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人际精神分析

你不妨用叔本华的话来说阿波罗……罩在玛雅面罩中的人：“正如在无边无涯、洪涛起伏、澎湃怒吼的海洋上，一个人坐在小划艇上，托身于一叶扁舟，同样，在这喧闹的世界里，个人安心静坐，受到个性原则的支持并依赖它”……阿波罗自己可以看作是个性原则的惊人的神像，他的表情和姿态都散发出“假象”的一切愉快、智慧以及美。

——尼采，《悲剧的诞生》

最初的四十年，精神分析是相对同质的，构成从弗洛伊德著作演化而来的宽广过渡期，时不时地会爆发几次小规模运动。荣格与阿德勒，在19世纪初的脱离之后，在非常不同的方向发展了各自的理论。荣格阐述了关于精神上普遍基于原型的一个复杂神秘的体系，而阿德勒将精神动力学的思想扩展到了社会和教育的领域。在19世纪20年代，兰科和费伦奇提出一些重要批评，以及专门针对分析技术的其他方法，但是他们没有把工作发展到从理论上进行阐述的地步，也没有吸引太多追随者。直到19世纪30年代后期，才开始出现广泛而非正统传统，部分源于早期的脱离，明确脱离了弗洛伊德的驱力/结构模型的基本假设。在这种非正统传统下发展起来的综合框架逐渐被称为人际精神分析。

人际精神分析没有像经典的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那样，形成一个统一的、整合的理论。相反，它是一系列不同的有关理论和临床实践的方法，共享基本的假设与假说，我们将之统称为人际/结构模型。这个运动的主要人物——哈里·斯塔克·沙利文、埃里克·弗洛姆、卡伦·霍尼、克拉拉·汤普森以及弗里达·弗洛姆-瑞克曼——彼此相识，共同工作，他们的个人成就反映出很大程度的相互促进。他们始于共同的起点：确信经典的驱力理论关于人类动机、体验的本质以及生活困难的基本假设本质上是错误的，因此，驱力理论为精神分析的理论架构和临床技术提供的基础是不足的，本质上是误导的。他们也拥有共同的信念，认为经典的精神分析理论弱化了社会和文化的大环境，而该环境在试图解释人格起源、发展和扭曲的任何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强调文化对人格的影响使其与其他重要的人际/结构模型——客体关系理论的英国学派分离开来。

人际传统一直被归类为“文化主义者”，尤其被其批评者表述为基本上属于“社会学”，将个体看作是文化价值的被动载体或是书写社会规范的白板（Sugarman，1977；Guntrip，1961）。这种指责在驱力/结构模型的捍卫者中是普遍存在的，他们认定心理的空间隐喻，其中充满了来自驱力、发自心底的能量。在驱力/结构模型中，社会现实构成重叠的、强加于由驱力组成的更深层、更为“本质的”心理基础之上的层面。删除或替代驱力是潜在动机原则、并且强调个人与他人的社会关系的任何理论，从这个观点看，其定义是表面的，关注的是人格“表面”区域，缺乏“深度”。人际传统一直受到指责的是，没有公平看待人类的情感、个人最深层的动机与冲突，仅仅将个体看作是文化的产物。这带来严重误解。沙利文、弗洛姆和霍尼对人类体验的描绘充满了深层而又强烈的情感。然而，这些情感与冲突的内容没有被理解为源于驱力的压力和调节，而是自己与他人、真实与想象之间关系组成的转化与竞争的格局。

沙利文一直是精神分析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最有激进抱负的、最易被误解的人物。他的角色7直是令人难以捉摸、自相矛盾的。尽管他的著作很少得到全面的研究，但在当初，对于美国现代精神医学和当代精神分析思想却有着巨大影响。人们一直认为，沙利文极大地“秘密统治”了美国现代临床精神医学（Havens & Frank，1971），他一直是“美国最重要的、独一无二的动力性精神医学的贡献者”（Mitchell，援引Havens，1976）。沙利文关注的问题和构想，生前遭到经典作者的嘲弄（Jacobson，1955）或忽视，在过去十年中，有时是以惊人的未加改变的形式，再次引起最重要的、最受欢迎的秉持弗洛伊德理论作者的重视。然而很少有人相信是他创立了这些方法和观点。

这些自相矛盾的说法是沙利文与弗洛伊德正统激进决裂的政治结果，也是其理论方法的主旨与风格所要求的结果。他对病人、治疗师以及理论家语言的不当使用有着浓厚兴趣。他深切关注的是，他认为言语普遍是用来模糊而非深化体验、掩饰而非交流，用来传授一种错觉式的控制感、知识或权力。与大多数精神分析作者相比，沙利文对其读者的要求更高；他试图吓唬他们，动摇其习惯的、未觉察的混乱思维和交流。他想让听众认识到，他们通常看待人类体验和困难的方式本质上是不合适的，是建立在错误但令人舒服的错觉之上的。沙利文的目标远大，他也深知语言所提供的工具是微不足道的。他从未将他的概念系统化并使之成为一个正式统一体；绝大部分以他名字出版的书是其演讲与谈话的手稿和笔记的汇编。沙利文未能整合并正式确定其稿件，似乎是他极度谨慎的结果，担心其理论被误用作教条，也是其过分小心的结果，内心深处害怕被误解。因此，他的遗著正文理解起来有难度，而且有挑战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容易被人误解。阅读沙利文是一种修得的境界，需要极度主动和批判的态度，才能跟上其思想的流动。

沙利文想象并迫切感觉精神医学和精神分析需要完全不同的方法，对此影响最大的是20世纪初具有美国思维典型特征的知识背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实用主义哲学，以及他与精神分裂症病人工作的经验，其早年职业生涯中接触的几乎全是这种病人。19世纪20年代，沙利文在芝加哥学习医学，当时美国知识生活炙手可热的中心就是医学。实用主义，以其显著的美国血统和特点，统治了哲学，并成为沙利文传记作者H·S·佩里所说的伟大活动的根基，具有“芝加哥社会科学镶嵌图”的特征（1964，p.xix）。沙利文的理论发展方法与乔治·赫伯特·米德、查尔斯·H·库里、罗伯特·E·帕克、简·亚当斯、W·I·托马斯以及埃德加·萨皮尔所使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并深受其著作影响。从广义上来说，实用主义是对19世纪欧洲形而上学傲慢、非物质抽象的反应。实用主义主张哲学自身应该关注所能感觉到的生活体验、现实状况和生命。各种社会科学都注入了实用主义精神，其典型导向是关注实际的、社会的现实，关注可见的、可以测量的状况，而不是不可见的抽象。对年轻的沙利文影响最大的精神病学家（埃德加·J·肯普夫、阿道夫·迈耶和威廉·阿兰森·怀特）是这种观点的拥护者，极度重视病人生活的社会现实和具体环境，正如怀特所言，重要的是要努力“判断病人在试图要做什么”（援引Sullivan，1940，p.177）。面对新近引入美洲大陆的、错综复杂而又高雅的经典精神分析体系，沙利文的反应受到了这种实用主义情感的极大影响。

沙利文将这种方法应用于心理病理学领域的精神分裂症，当时这个领域不是被弗洛伊德的著作，而是被埃米尔·克雷丕林的构想所统治。1923年至1930年，沙利文极其注重细节和人员配置，在马里兰州的陶森管理夏普德·伊诺克·普拉特医院的一个小的男精神分裂症病房。这个实验病房是首例现在所称的“治疗社区”，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社会和人际关系环境的注意，是今天绝大多数先进的精神病院所具有的特征。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沙利文磨练了其娴熟的临床技能，并塑造了其人际理论的基本元素。他最初反对克雷丕林的精神病学，竭力理解精神分裂症现象，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完全理解他的许多原则与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