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与驱力：调和的研究
马勒所描绘的用来阅读婴儿从无形到成形发展的地图，与经典驱力理论提供的地图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马勒看来，婴儿要成为一个人，需要淹没在母亲的人格中，并从母亲的人格中显露出来。这个发展的标志是根据联结的方式，而不是紧张的消除得来的。她强调儿童与母亲联系的性质，其结果就成为心理结构形成的基础。然而，她依然忠诚于驱力模型，不是温尼科特那种没有理由的方式，先认可后又忽视驱力理论，而是诚挚地，且经常是煞费苦心地将其新观点编制进现存的框架中。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
马勒使用“共生”一词有两种本质上不同的所指；这种双重使用提供的弹性是其进行理论调和的最有力的工具。从我们一直采用的视角看，共生意味着婴儿与母亲之间的真实关系，这种关系具有需要双方具体的活动与行为。从哈特曼适应观点角度看，共生是两个人之间的互动模式，对每一方的生存都是必要的。不过，马勒在其他地方明确指出共生还表示一种心理内部事件，即幻想。她认为共生是“一种推断的状态……是原始的，认知—情感生活的特点，此时还没有出现自体与母亲之间的分化，或者说出现了向自体—客体未分化状态（共生期的特点）的退行。实际上，这不一定要求母亲有形的存在，但可能是建立在原始的一体意象和/或盲视或否认矛盾感知基础上的”（Mahler，Pine & Bergman，1975，p.8；斜体是我们标注的）。从这个方面看，共生失去了其二元的内涵，甚至可能有反对适应的作用。马勒继续写道：“共生的本质特点是与母亲表征幻觉性或妄想性心身的全能融合，尤其是关于两个躯体分离个体之间共有边界的妄想。这就是自我在非常严重个体化障碍与精神病性解体时的退行机制。”（Mahler，Pine & Bergman，1975，p.45；斜体是原文标注的）
我们因而面临关键的不确定性：共生是发生在人际域中的事件，同时又可能是与这个人际域中的事件不相关的幻想。共生是对两个人行为的描述，同时又是对其中某个人行为的元心理学解释。这种显而易见的矛盾不仅仅是语义学疏忽的结果，而是反映了允许马勒将其人际概念放入现存驱力理论的不确定性。她的观点源于其对母亲和儿童行为的观察。为了将这些观察整合进驱力模型的元心理学，她必须推断一种内在心理活动状态作为所观察到的行为基础。如果共生要成为发展概念，等同于业已建立的驱力模型概念（认同、危险情景序列、俄狄浦斯情结，诸如此类），就必须有力比多和行为的指示物。这个要求，在弗洛伊德著作中是暗示的，由哈特曼进行了谨慎的阐述。
马勒使用共生指代现实中关系与力比多决定的内在幻想，就能在客体关系发展理论与驱力模型元心理学之间创造一个接口。通过这种概念的飞跃，共生与分离—个体化理论就变成了独立的内在心理发展路线。
这种融合策略，虽然很巧妙，但不是没有困难。与一个还没有从自体中分化出来的客体建立关系的概念在经典力比多理论中是没有位置的，因为客体根据定义是自体分离、在自体之外的。马勒需要找到某种可行的方式为“共生性客体”赋予一种有意义的元心理学的（与行为相对的）指示物。为此，她致力于客体自身概念的重新定义。
“客体”概念起源于弗洛伊德驱力理论，客体是（力比多或攻击）驱力的目标。只是随着结构模型的创立，以及自我心理学对客体的阐述，客体形成的认知方面才得到人们的关注，客体才从驱力运作中独立出来。即使是哈特曼（1952）对力比多恒常性的讨论，也接近了从投注在客体上驱力缓和（中性化）角度形成客体。自我这方面很少被注意到。
马勒意识到历史上片面的方法给客体形成带来的困难，对客体关系来说也是一样。儿童，以及患精神病的成年人，通过力比多和攻击方式与客体建立联结，从认知和感知角度看，是“异想天开的”。这些客体可以形成于自体与某个他人融合的感觉、与许多他人融合的感觉，等等。这些区分，尽管从本能投注性质（客体关系的本我方面）的角度看并不重要，但从客体是如何在认知上形成角度（自我方面）看却是至关重要的。
马勒认为，从自我心理学角度看，精神分析缺乏合适的客体定义。为了处理这个问题，她着手于弗洛伊德著名论断“对于自我来说，感知起到本我对本能未能起到的作用”（1923a，p.25）。按照这个声明，我们可以不根据客体在感知领域的地位来定义客体吗？这恰恰就是马勒在其陈述中所做的，称“广义来说……我们可以将交互领域中的任何东西称为客体，作为其环境从生理上或以其他方式影响子宫内或子宫外的有机体”（1960，p.184）。这个重新定义的理论意涵再清楚不过了。“客体”概念不再受驱力概念的约束。影响感知的“客体”从出生起（马勒甚至认为在子宫内的时候）就是必然存在的，客体关系并不是必须依赖自体感知与对“他人”感知的分化。
这种重新建构与自恋问题有直接的联系。弗洛伊德（1914a）最初完全用能量的术语定义自恋：自恋被理解为力比多驱力的变迁。哈特曼对这个术语最初使用的修正使人想到新的客体（自体，而不是自我），但保留了早期的能量基础（Hartmann，1950a）。将客体关系自我的方面整合进自恋概念的能量框架的困难，导致最近几年出现了极端新方法。柯恩伯格（1976）完全抛弃了自恋作为正常发展阶段标记的用法。雅各布森（1954a）最初建议这样做，但后来又恢复了以前的做法。在雅各布森（1964）用法，以及科胡特（和柯恩伯格对自恋心理病理的命名中）用法中，自恋不是从能量角度定义，而是用结构/认知术语定义的。自恋被理解为自体与客体未分化的阶段，一种“融合”状态。力比多在这个融合自体与客体表征的母体中的变迁不是定义的一部分。
马勒对客体概念的重新定义可以使她对自恋观点进行重要的修正，但她不愿对驱力理论提出这么重要的改变；因此，她的解决方法代表的是中间立场。马勒在其整个工作中明确表达出正在追随哈特曼，保留自恋的能量内涵：其概念指的仍然是某种东西的力比多投注。
从力比多理论观点看，自恋最适合马勒所说的正常自闭期，因为在这个时期，心理能量完全转向内部，而且婴儿没有任何外部的客体。但是马勒也将共生期包括在弗洛伊德所说的原始自恋期范畴内（1967；Mahler，Pine & Bergman，1975）。这发展了弗洛伊德最初概念的一个方面，这种对自恋的使用容纳了自身的模糊性。一方面，自恋指的是力比多变迁；另一方面，“自恋客体的选择”概念描述了一种特殊形式的客体关系。我们已经表明这后一种描述性的用法，在驱力模型元心理学框架内，有着理论上的矛盾。马勒对自恋的描述包含类似矛盾性，但是，跟弗洛伊德不同，她尝试过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她理论调和策略的一部分，因为代表的是将观察到的客体关系模式整合进经典元心理学框架的努力。她认为，在共生期（从描述角度看，显然是自恋客体关系的一种形式），力比多的分配仍然是自恋性的，因为投注是“二元联合体”，包括婴儿与母亲。二元联合体的观点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实际情况是，从婴儿视角看，自体与客体仍然是未分化的。
因而，马勒关于原始自恋共生期的描述是建立在弗洛伊德的自恋客体选择概念之上的，但超越了这个概念，因为指的是内在表征状态以及外在行为。这反过来依赖于她信奉的关于“客体”认知定义，因为这个阶段部分是根据自体与他人的认知未分化状态来定义的。然而，正是因为马勒坚持保留其能量的方面，她将自恋定义为对依旧融合在一起的自体与客体意象的投注。
马勒对自恋的构想同时依赖力比多与认知的观点。这种双重定义效果就是通过大力扩展客体的作用，使驱力模型思想超越了其对驱力的作用。这明显见于她对弗洛伊德关于原始自恋期思想的某些改造。在弗洛伊德看来，婴儿在生命开始时完全是只顾自己的，根据幻觉性愿望满足行事。婴儿只有在感觉到其源于驱力需要遭到挫败的压力下，才会转向外部世界。外部世界看起来总是跟婴儿需要相分离的，充满敌意的；这是弗洛伊德（1915a）“纯粹快乐自我”概念的含义。另一方面，在马勒看来，与客体的最初关系、共生期关系，是融合的关系；指向“非—我”的敌意实际上是指向共生范围之外的。客体，尽管被模糊地感觉到，在本质上的体验是有帮助的，有助于消除内源性不愉快的感觉。如果马勒所说的婴儿不是天生就寻找客体，就像费尔贝恩对婴儿的描述那样，至少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说与他人最早的关系本质上是正向的。所以，纯粹的快乐自我是马勒明确拒绝的为数不多的弗洛伊德的概念之一（Mahler &Gosliner，1955，p.198）。她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是其理论调和策略的例证。
马勒对于延迟驱力满足和驱力中性化概念的处理进一步表明她扩展了经典理论来囊括关系过程。对驱力理论家来说，延迟释放的能力是早期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成就之一；这是让动物“文明化”并变成人的第一步。弗洛伊德（1911a）认为只有思维的出现，延迟才成为可能，他将此定义为使用相对小量的能量进行的一种试验行动。反过来，自由投注转化为被绑定的投注使得思维成为可能；其完全依赖于驱力能量状态的改变。哈特曼（1939）扩展了这个解释，认为投注的绑定已经假定了自我天生的绑定能力，而且取决于成熟和发展的过程。他没有阐明这些过程，反而关注的是绑定功能。不过，既然根据定义自我是与现实保持联系的部分心理结构，哈特曼观点概略性地认为环境影响了延迟能力的进化。
马勒对于自我的总体发展提出了不同的、创新的理论，尤其是延迟满足的能力，关系过程与驱力能量在这个理论中保持微妙的平衡。在讨论将自我心理学应用于儿童的行为障碍时，她认为“正常令人满意的自我成长几乎完全取决于儿童与母亲之间的情感关系，后来是儿童与父母的情感关系”（1946，p.46）。不过，在同一篇论文中，她与哈特曼的框架保持密切的关系，认为自我形成是驱力被支配的结果。这些说法当然不是自相矛盾的，尽管其全面的整合不是没有问题。我们在讨论共生与自恋时，发现我们面临同样的理论策略。马勒的第二个论述是一个元心理学的假设：指的是支持自我形成的机制。首先描述的是带来一系列内在心理事件的必要条件。通过强调条件而不是机制，马勒就能拓展驱力模型的理论范畴。
马勒在一篇早期论文中特别指出，新生儿对需要紧张与需要满足状态之间有节奏转换的体验导致两种发展：察觉到自己的身体与母亲的身体是分开的，“自信的期望”指向外部世界（Mahler，Rose & DeFrise，1946）。这个构想的第一部分，将挫败—满足序列与自身的身体感联系在一起，是经典驱力模型关于自我发展的看法；这让人想起弗洛伊德的评论，即自我“首先是躯体的自我”（1923a，p.27）。第二部分似乎只是将挫败—满足序列与一定量的客体联结联系在一起。马勒更多的意图在接下来的写作中显得更加清晰，她是这样说的：“当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婴儿有能力暂时搁置紧张，也就是说，当他能等待并自信地期待满足时，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可以说自我开始了。”（1968，p.12；斜体是我们标注的）在哈特曼（1950a；另见Rapaport，1958）看来，自我是允许驱力释放延迟，暂时搁置紧张的结构。将此等同于一定量的人际联结、自信期待的体验，马勒强调的是促进自我发展的人际环境，而不是所涉及的机制。她通过这种方式使客体关系比原来的理论更加接近自我发展理论内核。
在马勒（1967，1968）的建构中，延迟能力是建立在具体的人际体验之上的：从共生的伙伴得到满足感。这代表的是自我要发展所需要的具体的环境条件。但在1968年，刚才引用的说法设置变得更为含蓄：暂时搁置紧张的能力与自信的期待是等同的。马勒似乎在说人际体验就是机制，也就是说，驱力是通过唤起带有特定情感的自体—他人结构来调节的（资源匮乏的婴儿自信地期待从关爱的母亲那里得到满足）。这在许多方面与关系模型理论家的构想是一致的。
马勒在相关问题讨论中有类似的考虑：驱力的中性化。这个概念是哈特曼首先提出的，他认为中性化是自我的一种功能；是自我能影响驱力能量本身性质的机制。中性化是对弗洛伊德升华概念的阐述，既用于攻击驱力，也用于力比多驱力。受到自我作用与中性化的能量可以被自我用于寻求自己的目标。中性化概念在驱力模型中的重要性在于，使理论超越了单调地强调只有本能的能量才能成为动机来源的看法。在哈特曼看来，中性化与客体关系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且总体上是概略化的；他表述最为明确的立场是，中性化是客体恒常性的前提。
在马勒看来，驱力能量从其纯粹的本能开始到最终渐变为中性化的演变，遵循一个更加清晰的、需要全面说明的过程。婴儿在醒的时候，其在自闭与共生期的活动是以消除内在产生的紧张为中心的。内与外的最初区分源于其发现，某些不适只有在共生伙伴（母亲）的帮助下才能消除。这些帮助，马勒认为包括母亲所有的正常养育行为，从元心理学角度理解是内源性攻击驱力的力比多化（Mahler & Gosliner，1955）。这是中性化过程的开始。母亲对婴儿的抚摸与搂抱，以及伴随而来的两人之间的“情感和谐”会导致中性化（1952）。因而，中性化是从具体的人际体验得来的。
母爱照料的中性化功能会超出共生期。容易进入童年期，“正是母亲对学步儿的爱与接纳，甚至接纳他的矛盾情感，使得学步儿能将‘中性化的能量’投注到其自体的表征上”（1966，p.161）。这个框架被马勒完好无损地用于儿童分析过程的构想。她认为治疗师“安抚性的在场导致儿童攻击的中性化，而治疗师的力比多输入帮助儿童将自己的力比多投注在自己身上”（1968，p.213）。因为这些构想，传统驱力模型关于力比多驱力能量与快乐之间关系的看法得到了彻底改变。不是力比多释放产生快乐体验，而是令人快乐的人际关系体验产生力比多。不过，马勒仍然保留了与驱力模型的联系，认为即使最佳的养育也不能保证会出现足够的中性化。婴儿在势不可挡的、令人不快的内源性刺激（马勒最常举的例子就是被痛苦的慢性疾病折磨下的婴儿，但这个构想可以扩展，以包括比一般攻击驱力能量更加强大得多的体质的负担）的重压下，即使有一定安慰性的共生伙伴在场，可能也不足以给中性化足够多的攻击（1958）。
马勒的理论建构策略给驱力概念带来的主要（有时可能比较含蓄）修正，是为了适应逐渐扩展的对早期客体关系作用的重视。她使“客体”摆脱了作为力比多目标的功能限制；她将“自恋”从纯粹的能量概念扩展为同时具有认知与能量的构想；她从人际体验中推论出驱力延迟释放与中性化的能力。通过这些策略，她在驱力模型框架内为其创新找到了位置。同时，这些改变也失去了很多，包括主要领域概念的清晰度，在其混合关系发展理论与驱力/结构模型的努力中起到了结合作用。例如，以驱力取向客体定义的重要意义，就是区分了由环境中某些“东西”发挥的作用与由其他“东西”所发挥的作用。经典精神分析的“客体”在心理经济中的功能，远比皮亚杰（1937）所说的“客体”具体。马勒在交替使用力比多客体（本我方面）与冲击性客体（自我方面）时，就失去了这种具体性。尽管她声称遵循哈特曼定义，马勒对这个术语的使用模糊了力比多客体、皮亚杰所说的“物体”，甚至是感知对象之间的区别。这种混乱源于她试图囊括之前的驱力模型理论家没有考虑的现象，而同时又保留了模型的根本假设。
马勒对健康自我发展所需条件的讨论显示了这种不明确。恰当结果的关键决定因素是什么？对哈特曼来说有许多：体质上的驱力强度、内在的自我能力、力比多与攻击的变迁、客体关系，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他尤其不遗余力地告诫，不要过高估计客体关系相对于其他因素的作用。正如他所说：“自我发展与客体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非常复杂，远非近来某些著作让我们相信的那样……至于后来的成熟过程对早期令人不满的情形的修正，我们所知甚少。”（1952，p.163）但“令人满意的”客体关系是什么？这些客体关系对健康自我成长的促进作用有多重要？
哈特曼在谈论“令人满意的”客体关系时，他的意思是：“令人满意的”关系是那些从驱力紧张的角度看使人得到满足的关系。他将“儿童与客体互动的问题”等同于“儿童的放纵与挫败”（1952，p.162）。马勒在其早期职业生涯中似乎接受这种理论构想，尽管她从写作的开始也注意到母亲—儿童互动的更广义的方面。在其很早的一篇英文版论文中，她观察到“母亲的潜意识与婴儿的感觉器官对刺激接收的相互关系是儿童与成人之间交流方式的原型”（Mahler［Schoenberger］，1942，p.150）。这种方式的交流让信号得到传送，让母亲与儿童之间的关系得以建立，这种关系超越了挫败/满足序列。马勒在早期关于儿童抽动障碍的论文中详述了这种关系的各个方面，她指出父母对儿童运动技能发展的态度（不仅是对儿童能力成长的明显满足或挫败，也包括潜意识态度）对儿童自我能力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Mahler，Luke & Daltroff，1945；Mahler，1949）。
母亲—儿童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父母的焦虑。马勒认为焦虑而不满意的母亲的“传染”，可以独立于生长需要的供应，干扰其与儿童的共生关系（Mahler &Rabinovitch，1956）[2]。在一篇描述生命最初几周与几个月的综述中，她写道：“虽然从正常自闭到正常共生的发展发生在正常养育情景下口欲的满足—挫败序列的母体之中，但只有从广义上说，这种发展有赖于需要的满足并与之相互依存。这种发展涉及到的远不只是口欲和其他生长的需要。”（1961，p.334）后来，她在同一篇论文中指出，用纯粹的生长方式养育的自闭期婴儿，将难以发展出表示其需要的信号。生长的满足就会与“情感饥饿”分离开来，婴儿将感受不到需要满足与其情感伴随的联系。
与哈特曼所说的挫败与满足相比，马勒对客体关系影响的解释更为概括，至少在观察水平上是如此。她在描述中加入了父母意识和潜意识的态度、情感反应，以及对孩子情感需要的反应。与哈特曼相比，她所说的“令人满意的”客体关系是多方面的，包括母亲与孩子人格的各个方面。但是，就像她的许多贡献一样，我们一定会质疑，她在多大程度上将其观察整合进了驱力理论的解释框架？她在此面临一个难题：驱力模型，其发展地图是围绕体验快乐模式组织的，要求“令人满意的”等于“能使人满意的”。客体关系只有在涉及投注在客体表征上的潜在驱力时才能进行评估。因此，尽管马勒对早期母亲—儿童互动的多个维度有诸多主张，她还是断定“共生期所发生的一切受到口欲的支配”（Mahler & Gosliner，1955，p.200）。这与她的观点难以保持一致，她认为生命最初几周与几个月，起决定作用的远非口欲需要的挫败与满足。
诸如“被口欲支配”和“在口欲满足—挫败序列的母体中”（1961）的说法，更多的是向驱力模型理论传统致敬，而不是马勒的观察。她注意到，在婴儿与母亲最早期关系中，婴儿特有的生存需要得到满足，母亲提供了柔情，焦虑消除通过平静的“辅助自我”在场得以实现，母亲提供了对抗巨大外界刺激的掩体，婴儿体验到一系列口欲需要的满足与挫败。在母亲—儿童关系的这些方面中选择某个方面作为“支配性的”方面，作为其他方面可以发生的母体，只能是一种先验条件，而且是有点武断的选择；是不能从资料推导出来的。费尔贝恩（1952）将同样的现象包括在绝对依赖的组织原则之中，是与生物学的/力比多的倾向相分离的人际或客体关系概念。这种选择就不像马勒的选择那么武断；但只是不同而已。马勒知道，从纯描述性观点看，“令人满意的”客体关系更为重要，而不是源于驱力的需要满足；不过，她的理论与政治上的忠诚使她可以扩展基本的解释框架。因而，马勒著作仍然保持模糊的焦点，以及不断增加的关系概念与不断回到驱力模型原则之间未解决的紧张。
马勒融合策略所付出的另外代价，必须根据她修改驱力自身概念造成的结果来评价。在她的描述中，驱力以及随后对驱力的修正总体上是由环境决定的。儿童早年与母亲的关系既有令人满意的、好的方面（相对于其早期整体依赖的总体需要而言），也有令人挫败的、坏的方面。这些被初级心理结构组织为“好”与“坏”的自体和客体表征。好的意象倾向于促进自体和客体进入密切的、令人满意的关系，而坏的意象倾向于将两个参与者分开，将儿童置于孤独、危险且恐惧的境地。随后数量上占优势好的体验起到改善坏的、令人恐惧体验的作用，通常可以发展好的且有效的自体感，同时建立对客体与他人的“基本信任”感。马勒对这个序列能量方面的处理是接受了雅各布森假设，即未分化能量的最初状态，通过被吸引到好与坏的自体—客体构造分组，就分成了攻击与力比多两部分（Jacobson，1954a，1964）。
这个构想保留了驱力/结构模型的基本情感与语气吗？弗洛伊德通过广义的生物学假设，即生存与死亡本能的理论，阐述了在亲密与分离之间摆动的问题，正是爱欲、结合的力量与死亡本能的交替占优势，将人们分离开来，解释了这个重要的人类联结的维度（Freud，1920a）。因此，驱力模型中关系的好与坏完全是由投注在关系上的驱力性质决定的。对于儿童体验为好的或令人快乐的父母照料的理解是简单明了的：轻拍、抚摸、温暖等是好的，就是因为满足了已经存在的力比多的部分本能（Freud，1950a）。马勒试图将她的理论构想与驱力模型的传统联系在一起，从而导致她极大地修改了模型的一个基本假设。在她提出的框架中，快乐源于特定形式的客体关系，这种关系随后被内化为一种力比多驱力；最初的快乐原则坚持认为快乐是内在驱力紧张的降低，在自体性欲或偶然获得的客体关系中实现。如果力比多源于儿童与母亲的特定互动，如果是母亲的照料使得未分化的能量，甚至攻击驱力的能量变成力比多化，那么力比多一定是建立在内化的令人满意的母亲—儿童互动的幻想之上的。在最终分析中，马勒说的力比多是社会化的，而不是生物学的；这是她在理论融合道路上迈出的主要步伐之一。
在其最后出版的一篇论文注释中，哈特曼（1955）试探性地提出，除了性与攻击驱力的能量，以及这每个能量不同程度的中性化，可能存在“非本能”的“原初的自我能量”，因为这种能量不是出自这两种基本驱力的任何一个。他没有发展这观点，也没有将其整合进他的元心理学框架内。不过，马勒确实在概念上向前迈进了一步。在其后期一篇论文中，她认为“正常婴儿天生具有一种固有的禀赋，促使他在自主性成熟的某个点与母亲分离，即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个体化”（1974，p.158）。一年以后，她进一步将概念具体化了，称“我们现在知道驱力不是指向分离本身的，但是固有的禀赋是指向个体化的驱力”（Mahler，Pine & Bergman，1975，p.9n；斜体是我们标注的）。在马勒的理论范畴内，这种驱力为婴儿提供了离开全能感的“理由”，这种全能感被认定是共生期的特征。
在其新近著作中，马勒对于自主性冲动是否是真正本能的看法是模棱两可的：她的构想似乎更依赖于自主的自我功能成熟的力量，因而阐述的是哈特曼的结构假设，而不是能量的假设（Mahler & McDevitt，1982）。尽管这可能代表回到了更加保守的理论状态，但还是构成了对弗洛伊德处理这个问题方法的主要修正。在《超越快乐原则》中，他考虑并抛弃了“指向掌控驱力”的概念，这接近于指向个体化驱力。这个决定代表的是理论建构的关键选择，并规定了解释要点。在弗洛伊德看来，必须将动机理解为最终源于性或攻击冲动，其本身就是爱欲或死亡本能的表现。离开母亲的强烈愿望，就像他描述的那样，明确地被包括在死亡本能（及其衍生物、攻击）的特征之中。
内在指向个体化冲动的存在，以及作为基本力量的个性表达，在精神分析理论中是未知的。对这一点表达最清楚的，是科胡特关于“健康的自信”与指向自我凝聚力倾向的概念，以及温尼科特关于“真我”在没有环境干预时会兴旺发达的观点。不过，指向个体化的驱力不是驱力/结构模型范畴中的独立力量，也不能轻易地被整合进经典理论解释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