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理论的概念模型

精神分析，就其本质而言，是一门阐释性学科。精神分析的理论构建与临床资料是不断地相互滋养、辩证统一的。弗洛伊德根据病人提供的临床素材建立其理论；理论也反过来不断塑造和阐明新出现的临床资料。尽管精神分析师在实践中倾听病人时，会试图搁置其正规的理论预想，尽可能地接近病人体验的现象学，理论一定会在某个时点进入分析。精神分析实践是对病人生活的全面调查，其本质是假定病人对于自己的体验是有所缺失的。不管这个概念是压抑（弗洛伊德）、心不在焉（沙利文）、否认行为（沙菲尔）、自欺（弗洛姆）的结果，还是欺骗（萨特）的结果，其假设是病人的现实的某些显著方面，意义的某种重要的维度，在病人报告的自身体验中是缺失的，不管病人是否觉察到（Ricoeur，1970）。

精神分析理论提供可能的阐释，其目标是填充病人自我报告中缺失的维度。每个理论都从复杂的生活中选取某些方面或维度，将其理解为人类关注的中心，用于渲染病人经历中那些明显含混不清、变化多端的方面。这个维度提供阐释的内容，是意义的储备库，用于理解临床素材。精神分析理论中的基本概念变成了经纱与纬纱，用于编织人类的经历这块复杂的织锦。就精神分析过程本身而言，如果这项工作的推进丰富多彩、生机勃勃，那么宽泛的、潜在的理论原则就几乎是看不见的。分析师一旦通过最初的学徒阶段，就不会将理论放在脑海中，就不会积极主动地将理论作为意义的词典来使用。他不会连续在病人的话语与理论之间来回转换，一步一步地解读病人。他倾听病人报告经历，注意力飘忽不定。某些主题会凸显出来，某些部分不能整合在一起。他对病人的看法逐渐成形。病人生活中某些隐藏的过程以及对经历的交流就会呈现。分析师开始理解被省略的东西，这种觉察塑造了他有关可能的阐释性干预的想法。对于病人报告中明显省略的部分，分析师如何交流他对此的体验和理解，来丰富病人的理解？在整个过程中，诸如此类的理论概念可能会从分析师的思想中消失。然而，这些概念提供了看不见的背景、无形的框架，分析师在其中听到病人的故事。因此，精神分析理论的基本概念提供可能的阐释，通过增加其作为听众的敏感度来引导临床医生注意重要的、隐藏的意义维度。

把精神分析的特性描述为一门阐释性学科，会危及其可信度吗？并非如此。最近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历史的方法业已证明，所有科学学科都具有假设和阐释的特征，充分说明了精神分析理论的作用方式。最近几十年，西方科学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对科学的理解，其理论基于彻底的经验主义，在本世纪是用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理论来阐释的。在这个理解范畴中，近代的科学哲学家称之为“公认观点”，假设好的理论与现实世界中的实际事件和过程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事实是通过客观的观察建立的，无可辩驳；理论对事实作出不同的解释，基于此，作出可检验的预测；实验决定理论的真伪；通过中立观察的逐渐累积和假设的验证，科学得以进展；通过吸收早期的、非常局限的理论，科学的理解才变成更加宽广的、更加全面的理论。

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这种观点不断遭到批评，许多作者对此有极为不同的理解，他们均采用了名为“世界观”的分析（Suppe，1977）。这种观点认为，科学不能表示为一条越来越接近“真理”的、没有断点的、由观点组成的直线。当代的科学哲学家非常熟悉当今的科学氛围，深受相对论、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以及量子物理的无限回归的影响，已经重新考虑科学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关系。根据这个新观点，理论之外不存在纯粹的客观事实与观察。你的理论、你的理解、你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哪些可能被认为是事实，决定了你如何观察、观察什么。观察本身被理解为用来“负载理论”。该观点认为，科学必然产生于某个群体，他们使用共同的语言，理所当然地接受某些基本的、根本无法验证的前提。科学就这样在一个概念化的认识、一种世界观下运行。这种观点发展出很多不同的理论，一直以来，托马斯·库恩（1962）的贡献尤为突出，影响巨大，应用最广。他认为真理是不可知的；科学关注的是解决问题，科学观点的历史是由一系列模型，即“看待世界的方法”组成的（p.4），或多或少会有助于解决问题。这些很全面和有影响力的模型，或者范式，不是一定以之前的范式为前提，或者合并之前的范式。它们代表一系列替代的解决方案和宇宙画面，成形于片段的资料和概念。库恩认为那些被理解为范式的作用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他们的成就是空前的，足以持续吸引一群拥护者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再采取有竞争性的科学行为的模式。同时，又有足够宽泛的空间，将各种问题留待重新定义的实践者去解决。”（p.10）在一段时间内，每个重大的范式形成观察和理论构建的框架，最终被新的构建和情景替代，形成对事物的不同看法，有助于解决不同的问题。特定时间内占主导地位的范式对科学行为都有巨大的影响。它决定了哪些材料会被采信为有意义的、真实的，什么样的方法才是有效的，科学家在与其研究对象的关系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库恩的工作中最为不可思议的是，他重点关注范式之间的过渡。如果科学是由一系列不连续的模型组成，你如何从一种范式转到下一种范式？这样的过渡有什么特点？他对这个过程的描绘，强调了科学观点的历史可能被认为具有更加“政治”的特点。范式，因为是从“真理”中得出的现实模型，激发的是忠诚。在一个范式的影响达到顶峰时期，几乎所有在某个领域的工作者都会受其影响。它提供公认的认识论的假设、方法论的方法，以及观察的范畴。顶峰时期一过，在范式认为合理的范围之外，新资料、新观点就开始出现。此时会呈现一系列不同的策略性选择。有人仍然对旧范式保持忠诚，拒不接受新的、不一致资料和概念的有效性。另外的策略，可以称之为和解，势必会尽量扩展旧范式的概念和范畴，以包容新的资料。某些时候会有效，取决于新资料的新颖性、旧范式的弹性，以及诠释者解释成因的技能。不过，有些时候，库恩认为“重组”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范式的转变对进一步的发展有“经济性”的必要性，也是必须的。然后，旧范式逐渐消退，新范式出现。

库恩以及其他支持者持有的世界观分析遭受了各种各样的批评。批评者一直认为库恩所说的“范式”太模糊，伸缩性太大，所以是无意义的（Masterman［1971］目录23种不同的用法）。人们认为他的科学观念，经过一系列的“革命”，适用于特定历史时期和科学学科，而不是其他的学科。总而言之，世界观分析支持者长期受到的指责是，太轻视理性在科学中的地位，没有重视客观合理的争论在不同理论选择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公认观点”的基础是笃信科学的客观性，而世界观分析强调非客观的、推断性的特点，当代科学哲学家极力向着中间道路迈进。库恩对这些批评与建议的反应是修订其理论方法。在其后期著作中，他具体说明了这种客观标准，在理论选择中有一定的作用，他本人也不再使用“范式”这个词，认为其太宽泛、模糊，容易导致过于简单化和滥用[1]。

库恩提出，科学界常常持有许多种复杂的信念和“认知承诺”，这样巨大的信念阵列构成了一个“学科矩阵”（disciplinary matrix）。为了解释现象，学科矩阵使用的各种概念工具中有许多不同的模型。一些模型的作用是简单的类比，或者运用启发式的技巧——“A的表现像B，或者可以看作像B”。其他模型在科学界的作用更为深入和广泛，提供基本的指引性框架和观点，成为“抽象信念的客体：身体的热量是其组成粒子的动能，或者，从非常抽象的角度来说，所有可以感知的现象是空虚中在质的方面表现为中性的原子的运动和互动的结果”（1977，p.298）。精神分析就是围绕这样的模型来组织其理论架构；因此，说到精神分析理论中的模型，我们使用这个词汇所指的就是库恩描述的那种抽象观点。我们使用他的方法，不是一定将其作为对所有科学的一般解释，也不是进入复杂的哲学视角，去关注理论的客观性、主观性和实证性问题。我们认为，库恩对于科学观点发展的研究方法，以及他将模型定义为抽象的信念，非常适用于研究精神分析思想的历史，也适用于处理不同的理论构建策略。

精神分析理论的模型反映的是抽象的信念，因为其前提是建立在未经证实的四个基本问题的基础之上的。第一个问题是影响理论的许多其他方面，涉及分析的基本单元的方法。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衍生的？构成体验的基本单元是驱力、愿望、价值、目标、与他人的关系、认同、选择、行动，还是其他？组成人格“结构”、模式和“材料”的是什么？要将这个广义的基础解释清楚，就必须论证其他三个更为具体的、相互交叉的理论问题。第一，动机：人们想要的是什么？人类活动的主要的和潜在的目的是什么？第二，发展：从相对未成形的婴儿向相对模式化的成年人的转化过程中，决定性事件是什么？第三，结构：是什么赋予个体以独特性，并决定了个体生活中行为的规律性、生活事件与关系？过去事件与目前体验和行为的中介是什么？每个领域的概念都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依存。总而言之，每个领域中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方法形成一个大框架，产生临床假设和可能的解释。如果不同理论家的理论方法表现基本类似，我们就认为他们工作在相同的模型之内。如果精神分析理论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与先前的方法有本质的差别，我们就认为其以另外的模型运行[2]。

精神分析观点历来最主要的冲突，是最初的弗洛伊德的模型与另外的综合模型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前者以本能的驱力为起点，后者肇始于费尔贝恩和沙利文的著作，单从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演变出其结构。因此，我们将驱力/结构模型称为最初的模型，其他的观点称为关系/结构模型。由于这些模型对心理底层内容的抽象认识是不同的，我们选择了这些术语来阐明它们之间的差别。所有的精神分析理论都是以体现个体人格的、持续的、特征化的模式与功能为前提的。这些模式和功能组织体验，也是体验与后续行为反应之间的媒介。大多数理论家称之为“心理结构”，强调其一致性和时间连续性。（沙利文［1953］，要警惕像“结构”、替代“动力”这些概念中固有的具体化危险。）我们保留“结构”这个术语，要注意这个用法是一个“空间化”的比喻，不要只从其字面理解（Schafer，1972）。我们对这个词的使用基于雷派波特（Rapaport）和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iedman）提出的观点，前者将精神分析中的“结构”称之为“具有慢速变化”的构造（1967，p.701），后者用“反应的稳定性”来描述结构（1978b，p.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