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因茨·哈特曼
这样，从自然界的战争里，从饥饿和死亡里，我们便能设想到最令人兴奋的目标，即高级动物随之产生了。认为生命及其若干能力原来是由“造物主”注入到少数类型或一个类型中去的，而且认为在这个行星按照引力的既定法则继续运行的时候，最美丽的和最奇异的类型从如此简单的始端、过去、曾经，而且现今还在进化着；这种观点是极其壮丽的。
——查尔斯·达尔文《论物种起源》
客体关系理论，如果不是变化不定和虚构的，就必须包括个体与外部现实之间关系的建构。现实是他人与事物存在的领域，而且个体要认识其客体，就必须接近客体。对这个认识的解释是将意义归因于与他人关系的任何理论的必要条件。正是因为这种影响被理解为最初发展阶段的作用，与现实的联结就必须理解为从生命一开始就存在的。
现实由此成为精神分析客体关系理论的必要构成部分。不过，这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完全聚焦外在现实可能产生还原论的行为理论，而不是精神分析理论。精神分析区别于其他心理学，在于其需要另外的解释概念来解释心理过程与体验的内在世界，与他人的关系通过这个内在世界进行调节，并发挥其影响力。弗洛伊德创立本能驱力概念的目的就是发挥这种理论功能。
考虑现实的理论使其与承认客体关系具有首要性的理论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化了，因为事实上，说到现实并不一定是认定存在其中的他人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可以从体现人类生长与生存所需条件的主干来看待这个世界。在这个观点中，只有在他人是某些必要条件携带者的范围内，他人才有相关性；因此，客体关系的许多方面仍然处于理论的外围。这就是弗洛伊德所留下的驱力/结构模型的实情。因为动机被理解为源于内在过程（驱力及其变迁），客体进入系统所起到的作用只是促进者、抑制者或者目标。尽管弗洛伊德承认婴儿的长期无助感会导致对养育者的依附增加，他将这种依附看作从儿童对提供条件的养育者的需要继发性地进化而来（Bowlby，1958）。与客体的联系在整个生命历程中仍然是继发的，因为关系自身的品质依然原发性地源于作用驱力的需求。
即使从狭义的意义上说，精神分析长期以来一直承认现实在其人格和心理病理理论中的重要地位。一旦弗洛伊德发现其病人报告的童年期性诱惑是不真实的，他就放弃了对于真实事件的兴趣，而偏向基于幻想和内源性本能过程决定的解释性概念。精神生活被理解为源于驱力的需求；心理结构在快乐原则的统治下，只是在驱力逼迫下执行释放的功能。弗洛伊德将驱力定义为“使得心理运行的需求”（1905a，1915a），所有行为（从弥散的动作释放到理性行动，从高度进化的专业思维到梦和神经症症状）均受到驱力的压力推动。驱力及其地形领域、潜意识系统许多年来一直吸引着精神分析理论家的兴趣。意识作为其中的一个感觉器官在这个系统中具有有限的解释作用。人们对现实几乎没有兴趣，因为潜意识系统（以及在本能模型中的本我）被理解为心理结构中绝大部分不为外界察觉的那个部分（Arlow & Brenner，1964）。
随着结构模型的建立与完善，关于个体与现实的关系出现了新问题。在对潜意识防御与潜意识内疚感重要性的临床领悟下，弗洛伊德设想自我在总体心理经济学中比以前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既然自我是与外界保持联系的那一部分心理结果，弗洛伊德开始提升其力量的重要性，相应地更加重视现实的作用。1926年，内在危险情景被理解为源于外部现实，而且自我成熟（平行于力比多驱力的成熟决定因素）的具体方面被理解为可以塑造的焦虑体验。1937年，体质上的自我元素（平行于驱力的成熟决定因素，并独立于这些因素）被赋予决定防御方式的作用。相对本我的超强力量，自我正在增加力量。
在弗洛伊德晚年岁月中，经典精神分析框架内的其他理论家，对于承认自我强化作用的运动作出了贡献。农贝格关于自我合成功能的概念（1930）将自我描述为同时具有吸收与结合的功能，而不只是被作用其上的各种内外力量所驱使。韦尔德的多重功能原则赋予自我强大的执行功能，“指向本能生命的主动倾向，控制或……将其吸收进其组织的气质”（1930，p.48）。安娜·弗洛伊德的著作（1936）将自我描绘为具有强大防御设施来处理与驱力固有的战斗。
对自我增加的兴趣，以及对自我对抗人格其他部分力量的评定，是一定程度上对现实新的精神分析的兴趣，在某些方面，又回到了弗洛伊德在完全建立驱力/结构模型之前所表现出的兴趣。同时，对于儿童、正常与病理性儿童发展直接的精神分析观察的激增，进一步加深了对现实的重视。弗洛伊德自己注意到，对于儿童早期的研究使人们认识到儿童与母亲之间的实际关系（1933，p.120）。系统的儿童研究显示，外在世界，尤其是儿童环境内的成人世界，与之前的想象相比，更加直接而显著地影响儿童的发展。而且，与之前的推断相比，这种影响在早期发展阶段就很明显了，也就是说，早于俄狄浦斯情结。安娜·弗洛伊德（1936）关于“与攻击者认同”以及“对现实情境的防御”的概念就是挑战一元论动机概念的例子，这种一元论认为动机完全取决于内在驱力及其变迁。她从具体外在情境的荟萃中得出构成这些防御的具体行为：被认同的攻击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现实中的人物；对现实的防御（例如，对抗儿童身材的矮小与力量的弱小）源于现实的情景。
哈特曼的著作源自对自我与现实作用的扩展评价的背景。他的精神分析的贡献一直得到许多作者（Rangell，1965；Benjamin，1966；A.Freud，1966；Loewenstein，1966；Guntrip，1971；G.Blanck，& R.Blanck，1974；Schafer，1976）的讨论与评价。我们的目的是只从一个观点来讨论他的著作：他修改驱力/结构模型以适应关于客体关系作用的新构想所做的贡献。从这个角度看，哈特曼似乎是个过渡人物。其所有著作中所关注的是给现实提供更加重要而直接的理论地位，他对现存理论的许多修改与增补可以从这个角度得到最好的理解。其著作的主体作用是修改每一个经典的元心理的观点，以强化现实及其发言人——自我——在决定人类动机中的作用。然而，哈特曼坚定不移地支持驱力模型。结果，他在对客体关系的动力学意义进行观察的同时，经常警告说不要过度强调其影响，而忽视了成长与发展的其他方面。他对现实的态度代表了理论保存需要与包含新出现资料需要之间的平衡。从宽泛的角度看，现实是由一系列情景组成，一个有机体其内必定有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
哈特曼将心理学的发展看作是进化和适应的问题。他的兴趣在于发展弗洛伊德理论所描绘的那些促进人类在其环境中生存的机制。因此，其文稿只是试探性地探讨个体生命中的重要他人，而且还是在其后期著作中才提到的。但是哈特曼在对现实以及人类处理现实能力的描绘中，拓展了画布，随后的理论家可以在上面勾画客体关系的动机作用的图画。没有他作出的贡献，就不会有后来的、更加清晰地整合了关于客体关系的资料，成为其后驱力/结构模型历史的特征。
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期间，沙利文、弗洛姆、汤普森、霍尼等人提出激进的替代驱力理论的方案，哈特曼在其职业生涯中对此稔熟于心，但他不愿追随他们，进而抛弃将驱力理论作为精神分析的概念核心的基本承诺。他强烈反对文化主义学派的观点，指责弗洛姆与汤普森对弗洛伊德思想复杂结构简单化与缩略化的看法（Hartmann，Kris & Loewenstein，1951，pp.86-92）。不过，哈特曼的目标超越了简单的批评；他也试图将他们的看法整合进驱力模型框架。这就要求他建立比较含糊的大概念，或者一系列的概念，来解释现实关系与动机的某些特定方面，同时保持经典模型的实质不变。因此，哈特曼整个著作风格是在别人进行修改的理论部分进行增补。为了采用这个方法，他建立了理论调和模型，其后驱力理论家，比较有名的是马勒与雅各布森，一直追随其步伐。
哈特曼个人与家庭背景使他很适合在精神分析模型争论中承担保护者与折中者角色。在其传记作者艾斯勒夫妇的描述中，他是有知识的贵族，其科学与研究成就的家族传统，可以追溯到许多世纪之前（R.Eissler，& K.Eissler，1964）。在他父亲这边，这种传统可追溯至天文学家与史学家阿道夫·甘斯（1541—1613），与开普勒和第谷·布拉赫有着密切的私人关系。哈特曼的祖父是知名文学教授与政治家，在1848年革命后的德国国会担任议员。他的父亲鲁多·哈特曼是著名历史学家，担任维也纳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职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任驻德国的奥地利大使。哈特曼的外祖父鲁道夫·克罗巴克是妇产科教授，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中将其描述为“可能是我们维也纳最为著名的医生”（1914b，p.13）。
哈特曼接受的训练，除了当时的医学课程外，还包括很多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学习，突出表现在师从社会学家麦克斯·韦伯的深入学习之中。因为具有这样的背景，以及与当时著名科学家和学者的经常接触的个人史，他对主流的知识传统建立了极度的尊重与忠诚。他对弗洛伊德理论主体的探讨反映了其家族的历史和他成长的环境，其看法的独创性（他的著作中当然不缺独创性）一定会受到保守，也许更恰当地说，是维护过去态度的调和。其父亲与祖父对他的影响尤为明显，二人均深入地参与了政府工作。哈特曼绝大部分著作读起来就像是立宪学者的写作。这样的学者无法挑战已经成文的规定；宪法本身就是一种前提。不过，针对之前无法预测或未经探索的情景，在解释这些“前提”意义并应用时，他们可以较大地改变他们所评论文件的影响。哈特曼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就是这样做的。他的许多论文冠以对精神分析理论某个方面的“评论”或“注释”，就好像其贡献的目标只在于解释。尽管这些评注确实被看作理论的精华，其实际结果是对于之前从未被探讨的可能性保持开放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