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元心理学与混合模型策略
科胡特是一位持续过渡的理论家。这些年以来，他的地位在重要方面发生了变化，而这其中的许多变化反映出他将关系创新与驱力/结构模型传统进行合并的持续挣扎。科胡特在两卷主要著作中提出两种非常不同的混合精神分析模型策略。
1971年，他将力比多能量分成两种分离而独立的领域，在经典驱力理论框架内引入了理论与技术创新：自恋力比多与客体力比多。（弗洛伊德认为只有一种力比多，一种有限的能量来源。）两种力比多均投注客体，但客体是有极大差别的。自恋力比多投注自体客体，客体被体验为自体的延伸，发挥镜映与理想化的功能。客体力比多投注“真的”客体，客体被体验为与主体是真正分离的。因此，是联结的性质、客体相对自体的位置，区分了这两种力比多。科胡特将弗洛伊德力比多理论分成两个独立的发展线，一个导向客体爱的发展；另一个导向自体爱，或健康自恋的发展。
科胡特的关系创新在自恋力比多的范畴内，决定了早年自体客体关系。自体的成长产生自与父母式人物的交流，这些关系的特点不是冲动的满足，而是与父母特定形式互动的建立与转变。“自体障碍”代表的是自恋力比多发展线的扭曲。“客体力比多”保留在冲动、源于驱力愿望以及运作的领域。真实的客体关系是继发性发展的，因为科胡特所说的客体联结是以区别于客体的稳定自体形成为前提的，因此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发展成就。科胡特认为，经典驱力理论已经充分描绘了客体力比多领域；俄狄浦斯期“结构神经症”是客体力比多发展线的障碍。从他1971年的视角（科胡特后来将其称为”狭义的自体心理学”）看，俄狄浦斯期问题与自体发展之间有着顺序上的关系。内聚性自体发展是经典理论描述俄狄浦斯期挣扎体验的先决条件。对自体重要性的认识可以丰富我们对俄狄浦斯期问题的理解，但不认真考虑理论或临床的重要性就可能忽视这一点。俄狄浦斯期的问题包括原初的性与攻击冲动，以及对这些冲动的防御；自体，因为已经稳固，就不再是核心焦点。
科胡特在此保留了驱力理论，并通过限定概念模型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应用将这些模型混合在一起。这个策略在驱力模型传统中具有重要的发展意义。我们已经看到马勒区分了以分离—个体化的早年冲突为中心的心理病理（对应于科胡特所说的自体与自体客体之间的关系），与后来以性和攻击驱力与对此的防御（俄狄浦斯神经症）之间的冲突为中心的心理病理。柯恩伯格甚至进一步提出，早年客体关系的内在表征是驱力本身的基本单元，从而将马勒图式推广为正常发展的大体原则。尽管必须从自体与他人之间关系角度理解早年发展，这两种看法的含义是，一旦结构化已经达成，驱力模型是有适用性的。
不过，科胡特在其连续理论中的言辞比调和派驱力模型理论家更加刻板。他将驱力与对驱力的防御理解为后期发展的重要方面。自体形成，有赖于适当的与自体客体的关系，只在发展早期是重要的。与马勒和柯恩伯格不同，科胡特没有将驱力看作早年关系转变的结果。自体形成只是一个先决条件，而且与其他理论家相比，两个发展阶段之间存在更加鲜明的不连续性。
科胡特早期达成概念混合的努力提出的问题与其回答的问题一样多。自恋力比多运作表达的关系概念与客体力比多运作表达的驱力模型概念并存，似乎存在内在的不一致。一方面，他提出自体通过与自体客体的逐步分离和对自体客体的内化得以发展，自体与自体客体最初是未分化的；另一方面，他提出自体从一开始（如同驱力模型框架的要求）就在这些客体上投注性与攻击冲动，这在他自己的体系中意味着客体已经被体验为不同的、分开的。自恋与客体之间力比多模式的联结难以在科胡特初期构想范围内得到解释。而且，其从本能冲突得出“自恋障碍”与“结构神经症”之间简洁诊断的区分在政治上是机敏的，就在于其为特定诊断领域保留了驱力/结构模型。不过，这种区分似乎与科胡特关于自体发展的构想有着根本矛盾。如果驱力是反映原初关系结构解体的分裂产物，“结构神经症”如何在没有自体病理的同时包含关于驱力的冲突？因为这在定义上反映的是严重的自体病理。自体与“结构神经症”是本质上不同类型的心理病理，还是二者与自体客体的关系均涉及自体障碍，主要是量的区别？
1977年，科胡特试图澄清某些问题，他的做法是在批判本能驱力概念基础上，对经典元心理学进行更广泛的修改。他也引入第二种基于他所说的“互补性原则”混合策略。与费尔贝恩和沙利文的看法一致，他认为弗洛伊德驱力理论体现的是一种过时的、19世纪的科学哲学，是在可能了解客观“真实”前提下预测的。应用于精神分析调查与由此得出的假设，则反映出观察主体与被观察客体之间武断的分裂。对科胡特来说，非常类似沙利文模式，精神分析情景是通过临床医生的参与观察来描述的，精神分析作为一门科学，可以定义为对人类行为的研究，这种研究是在“反省与共情”基础上进行的。
科胡特的定义，可以与弗洛伊德和哈特曼早期思想相提并论，是更加宽泛的定义，因为它几乎单纯聚焦于方法学，但具有特殊理论作用。一旦我们建立了反省与共情方法，我们必须要问，我们可以反思或共情的是什么。作为科胡特所说的精神分析的观察者，我们可以反思与共情我们的病人对其生活事件的体验，以及他们赋予这些体验的意义。这些考虑使得科胡特对驱力模型的理论结构进行了最为广泛的攻击。他提出，因为驱力理论本质上是机械学说，故失去了人类体验得以运行的最为重要的水平。（在其死后出版的最终论文中，科胡特将关于驱力的看法描述为一种“模糊而无生机的概念”［1982，p.401］。）他把驱力理论方法比作试图通过分析其颜料来理解一幅伟大的画作；失去的是绘画行为作为艺术本质上的复杂性以及关键的景致。因此，科胡特对于反思与共情的重视与其从驱力到关系问题的概念焦点的转变密切相关。
科胡特认为，因为驱力理论远离体验的特质，驱力理论与弗洛伊德/亚伯拉罕从中得出的性格分析在所有心理病理中缺少了关键问题，不是积极的力比多模式，而是自体状态。衰弱和碎片化的自体将防御性地被纯粹寻求快乐的目标占据。对于力比多冲突本质含义的理解只是停留在自体为之挣扎的问题范围内。驱力模型总是与有缺陷的自体发展的“解体产物”联系在一起。原初心理集合与动机是由自体与自体客体的关系构成的。也就是说，自体最初找寻的不是紧张的消除或本能的表达，而是与他人的联结、依附和联系。如果自体及其关系遭受严重损害，这些原初集合就会解体，而且退化为快乐的寻找与暴怒。因此，经典理论已经将严重心理病理结果作为其发展心理学的基石。
科胡特将其对驱力理论更加广泛的评论名之为“更广义的自体心理学”。其更加激进的本质在其对待俄狄浦斯期问题的立场上显得尤为突出，与1971年的讨论显著不同。他认为，健康的俄狄浦斯期体验包含喜悦，这种喜悦源于对新能力兴高采烈的练习，以及自体客体对这些新能力感到共享的骄傲。经典的描述是俄狄浦斯期卷入激烈冲突与残酷的竞争，反映的是自体客体没能最理想地参与儿童发展的继发性结果。如果父母能真正地共情，而且不受自身障碍影响，那么儿童的俄狄浦斯期体验基本上是喜悦的，而不是强烈的冲突体验。因而，俄狄浦斯期危机反映的是人际关系的失败，这个失败是由自体客体造成的。科胡特，像其他关系模型理论家一样，没有否认俄狄浦斯现象的普遍性，而是用不同的语境对其进行了解释。
科胡特在后来一篇文章中更进一步提出，俄狄浦斯期神经症可能反映的是不同类型的自体障碍。他认为弗洛伊德时代的自体障碍是由自体客体在童年后期有缺陷的回应造成的，当时父母受到儿童出现的性欲刺激或感到惊慌，并表现为诱惑或暴怒性竞争。这种自体障碍导致了“结构神经症”。因为延伸的家庭解体与其他社会或文化的转变，科胡特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自体障碍是由童年早期有缺陷的自体客体回应产生的，导致自恋性人格障碍。他提出用俄狄浦斯期与前俄狄浦斯期自体病理之间的区别来替代结构神经症与自恋人格障碍之间的区别，将两者理解为由纯粹的关系问题所导致的（1980，pp.524—525）。这样的转变再次阐明了科胡特自体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替代驱力理论的作用，而不是对其的修改。他最终决定避免这样的举措，认为不应该“贸然”表态，而且显示出他倾向于较少考虑理论自身的价值，更多地遵从传统，做出其理论选择。他宣称：“我受到某种程度的保守主义的影响……导致我保持我们科学的连续感。”（1980，p.526）
“广义的自体心理学”包括各种发展现象。与序列的方式不同，自体心理学渗入人的全部组织之中。从这个视角看，人们为之挣扎的力比多冲突的本质含义最好不要理解为驱力的要求，而是不断演变的自体与自体客体的关系。自体作为一个理论结构并不涉及本能的表达；相反，自体寻求的是联结。“驱动性”的体验是业已衰弱自体的防御与重建的反应。驱力远非原初的内在动机力量，而是潜在心理病理的表现。
若科胡特理论就此打住，则非常像费尔贝恩理论。费尔贝恩以极其类似的术语将未调节的性与攻击冲动的出现描述为人际关系失败的结果。但是科胡特对驱力模型的忠诚（习以为常的，如果不是理论上的）使得他恢复了驱力中心作用。他认为自体心理学可以看作是从人类体验的不同维度进行探讨，而不是采用早先驱力模型理论。他将这两个维度分别命名为“不幸的人”和“内疚的人”。对于驱力理论内疚的人来说，被压抑的内容包括驱力与阉割焦虑。对于广义的自体心理学不幸的人来说，被压抑的内容包括自体分裂与解体的方面，中心的焦虑是围绕着整体毁灭的恐惧。科胡特根据其互补性原则来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驱力模型与自体心理学模型发掘的是人类体验的复杂性的不同维度，即与本能力量的抗争，以及努力获得内聚、整合的自体。科胡特认为绝大多数的临床资料既可以根据驱力与冲突的问题解释，也可以根据自体心理学来解释。
我们已经见过雅各布森将源于互补性原则的理论策略用于精神分析并取得良好效果。她的关于快乐原则独立于经典经济学观点的概念，使得她将关系的考虑引入关于快乐体验的理论之中。她将控制快乐体验的原理与心理经济学原理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跟控制转换癔症的原理与神经学原理之间联系方式是一样的。心理学与神经学在此是彼此互补的关系：用不同视角看待同一个现象。
科胡特将关系概念与源于驱力的概念整合在一起的互补性原则的创新更成问题。他提出要整合的维度不仅不是真正的互补，反而是相互排斥的。科胡特在《自体的重建》中一直强调驱力是解体的产物，似乎只是健康自恋受挫的结果。性与攻击冲动不是基本的人类动机，而是扭曲的、解体的碎片。如果冲动是关系恶化的结果，你如何能同时并互补性地拥有冲动与关系？一个理论，将关系结构看作是原发性的，并将源于驱力的冲动看作是继发性的解体产物，无法补充将冲动看作关系基本单元的理论。科胡特使用互补性掩盖了选择的必要性。
科胡特也辩称绝大多数的临床资料可以根据驱力与冲突问题以及自体心理学来解释。但实际情况是，可以从两方面得出的解释并不是必然意味着这种做法就是有用的，或者这样做会给你的解释框架的解释力量增加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科胡特只是用一种内在不一致的方式将构想混合在一起。尽管科胡特提出了自己尖锐的批评，他用类比代数方程式的方式保卫驱力理论的效力：驱力理论模型可以解释结构的冲突，即使忽略了自体，因为冲突双方都忽略了自体，这种忽略的影响是均等且相互抵消的（1977，pp.96—97）。这种辩论令人迷惑。你如何能在“无视参与的自体”（1977，p.136）的同时仍然从本质上理解现象？如果驱力是原发联结解体的结果，一个将驱力看作是原发性的，而且将心理病理看作是由关于驱力衍生物冲突构成的理论，不会在本质上误解中心困难吗？科胡特辩称“要触及到的最深层不是驱力，而是自体组织的威胁”（1977，p.123）。说冲突双方皆忽略了自体不具有代数学的意义，并不是提出这样的事实，这样也忽略了对科胡特所说的基本心理学问题。
“互补性原则”似乎很少用于整合两种兼容的、相互强化的观点，而是要保留在概念上与新框架兼容的旧框架。每个精神分析师都要做出选择，是否要将驱力或关系的力量置于其理论的中心。一旦科胡特认为驱力紧随关系失败之后，他已经接受了关系模型的基本假设，他对互补性原则的使用就变成了只是对他自己所放弃模型的致敬。
科胡特对理论连续性的深层关注，是其模型混合策略的基础和需要，在其整个思想中，有几处得到了明确表达。他将受制于经典精神分析关于人类的观点描述为“一大堆没有安全驯服的驱力”，他自己的著作中没有提到这个关于人类体验的观点。然而，“自体心理学没有否认这个有关人类观念的效力，怎么可能呢？这不仅是弗洛伊德的观念，而且也是如此众多的不同观点的观念，包括影响西方世界的基督教（讲述罪恶与救赎）的基本信念，达尔文进化论及其生物学应用（讲述从原始到进化成熟的发展）的观点”（1980，pp.539-540）。科胡特提出，传统理论即使是错误的或误导性的，也必须要保留。《自体的重建》的两处脚注阐明了其对理论创新的控制与奠定。他在一篇文章中赞扬沙菲尔的理论贡献，但指责他没有考虑“如果要保留精神分析的‘群体自体’，需要渐进的理论改变”（1977，p.85n）。后来，他又对其在1971年临时使用弗洛伊德的“自恋力比多”与“客体力比多”术语，以及他在1977年合集中保留“表现癖”和“窥淫癖”术语进行了辩护，即使对他来说这些术语的意义已经非常不同于其最初使用的意义。这就使得“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保证精神分析的连续性”的重要性成为必要（p.172n）。
科胡特推测，弗洛伊德自身的自恋问题是其没有关注自体发展中各种问题的原因；他进一步提出，之前对所有精神分析师进行的训练分析忽视了自体障碍。这就导致未被分析的“弗洛伊德—理想化”（1980，pp.530-531）。科胡特在字里行间与脚注中表明，精神分析的“群体自体”必须逐渐抛弃最初理想化的创始理论家（自体客体）所建构的最初是理想化的、但已不再完全恰当的概念框架，但是太仓促地去理想化会瓦解并危及我们的群体内聚力。科胡特对于新旧整合问题的解决，是通过游走于他所认为的代表正统教条主义及其有限视野的斯库拉与代表赫尔墨斯主义及其瓦解连续性的卡律布狄斯之间，将精神分析团体置于隐喻的躺椅之上，并决定在某个特定时间多大程度的理想破灭才是最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