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的元心理学转变：驱力的本质
克莱因对驱力概念的使用造成了自相矛盾。一方面，她整个动机系统是建立在驱力基础之上的，而且其著作中有很多地方谈到驱力。她将对驱力的强调看作是与弗洛伊德著作的核心联结，这种强调也为她赢得了声誉，尤其是在她的批评者中，她被称为杰出的“本我”心理学家。另一方面，克莱因著作也为后来的理论家，诸如费尔贝恩和冈特瑞普，起到了重要的过渡作用，他们完全抛弃了驱力模型。克莱因著作显然扩展并阐明了经典的驱力理论，同时为抛弃驱力理论起到了桥梁作用，从经典的驱力/结构模型过渡到其后一系列关系/结构模型的观点，这是如何做到的呢？答案就在于其构想的调整方式，微妙而又影响深远，就是将驱力的本质看作是心理现象。
尽管他人在弗洛伊德多个临床概念中处于非常重要位置，但在关于驱力本质的元心理学构想中，“客体”最不具有先天特征，处于最为次要地位。来源、目标和动力都是驱力固有的方面；特定客体是通过经验的机缘巧合添加的。所有最为重要的心理过程是过度满足或满足缺乏产生的；客体只是载体，经由客体，要么得到满足，要么满足被忽视。在弗洛伊德系统中最早的发展时期（自体性欲和原始自恋状态），婴儿基本上是自闭的，除了自我本身之外，力比多缺乏任何对客体的依附。弗洛伊德理论中的客体暂时仍然是继发的，而且其功能从属于驱力满足的目标。
对克莱因来说，客体更为基础和重要；驱力与客体生来就是不可分割的。她对弗洛伊德关于自恋是原始而反复的无客体状态的概念的批评直接反映了这种转变。克莱因认为驱力与客体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她提出，婴儿与现实之间有着比以前的精神分析理论所说的更加深层而直接的关系。她反对原始自恋的概念，猛一看似乎是微小的理论修正，但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对于许多临床现象，从抽动（Ferenczi，1921）到精神分裂症（Freud，1914a），经典的精神分析将自恋用作解释性概念，是理解精神分析情境中刻板阻抗的工具（Abraham，1919）。克莱因及其合作者对这些解释提出异议。他们认为，诸如抽动（Klein，1925）、精神分裂症（Klein，1960）以及分析中的极端阻抗（Riviere，1936b）这些看似自恋的特征，不是无客体状态，而是反映了与客体，通常是内在客体之间的强大关系。在克莱因看来，客体关系的内容和本质，既有真实他人，又有潜意识幻想他人意象的内在体现，是正常和病理性的非常重要心理过程的主要决定因素。她认为弗洛伊德的“自恋力比多”反映的不是对自我本身的投注，而是对内在客体的投注，弗洛伊德对于自恋力比多与客体力比多的区分就被替换为内在与外在客体关系的区别。
克莱因关于原始客体联结的假设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超越了内在客体概念一般性临床效用；代表了关于普遍的人类动机和精神过程观点的重要转变。弗洛伊德认为驱力是最初的、极端无客体的状态，必须将心理结构看作是一分为二的、分层的。最底层是一口盛满驱力的“沸腾的大锅”，漫无目的，与外界是隔离的，通过松弛的、流动的初级思维过程发挥作用。自我通过更加有组织的现实导向的次级思维过程发挥作用，需要为驱力带来方向、结构和连续性。自我的功能因此就叠加在驱力原始动机能量之上，组织精神事件并将之导向现实。
在克莱因看来，通过其内在的客体联结，驱力自身具有弗洛伊德理论所说的许多特征属于自我和次级过程的范畴。驱力被导向他人和现实，包含关于客体的信息，并通过这些客体寻求满足。她写道，这就是“我的观点，婴儿从一出生就跟母亲有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充满客体关系的基本元素，那就是爱、憎恨、潜意识幻想、焦虑和防御”（1952b，p.49）。这种原始的与他人的关系与弗洛伊德的观点不同，弗洛伊德认为儿童转向现实，也转向他的母亲，仅仅是其最初驱力需求被挫败的结果，也只是次级思维过程发展的结果。克莱因理论中精神生活最基本的结构单元与弗洛伊德理论的结构单元是不同的。在克莱因看来，精神过程的基本单元不是无客体的能量包，而从一开始就是关系单元。她对驱力属性最显著的重构就是，认为所有心理能量生来就是有方向和有结构的：“不包含内在或外在客体的本能冲动、焦虑情景和精神过程是不存在的；换言之，客体关系是情感生活的中心。”（1952b，p.53；斜体是最初标注的）。
克莱因的“驱力”与弗洛伊德的“驱力”的不同不仅仅在于其对客体的定位，其本质也是不同的。弗洛伊德认为驱力源于躯体力量，尽管他说驱力也具有心理的表现与结果。克莱因则认为驱力本质上是心理力量，利用躯体作为表达的载体。驱力本质的这种含蓄的变化是微妙的，但对于接下来精神分析观点的历史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克莱因努力保持对弗洛伊德的忠诚，并使用弗洛伊德的言语，从而掩盖了这种变化。因此，有必要透过言语的局限，来看待克莱因与弗洛伊德对人类体验本质基本理解的不同。
在弗洛伊德的系统中，驱力开始于身体组织内的紧张。躯体是其起源、源头。这种躯体的紧张影响心理结构——心灵，其基本功能是满足躯体需要，消除驱力紧张，并保持平衡状态。驱力紧张表现为希望的冲动，冲动的满足降低源于躯体的驱力紧张。因此，正是通过希望的冲动，驱力向心灵提出要求。每个成分本能有其固有的“目标”，每个行为都会降低其“起源”的紧张。如果驱力最初“目标”可以得到直接满足，这就是降低紧张最为经济的途径。如果直接满足不可行，目标抑制性满足，或者升华就是次选的经济的途径。在弗洛伊德的系统中，我们所有最为复杂和个人化的情感，诸如爱与柔情，以及憎恨，来源于基本的结构单元和躯体紧张包。这些情感最终成为降低紧张的载体。
克莱因没有忽视躯体在儿童和成人体验中的重要性。身体的部位和功能在其构想中发挥核心而普遍的作用。然而，躯体对于驱力来说有着不同的功能。在克莱因看来，躯体不是驱力的起源，而是其表达的载体。驱力本身在本质上是有指向性的心理学现象，形成了复杂的情感。攻击不是指一种无指向性的、无客体的毁灭能量，而是出于满足目的才依附于客体。攻击是有根据的、个人化的、有目的的憎恨，是和具体的他人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儿童嫉羡母亲，因为母亲自足的善良不受儿童的控制；他想摧毁、损坏这善良。他嫉妒母亲体内未出生的婴儿，嫉妒母亲占有父亲的阴茎，密谋其让位。面对自己的挫折和被排除在外，想象着父母之间的相互满足，他感到暴怒，想象着恶毒而具有讽刺意味的复仇与胜利。
力比多在克莱因的使用中是有指向性的、有组织的、个人化的、复杂的。她又更进一步解释说，儿童对父母和兄弟姊妹的爱，不是局限于欲望，而是需要强烈的关注。这种关注是最早期客体关系的固有特征：“爱与感恩的感觉直接而自动地产生于婴儿对于母亲爱与关爱的反应之中。”关爱不只是由儿童依赖客体来获得驱力满足激活，而是包含了一种“做出牺牲的强烈渴望”（1964，p.65），出于对他人真正的同情，使他人高兴。
在克莱因的构想中，爱的情感根本不是目标抑制的、冲动受挫的变形，而是其具有的心理生活的基本特征。事实上，她提出，正是出于对客体的爱，儿童才会注意抑制其更具有毁灭性的冲动，他寻求父母的帮助来发展这种控制力（1964，pp.74—75n）。对于驱力的基本动机属性，克莱因在其后期著作中处理俄狄浦斯情结的方法，为衡量她相对弗洛伊德的变动程度提供了测量标准。她认为弗洛伊德“没有足够重视这些爱的情感在俄狄浦斯冲突的发展及其结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俄狄浦斯情景失去作用不仅因为男孩害怕……而且是因为他受到爱与内疚情感的驱使，从而将父亲保存为内在和外在的人物形象”（1945，p.389）。因此，在克莱因的构想中，一方面是男孩对父亲的爱以及与父亲保持好关系的渴望，另一方面是他的恨、嫉妒和嫉羡，两者构成了俄狄浦斯情结的核心冲突，从而替代了弗洛伊德分配给追寻驱力满足与阉割焦虑（害怕失去提供驱力满足的器官）之间冲突的核心位置。在克莱因看来，力比多和攻击不属于成分本能，而是个人化的、有指向性的情感。
那么，躯体从何处进来的呢？在克莱因理论中，躯体如果不是驱力创造者，那就是其表达的最有效方法。想象一下克莱因眼中的小婴儿。在其与周围人的关系中，他体验到强烈的爱、难以忍受的恨，以及恐惧与恐怖；然而，他没有用言语或运动方法去表达这些强烈情感。他说不出来；除了非常粗糙而幼稚的方式之外，他也做不出来。他对世界运作的理解基本上局限于自己的躯体。因此，其躯体的部位与功能就成为躯体表达的原始语法的记号。他使用这本躯体词典实施其强烈的爱与恨的情感。恨（或死亡本能）将躯体资源作为武器。儿童恨时将每个躯体部位和躯体功能体验为毁灭其周围与内在他人的有力工具。里维埃编撰了儿童躯体设备的目录：
不受控制的活动，屁与尿都被感觉为烧灼的、侵蚀的、有毒的东西。不仅是排泄，在婴儿的潜意识幻想中，所有其他躯体功能也被迫服务于攻击（施虐）的释放和投射。肢体可以踩、踢和蹬；嘴唇、手指和手可以吸吮、扭动、掐；牙齿可以咬、啃、撕裂和切割；嘴可以吞噬、吞咽和杀灭（毁灭）；眼睛通过看来杀死、穿孔、穿透；就像儿童自己敏感的耳朵体验那样，呼吸和嘴通过噪音来伤害。（1936a，p.50）
爱（或生存本能）将躯体资源作为才能。儿童在爱的时候，感觉每个身体部位与身体功能就是取悦和修复其周围与内在他人的强大工具。在补偿过去的罪恶与损毁的驱动下，爱“利用了力比多的潜意识幻想和欲望”（1952c，p.74），以保证客体仍然活着，仍然有爱的交换的可能。
在克莱因的系统中，恨与爱使用同样的躯体部位和功能。喂食既可以用来表示母亲的耗竭，也可以表示与母亲的爱的结合；排尿可以像一场大火，表达对母亲恨的毁灭，也可以是提供有营养的液体，表达对母亲的感恩与互惠；排便可以代表爆炸性的（肛欲前期）、有毒的（肛欲后期）怨恨，或者是对有价值客体的修复，以替代母亲被偷走的婴儿。这在弗洛伊德理论中是不可能的。对他来说，最初的动机源于躯体部位的紧张，并通过具体的“目标”来寻求释放。驱力的心理学衍生物与其目标紧密相连并受其影响。驱力的“目的”是由躯体部位自身提供并产生意义。在克莱因的使用中，动机是感觉和情感提供的，选择可行的躯体部位和功能完成其表达。用艾萨克斯的话来说，躯体冲动是“本能的载体”。对克莱因来说，躯体过程不会促成驱力紧张；驱力具有心理学本质，赋予躯体事件意义并表达其目标。意义不是由躯体部位和机制产生的，而是由情感体验，就是她所称的“驱力”产生的。活动的“目的”或意义不是由躯体来源决定的，而是通过驱力传递给躯体活动的。
因为克莱因在其所有作品中刻意与弗洛伊德保持连续性，所以没有明确提出对驱力本质理解的基本转变。对于这个主要问题，她将自己与弗洛伊德进行最为直接的比较就是关于客体本质的讨论。她提出，对弗洛伊德来说，客体总是“具有本能目标的客体”，而在她自己的言语中，她表示“除此之外，客体关系还包括婴儿的情感、潜意识幻想、焦虑和防御”（1952b，p.51）。在许多其他的地方，尤其在后期论文中，克莱因明确表述其客体概念不仅仅涉及躯体紧张的减少，而且是涉及更为全面的、情感更加强烈的与他人的联结：“满足与给与食物的客体的联结就像与食物本身的联结一样紧密。”（1952d，p.96）玩乳房就像喂食本身一样重要，提供“母亲与婴儿之间的亲密对话”（1952d，p.96）。儿童渴望母亲的本质超越了躯体满足，必然会产生更加全面而个人化的认知。儿童“不仅期望从母亲那里得到食物，而且也渴望得到爱与理解”（1959，p.248）。在儿童的体验中，乳房本身被认为不仅仅是躯体客体或一种躯体满足的途径，而且是“母亲善良的原型，无穷无尽的耐心与慷慨”（1957，p.180）。
尽管驱力本质的概念化有着这么多明确的不同，克莱因仍然坚持，她的用法源于弗洛伊德关于生存与死亡本能的概念，并与之保持一致，然而，弗洛伊德本人及其许多追随者并没有完全坚持这些构想，也没有将其整合进现存理论中。克莱因的批评者提出，弗洛伊德对于生存与死亡本能这方面的思考，总体来说，是基于生命中更加宽泛的生物学力量的哲学思考，不是可以直接应用于临床现象的理论概念。宝拉·海曼（1952b）反驳了这种论点。尽管她承认弗洛伊德自己在这个问题的理论构思方面有着矛盾之处，但她指出，弗洛伊德却在其后期著作中，在有些地方确实将生存与死亡本能的概念用于了临床现象。
这让我们感觉，由于对合法性的执着，这个争论已经离题了。弗洛伊德也许使用过生存与死亡本能的概念来阐明临床现实，但他从未提出，这些力量在体验中具有现象学基础。对他来说，生存与死亡本能具有生物学组织的属性，分别倾向于创造与分解复杂的生物学结构。同样，生存与死亡本能产生，或者说体现在力比多和毁灭之中，分别执行联系与分开的任务。对弗洛伊德来说，是力比多和攻击，而不是生存与死亡本能，产生躯体紧张并创造体验。另一方面，在克莱因看来，生存与死亡本能包含在，实际上源于个人体验。力比多和攻击的潜意识幻想从一开始就是“生存与死亡本能活动的心理表达”（1952a，p.58）。在克莱因的系统中，爱与恨的代表分别是生存与死亡本能，是基本的动机力量。这种从哲学到经验水平的转变造成了克莱因与弗洛伊德构想的根本分离。
克莱因对待经典的弗洛伊德学说的结构、遗传和经济学观点的方法，阐明了她使用驱力概念的某些潜在转变。在弗洛伊德的结构模型中，自我与驱力保持中立的关系。自我的任务是协调本我、超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并保持三者的平衡。尽管克莱因保留了弗洛伊德的结构性语言，自我在她的理论中是内在动力斗争的重要主角，几乎等同于爱与生存本能。自我的存在首先要归功于生存本能及其需要联盟来阻击死亡本能：“一出生，生存本能就要求自我采取行动。”（1958，p.238）自我从本质上背叛了其起源，“自我渴望整合与组织，清楚地显示其源于生存本能”（1952a，p.57）。因为自我越来越等同于爱与修复，本我就成了恨的化身。“自我等同于好客体遭受的痛苦”（1635，p.293；斜体是原文标注的），通过这种认同，自我就成为本我的反对者，害怕其自身与所有好客体的毁灭。
这些结构上的修改源于克莱因对驱力本质的重新构想。在弗洛伊德看来，力比多和攻击是无结构的、没有指向的能量；它们需要动机中立、现实取向的自我来调和它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对弗洛伊德来说，人类的核心冲突是驱力满足（性的和攻击的）与社会现实要求之间的冲突，在克莱因看来，力比多和攻击本来就是以个体化的、结构化的情感指向外部世界的。因此，弗洛伊德对本我与自我，以及自由浮动的能量与中立调停者的区分，没有应用于她的系统。在克莱因看来，人类体验中的核心冲突是爱与恨，充满关爱的保存他人与恶意毁灭他人之间的冲突。爱与恨已经是与客体相关联的，因而与社会现实是无中介的联结。因此，克莱因也隐含地重新定义了结构的术语，以非常冗余的方式，通过本我与自我之间这种没有必要的区分来代表恨与爱之间更加本质的冲突，本我代表恨，自我代表爱。克莱因使用弗洛伊德结构概念的调整，暴露出她对驱力的看法，驱力不是缺乏结构与指向的反社会的能量释放，而是对立的、与客体关联的情欲。
克莱因处理发展顺序的方法同样也反映了对驱力的不同理解。对弗洛伊德来说，驱力的成分是以基于躯体部位紧张的目标顺序展开的。性心理阶段反映了力比多不同成分的成熟顺序，每个阶段都有其自己的躯体来源，出现并建立了临时的主导，最终导致生殖器的领导权。克莱因提出，性心理“阶段”没有严格的顺序，各个阶段是彼此交叉与融合的（1928，p.214；1945，p.387）。她用“心位”替代了“阶段”，来表明焦虑与防御的模式和分组。不同的心位反映不同的体验组织模式，与他人爱与恨的关系有着不同的心位。在偏执—分裂心位，爱与恨的关系彼此是分开保存的；在抑郁心位，爱与恨的关系成为一体。从阶段概念到心位概念的转变再次反映出对驱力的重新定义，从以躯体快感区为主导的能量包的展开转变为关系模式的驱力，其强度与反感必然需要不同的组织模式。
克莱因对待能量概念的态度也反映出她使用驱力概念的革命性转变。对弗洛伊德来说，驱力是有限的能量；驱力被看作是躯体的物质，具有具体的量。因此，力比多和攻击指向外界越多，指向内部的就越少；在直接满足上消耗越多，用于升华或目标抑制活动的就越少；指向一个人的越多，用于他人的就越少。在弗洛伊德看来，如果取得真正的满足，就不会有幻想；如果能量消耗在幻想上，就很少有用于真正满足的驱力能量。克莱因却不这样看。尽管没有明确说明她是这样做的，她改变了弗洛伊德基本经济学的所有原则。在克莱因的系统中，驱力的能量不是有限的，也不是预设的。潜意识幻想不只是对真正满足的补偿或替代；也是实际满足的伴生物。力比多和攻击的满足是指向内部的（指向内在的客体），同时也是指向外部的（指向真实的他人）；它们彼此直接关联，而不是相反。对客体的爱不是限制，而是增加了对他人的爱。例如，在成人的爱中，爱一个人不是爱最初的俄狄浦斯期的客体，而是除了这些客体之外，还爱这个人。爱是伴有潜意识幻想的俄狄浦斯期的满足。
克莱因将人类的体验看作是流动的、千变万化的、多重性的。在其早期论文中，她提出，对于儿童来说，世界代表母亲的身体，具有潜意识幻想的丰富性和恐惧。通过力比多和攻击动机的升华，世界中的所有活动与关系具有同时出现的、多层次的、婴儿式的、力比多和攻击的意义。艾萨克斯拓展了对这个思维过程的看法：“没有潜意识幻想的协作和支持，就不能发挥现实思考的作用。”（1943，p.109；斜体是原文标注的）因此，弗洛伊德建立的能量调节原则因为在克莱因学派系统中不存在，就被弱化了。克莱因对于能量问题的看法再次反映出这样的概念：驱力不是有限的、源于躯体的能量包，而是与他人关联的、复杂的多重性情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