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精神分析技术的处理

雅各布森很少明确地讨论技术问题，尽管她的确发表了几篇写作优美的案例报告。她只会在与严重的病人一起工作时才会强调技术方法：抑郁症病人、边缘障碍病人，以及偶尔是明显的精神分裂症病人。这些著作显露出雅各布森个人的温暖与敏感。在评论雅各布森对一个严重抑郁病人的治疗时（1943，1946a，1971），她的挚友乔治·盖罗宣称：“你禁不住会钦佩雅各布森的勇气、决心与坚定，认为她可以帮助这个病人。我相信治疗的最终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雅各布森的这种人格特质，以及她对病理过程的深刻理解。”（1981，p.76）

雅各布森非常有效地治疗了这些严重的病人，她呼吁对精神分析技术进行某些修正。注意到“抑郁病人试图通过从爱的客体获得有法力的爱来恢复其丧失的爱的能力与功能”（1954b，p.597）之后，她继续在一个特定案例中描述了一种长期的理想化移情。考虑到科胡特（1971）在17年之后“发现”这种移情具有治疗价值，她对此的治疗特别有趣。雅各布森没有试图去分析这种理想化，相反，她利用这种移情实施治疗，并使病人至少暂时性地围绕这种移情重建某些自尊。她没有提出主张说，此时不去分析这种移情（“允许”理想化）的技术具有治疗作用，也意识到这种移情可能会掩饰严重的矛盾情感。在一定程度上她的反应给人的印象是简单而仁慈，基于对病人当时需要的共情性理解。

在治疗的后期阶段，雅各布森的春季度假使这个病人感觉被抛弃，导致病人严重的抑郁。他的反应是决定写一本书（病人是一位成功的科学家，并知道雅各布森个人的精神分析著作）。雅各布森对接下来的分析阶段的解释以及她对此的处理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她宣称：“写书阶段代表的是，总体上我与这个世界的明确的自恋性撤离。他真的是想用一本书，一本从我这里掠夺的书，来替代分析师。”关于她自己的反应，雅各布森写道：“在这个时点，分析师所对应的从容不迫的支持性的态度帮助他度过了这个最为关键的阶段。根据我对这门学科的模糊了解，我尽可能对他的书表现出非常积极的兴趣；换言之，通过暂时的参与，我与他共享这本书，并赢得他的回归。”（1945b，p.601，602）

在雅各布森看来，精神分析的治疗作用最终由分析师的解释行为所决定。她提出了许多问题，科胡特（1971，1977）多年之后才将注意力转向这些问题，诸如，如果要获得成功，严重病人最深层的性前期的幻想素材是否可以并需要解释。她的某些技术手段听起来实际上与科胡特的技术异常相似。在描述一个病人的治疗时，雅各布森报告称“在最初阶段，以及后来，在严重的情感危机阶段，我允许这个病人根据他需要的方式和角色来‘使用’我”（1967，p.57）。这就构成了科胡特会称之为自体—客体移情处理的明确说明。不过，雅各布森没有看到这些技术手段本身的治疗作用。正是解释带来了分析的改变，而且她相信，只要充分准备并灵活掌握时机，即使非常严重的病人也能听到并使用深层的本我解释（1954b）。

雅各布森没能将她的技术修正（在盖罗看来，是她的人格特质）与病人治疗的改善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她对驱力/结构模型观点的忠诚。她没能将其发现概括为可以广泛应用于病人精神分析的技术理论，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她对于病人—分析师关系的细微变化的敏锐理解仍然影响了我们对她作为临床医生的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说是隐含的方式，她对当代关于技术问题的处理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