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与技术：深层分歧
开头肯定就是
结尾——因为我们不知道任何
超越我们自身复杂性的
单纯而简朴的东西。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裴特森》
我们在本书开始就提到了这样的观察，即今天的精神分析的特点就是，理论方法激增，每个理论都有其自己的构想、语言与视角。从最初精神分析理论设计者的一元化、整体的体系涌现出大量竞争的模型、思想与概念，似乎充其量彼此之间具有复杂而模糊的关系。每个传统的拥护者均聚焦于自己的学派，不去考虑替代性观点的价值。这有将精神分析分解为一个个狂热的信仰忠诚之岛的危险。
这种混乱背后是更加深层的兴趣与理解的分歧。尽管存在差异，所有当代理论家都在关注一个普遍问题：如何解释在所有临床工作中处理与他人关系的突出重要性。为客体关系在理论中找个位置一直是整个精神分析历史的中心概念问题，因为弗洛伊德最初驱力理论将心理能量释放看作基本的概念基础，与他人的关系被赋予的地位既不是中心性的，也不是显而易见的。每位主要的精神分析理论家必须就这个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
有两个主要策略调解客体关系临床首要性与驱力理论首要性之间的关系。调和策略试图扩展最初的驱力模型，更加看重早年与他人关系的作用，同时保留驱力的中心动机地位。激进替换的策略将与他人的关系置于理论中心，所建立的模型认为所有动机，包括性与攻击冲动，均源于寻求关系与保持关系的变迁。驱力概念在这个模型中被完全抛弃了。
每一位理论家，明里暗里地宣告，要么是对驱力/结构模型的忠诚，要么是对关系/结构模型的忠诚。这种忠诚决定其理论策略。驱力模型的拥护者关注的是将其理论假设与临床资料相调和，这些临床资料总是涉及彼此关系中的他人，真实的或者幻想的。关系模型拥护者关注的是使前后一致的替代方案适应长期存在的驱力模型的假设。第三种方法，即“模型混合”策略，试图通过将关系理论建构与经典体系并列在一起，巧妙地避开了对二者的选择。驱力模型原则既没有被抛弃，也没有被扩展，而是被保留下来并与关系模型的观察和构想混合在一起。这种解决方法是不稳定的，有时是勉强的。理论建构显然是受到这个或那个模型的吸引，并最终作出选择。
我们提出具有地图作用的方法，在繁杂的当代精神分析理论中有自我定位的作用，并找到自己的出路，一种穿越精神分析思想史主要维度的读者指南。所有指南价值取决于其效用；我们的指南基于其效用，既强调所有我们讨论的理论家关注点的相似性，也强调他们因忠诚于不同模型而导致的在焦点、敏感度与语言上的差异性。我们已经说明弗洛伊德从与后来的关系原则极其相似的早年理论转向了驱力模型自身的建立。他后期的许多概念，例如现实原则、升华、自恋与修正的焦虑理论，代表了他将驱力概念保留为理论中心的努力，同时赋予早年与他人的关系以日益增长的作用。
哈特曼、马勒、雅各布森与柯恩伯格的绝大部分著作一直指向同样的目标。哈特曼关于自我运作，以及调解我们与外部世界关系和在某种程度上源于早年客体关系结构的阐述，加深了我们对环境在心理经济学中作用的认识。其适应的概念引入了补充驱力影响的动机力量，同时尽可能不修改驱力概念。马勒关于发展运动理论，即从与母亲共生融合开始，历经分离与个体化的各个阶段，详细描述了哈特曼总体概略的“正常可预期的环境”；也阐明了适应生活所固有的发展任务。马勒框架呈现了用自体与客体关系结构转变来表达的发展观点，但这些转变最终是由驱力要求的不断转变决定的。雅各布森，在其令人信服的关于自体与客体世界互动的描绘中，为马勒观察资料增加了理论深度。她的思想为经典理论增加了现象学水平的理论建构，使得她可以将自己与马勒的创新性关系原则整合进驱力理论框架中。最后，柯恩伯格将马勒和雅各布森观点与梅兰妮·克莱因和费尔贝恩观点混合在一起，使其形成以情感而非驱力代表人类动机基本来源的观点。随着情感在与他人关系中的实现，情感就成为驱力自身基础，尽管一旦形成，驱力所发挥的作用就像在经典模型中的作用一样。柯恩伯格理论保留了驱力/结构模型语言，但其敏感性既与弗洛伊德最早的观点，也与关系模型的基本原则密切相关。
我们的做法是使探索第二种传统，激进替代策略的不同版本成为了可能。我们讨论了梅兰妮·克莱因思想过渡性本质，包括其越来越多的关系假设，发现其贡献中许多难懂且有问题的特征，因为她试图发展关系概念，同时又保留驱力模型假设：情感生活的突出特征从中演化而来。因此，她的忠诚导致她假定存在一种对客体先验性的认识，以及非常早期的复杂认知能力。与其截然不同的是，沙利文与费尔贝恩完全脱离了驱力模型，尽管二人有着不同敏感性以及不同哲学与语言学传统。沙利文思想绝大部分是在纯粹关系背景下重新解释弗洛伊德的临床观察。同样地，费尔贝恩提出了精神功能模型，弗洛伊德快乐原则与强迫性重复在其中被理解为达成更加基本目标的手段：客体联结的建立与保持。温尼科特也建立了纯粹的关系/结构理论，尽管不是以这样的方式明确地呈现的。只有在其忠诚的框架内才能理解他将自己的创新与先前理论并列在一起的做法，这种对经典传统的忠诚不足以影响其思想的基本结构，但足以显示没有连续性的存在。忠诚中的类似分裂是巴林特放弃其关系模型的逻辑基础。模型概念也可能将科胡特的著作置于更大背景之中：看到他的许多构想与关系理论家的构想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看到其本质上是关系模型的独一无二特征，理解因为他对模型混合的全心投入而造成的其著作中非常令人困惑的特征。最后，我们提供了追踪桑德勒构想随时间而转变的参照系，其理论建构重心从驱力/结构模型转向了关系/结构模型。
我们已经说明所有精神分析模型有一个基本一致之处，导致我们提出要对这个难以捉摸的术语“精神分析”下一个定义。所讨论到的每一位理论家均信奉一种关于人类生活过程的动力性观点，认为我们的生命是由各种动机力量的复杂互动决定的，这些力量之间的互动可能是一致的，也有可能是冲突的。每一位都相信关于潜意识的概念（尽管沙利文对这个术语有点犹豫），赞同促进我们行动的许多或绝大部分动机在我们正常意识之外起作用。每一位都认为研究人类最有效方式是要通过认真的、合作的调查来界定精神分析情景。
那么，这些就是精神分析看法的定义性特点。精神分析中的模型各不相同，就在于每个模型赋予起作用的动力性力量的内容各不相同，尤其是最普遍的被压抑的潜意识的一部分。在驱力/结构模型理论家看来，由系统发育所决定的性与攻击冲动的衍生物构成了被压抑的潜意识内容，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些冲动认为是社会结构“不能接受的”。在关系/结构模型理论家看来，潜意识是由同样被排斥的自体与他人的特定意象构成的。这每一个构想均包含关于跟他人关系作用的特定看法。最好根据相对于传统驱力的概念定位关于客体关系观察和构想的潜在策略，来理解整个精神分析思想史中理论的趋同与分歧。
说到“策略”与“定位”，似乎有蓄意与有意谋划的嫌疑，虽然我们丝毫没有这个意思。所有精神分析理论家都在某个模型之中运作，具备这样或那样的“形而上学的忠诚”。对驱力模型的拥护者来说，自然就是调和策略；对关系模型理论家来说，自然就是激进替代策略。二者均根据假定为基本与真实的一系列假设进行思考，并根据他们已经接受的信念，试图调解新旧观点、新旧资料。这两种模型拥护者之间的分歧为何如此旷日持久？为何没有一个可以简单地被证明为“最真实的”，或接近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