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写作此书的想法，源于我们讲授精神分析理论发展史的经历。我们二人讲授精神分析课程，遵循传统的教学模式：弗洛伊德、美国“自我心理学家”、沙利文、客体关系的“英国学派”等等。教学内容的这种划分方式有其优点，但这些理论体系的核心互不相容，基本假设有着潜在的混乱。这种划分可以使彼此保持清晰的分界，但也有其局限性。我们竭力帮助学生掌握不同精神分析理论出现的大背景，理解常见的概念化问题，每个传统的拥护者都找到了其独特的解决方案。这需要我们跳出某个特定理论框架的限制，比较不同的理论方法。

对教学理论所面临的挑战，有过诸多讨论，这些讨论表明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反应是非常相似的。一方面，我们认为，如果丝毫不考虑沙利文对弗洛伊德复杂而常常又矛盾的反应，权当其方法完全自成一派，就无法教授沙利文的理论。另一方面，弗洛伊德最初模型的基本假设遭到人际关系学派、文化学派和客体关系学派的攻击，其忠诚的追随者对此作了错综复杂的理论修正，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充分理解对这些理论的修正。要全面理解弗洛伊德思想的演变，弄明白理论变化是为何变化，需要认真评估其早年拥护者发挥的挑战作用，这些拥护者最终成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反对者。

出于这些考虑，我们决定撰写这本书。要理解这些理论之间对立统一的矛盾，需要借助某种组织原则，我们在当今流行的“客体关系”概念中找到了这个原则，“客体关系”一词包含了人与他人的关系。这些关系，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一直是精神分析临床实践的核心，但对其冠以理论的名号，仍存有争议。我们认为，理解客体关系理论的不同形式，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精神分析学派思想演变的各种倾向。

本书的组织结构自然遵从这个目标。第一部分，首先探讨“客体关系”这个棘手的术语，概括了其在精神分析理论中的地位与本质。紧接着介绍了两位重量级人物，在这个领域，他们各自创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概念模型。我们认真分析了弗洛伊德早年创立精神分析理论的想法，他强调本能性驱力的能量推动了人类心理结构的内在活动。我们继续探讨弗洛伊德的后期著作。他将与外部现实互动的力量整合为一个心理结构，但本质上仍然受到驱力作用的控制。然后是沙利文，我们认为他具有创新精神，提出了另外一个理论框架——人际场域（interpersonal field），研究自体的发展，意义重大。我们向大家展示了沙利文与驱力模型的彻底决裂，由此形成一种完全不同的、解决客体关系问题的方法，对于理论建构影响深远。

第二部分探讨英国客体关系学派的主要人物。涉及的每位作者均决定抛弃弗洛伊德驱力理论的某些重要内容。梅兰妮·克莱因的开创性工作，包括其对驱力概念意义的修正，起到了从驱力理论到后续方法的过渡作用。我们详细讨论了费尔贝恩的“人格的客体关系理论”，重点讨论他的理论与经典的驱力理论以及克莱因理论之间的分歧，所形成的模型与沙利文的模型非常一致。谈到温尼科特丰富而创新的著作，我们试图要澄清他对不同流派术语的微妙的混合使用，有些来自弗洛伊德和克莱因学派，有些则来自他研究母婴互动所提出的客体关系概念。我们评估了冈特瑞普对费尔贝恩理论体系的拓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费尔贝恩工作的修正，或者说是对心理病理学的一个全新的和完全不同的方法。

第三部分介绍理论家的工作，他们通过弗洛伊德驱力理论提出的概念模型来处理客体关系。每一位作者仍然坚持驱力是理论的核心，但均试图修正其理论，来解释从客体关系研究中得到的资料。海因茨·哈特曼是继弗洛伊德之后最为优雅而全面的驱力理论家，他试图将精神分析变成一门普通心理学，人类需要适应和活在他人世界之中，他想将由此得出的理论思考整合到精神分析之中，我们从这个角度回顾了他的著作。我们接着探讨了伊迪思·雅各布森与玛格丽特·马勒作出的互补性贡献，二人均试图将驱力理论和从对母亲与儿童之间早期关系研究中得出的资料保持一致。雅各布森强调了关于严重成年病人临床工作中推导出的幻想的部分，而马勒的理论基本上源于严重儿童病患的研究，以及对正常儿童和母亲行为的直接观察。我们讨论了奥托·柯恩伯格，他将雅各布森和马勒的理论方法与从克莱因和费尔贝恩的著作输入的概念进行整合，试图保持其跟弗洛伊德的血统关系。

第四部分是对精神分析理论建构策略的更多思考。有些作者将不同的概念模型混合在一起，试图将其对连续性的关注与革新的兴趣保持一致。我们研究了海因茨·科胡特的各种策略，他是近期这个方法的最重要的支持者。就像约瑟夫·桑德勒一样，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努力遵循同样的理论策略，却遇到了困难，最终发现在精神分析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两种主要模型是不兼容的。在最后一章，我们探讨了这两种模型的影响和持久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基本分歧，认为两者是西方社会哲学大传统中两种另类趋势的表现。

本书一直是具有丰厚回报的合作的成果。四年前，我们发现我们计划撰写的是同一本书，接下来通过准备、对话和整合汇总成了一本书，很好地表达了我们的兴趣与理解。许多人对我们的著作作出了重要贡献。首先要提及的是威廉·阿兰森·怀特研究所的主任厄尔·文顿伯格博士。文顿伯格博士从最初就知道我们的项目，早期计划阶段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他慷慨的鼓励。即使涉及他与我们观点不同的地方，他也一贯给予我们支持与帮助。

对于那些阅读了全部或部分原稿的人来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默顿·吉尔博士和菲利普·布隆伯格博士。他们花费大量时间思考我们提出的问题，并给出非常有用而深刻的建议。给出有益意见的还有露丝·格林塔尔女士以及以下的诸位博士：詹姆斯·格罗特斯坦、戴维·哈勒、杰伊·瓦韦、琳达·马库斯、詹姆斯·梅尔泽、理查德·鲁宾斯、罗伯特·夏皮罗和布伦达·泰珀。

哈佛大学出版社主任亚瑟·罗森塔尔一直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巨大支持。最近，安·路易斯·麦克劳克林以其无尽的幽默和敏锐的目光对原稿进行了编辑，找出了不当的句子。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在观点成书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我们二人对以上各位满怀谢意，除此之外，对于那些在工作过程中与我们保持密切私人关系的朋友，还要单独致谢。

斯蒂芬·米歇尔：我要特别感谢约翰·舒穆勒和罗纳·班克博士，他们不辞辛劳，认真阅读不同的草稿，极大地改进了稿件质量，还有约瑟夫·勒维斯博士，对于他在本书漫长的撰写过程中所给予的鼓励与建议，我们深表谢意。我也要感谢我的妻子玛格丽特·布莱克，她对我写作此书有着深远的影响，难以言表。我的许多观点都是在与她对话中孕育形成的，除了表达深深谢意之外，难以区分这些观点是谁率先提出的，精神分析过程和精神动力性理论建构的精细复杂与丰富多彩，令我非常着迷，我庆幸有机会与她分享。

杰伊·格林伯格：我真的非常感谢我的妻子奥尔加·车赛卡博士，不管是从私人角度还是专业角度来看，我在本书中所做的一切都离不开她的贡献。她审慎地倾听我初具雏形的观点，总是亲切而宽厚地给出意见。这项任务经常令人心神困扰，她对我的个人支持才使得我能够写作此书。

主体与客体的对质、两者的相互融合、两者的同一，对现实与自我、命运与品格、事件的发生与肇始的神秘莫测的统一认识，总之对作为灵魂的产物的现实的奥妙的认识——我认为这种对质也许正是一切精神分析学知识的全部。

——托马斯·曼，《弗洛伊德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