写作实际涵盖了心理病理的所有领域，涉及个体正常发展的许多方面，也包括文明的演变与意义的许多重要方面。然而，在每一个领域中，他始终基于驱力/结构模型的基本假设之上。这是模型力量的指标，展现了弗洛伊德作为一个理论家的技艺。

当代精神分析思想中一个最富有争议的问题，对客体关系问题有着决定性影响，关注将人联系在一起的基本联结的本质。鲍尔比（1958，1969）的著作就直接研究这个问题，而且毫无疑问，也是贯穿玛格丽特·马勒著作中的主题思想。处理这个问题的特殊方法是哈特曼（1939a）提出的“一般可预测环境”概念的主旨，而且奠定了柯恩伯格（1976）在研究早年发展中客体关系作用的地位。也许，沙利文（1953）提出的“群体存在”概念最为清晰地表达了关系模型对于这些联结的看法，认为与他人的相互关系是人类的一个基本部分。

就驱力模型而言，社会联结是第二位的；取决于他人促进释放源于驱力需要的能力。尽管人们通常在某种程度上可能非常适合发挥这项功能，但在这一点上，驱力模型中的客体概念并没有承认其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然而，没有哪个观察者，当然包括弗洛伊德，可以忽视人们彼此间形成的社会联结的重要性。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心理病理学的范畴，是检验模型灵活性的重要工具。

弗洛伊德在许多出版物中提到社会联结这个问题。在《图腾与禁忌》（1912-1913）中，他将其个体心理学的原则应用于原始社会的组织，发现他们的许多宗教活动是为了控制潜意识的敌意、乱伦的渴望以及矛盾的情感。在这本书以及后来出版的《文明及其不满》（1930）中，弗洛伊德认为社会本身是建立在人类需要放弃固有本能倾向基础之上的。因此，社会就像结构自我一样，是驱力的继发衍生物：其形成的目的是为了可以得到一定量的驱力的满足，从而获得更大的控制力。

弗洛伊德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中对人类社会关系进行了深入讨论。因为他提出了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联结的本质，这些看法也是对后来关系模型理论家的观点的回应。他一开始就指出：“在个体的心理生活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作为榜样、客体、帮助者、敌对者的他人；所以个体心理学，在该词这种扩展了的而且完全合理的意义上来说，同时也就是社会心理学。”不过，他人不可避免的卷入并不意味着个体心理学就是群体心理学；恰恰相反。弗洛伊德坚持认为“社会本能可能不是原始的本能，且不易分解”，实际上，社会现象完全可以用个体心理学的观点来理解，个体心理学“探索人类寻求满足本能冲动的途径”（p.69，70）。驱力模型可以告诉我们需要了解的关于作为群体成员的人类生活的全部。

这使得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群体成员之间是如何互相影响的？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关系到我们理解人们如何长大成为自己这个心理问题。这个问题的一个核心部分就是情感状态的交流。例如，沙利文认为焦虑的出现是一个被重要他人的焦虑“接触传染”的过程（1953）。科胡特（1977）扩展了这个观点，将多种多样的情感状态的共情性交流包括在内。

但是，就像社会心理学自身一样，接触传染在驱力模型的框架内是可以减少的。弗洛伊德认为“毫无疑问，当我们觉察到别人情绪的信号时，我们身上所存在的东西往往使我们陷入同样的情绪；但是我们有多少次成功地抵抗过这一过程，抵制这种情绪并以完全相反的方式做出反应？……我们只好说，迫使我们服从这种倾向的东西是模仿，诱发我们这种情绪的东西是……暗示性影响”（1921，p.89）。

一旦情绪影响变为暗示，弗洛伊德就处于他熟悉的驱力模型的范畴。从他早年从事催眠以来，暗示就是一个吸引他注意的概念，而且他一直以来的观点就是，暗示就是暗示，是一个不可约的现象。而且，暗示完全是由个体间力比多关系的本质决定和解释的。因此，群体行为（乃至家庭动力学的许多方面）就可以纳入驱力/结构模型的解释框架之内。

驱力/结构模型发表之际，哲学和心理学研究已经开始探讨群体心理学的问题以及人类社会联结的本质。精神分析师近年来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发展，在弗洛伊德建构其理论结构时没有明确提出，一直以来有许多不同的看法，诸如绝对依赖、成熟的依赖（Fairbairn，1952）、分离与个体化的达成（Mahler，1968），以及统一自体的演变（Kohut，1977）。每一个发展成果都源于从儿童最早阶段的依赖向更高级的客体关系的进展，似乎增添了精神分析早期模型所缺少的一个维度，弗洛伊德称之为“发展线”（1965），其不在驱力模型的范畴之内。我们的问题是，弗洛伊德的理论是否注意过这些问题，或者说这些问题是否构成了早期模型未能涵盖研究新资料的方法。

我们的回答，尽管不是完全明确，却也再现了模型的总体概念，尤其是阐明了弗洛伊德对驱力模型的使用。费尔贝恩、马勒和科胡特，基于其独到的敏感，从对生命最初几年以及前俄狄浦斯期的研究中洞察到了弗洛伊德没有发现的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相互影响。

但是，如果弗洛伊德描述的分离过程与近代很多理论家不同，也并不是说这个主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所面临的处境，与如何看待社会本能的存在相类似。驱力模型包含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但将其视为不可约（即自身不是一个动机力量），却是驱力作用的另一个表现。

弗洛伊德在多处强调了从依赖转向自主的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儿童期发展的过程导致与父母分离的不断增长”（1924a，p.168），而且分离是每个个体要面对的任务，导致“所有心理发展……固有的困难”（1930，p.103）。但这个发展过程背后的力量是什么？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描述了其蹒跚学步的孙子所玩的一个“来——去”的游戏，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提示。在这个游戏中，小孩子将一个系着绳子的小玩具扔出再拉回来，在自己的掌控下，再现了母亲来去的经历。弗洛伊德摈弃存在一个独立要求控制驱力的可能。他的解释是，这个游戏代表“小孩子的巨大文化成就，就是本能的克制”（1920a，p.15）。小孩子通过假装从被动到主动的逆转，部分地克制了驱力驱使下对母亲的需要；现在是他而不是她在主导离开的过程。但是这个活动本身不是终点，只是一个处理其力比多依附带来压力的机制。主动与被动的概念，尽管在弗洛伊德著作中指的是本能的目的，通过自主与依赖的概念，为其后期理论中包含同样现象提供了另外的解释。驱力模型建立后，弗洛伊德将这种区分视为决定人类体验起伏最重要因素之一。他写道：“主动与被动的差异……是性生活的一般特征。”（1905a，p.159）从早期客体关系角度解读其意义在后期陈述中有明确的阐述：

小孩子最初与母亲有关的性经历和带有性色彩的经历自然具有被动的特征……其力比多有一部分继续附着于这些体验上，并享受由此带来的满足；但是另一部分力求将其转为主动……小孩子满足自己要么通过自给自足……要么用一种主动的游戏方式重复其被动的经历；要不然，就把其母亲作为客体，表现为针对母亲的主动的主体。（1931，p.236；斜体是我们标记的）。

马勒（1968，1972a）与雅各布森（1964）同样描述了稳定个体化与跟早期育儿者自恋的再次融合的吸引之间持续存在的张力，弗洛伊德（1915a）讨论了主动与被动的性目的之间的极性。

主动与被动的性目的之间的早期张力，为小孩子最终摆脱其早期依赖铺平了道路。分离问题的关键与儿童期最重要的发展阶段，以及俄狄浦斯情结的建立和消融相伴而生。对弗洛伊德来说，俄狄浦斯联结的解决、乱伦固着的克服，是后期独立功能的必要条件。只有抛弃这些固着，小孩子才能在外部世界（家庭之外的世界）找到合适的、可以获得的性客体（1910b，1912a，1918a）。对于力比多需要来说，俄狄浦斯情结只跟早期依赖与后期自主之间的张力有关，我们可以反对这个观点，但是这一点恰恰就是驱力/结构模型的特征。从被动走向主动，以及离开与俄狄浦斯客体的嵌入，就是从依赖走向自主，是这个模型得以建立的解释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