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体”与“客体世界”
在精神分析理论家再三强调的典型情境下，婴儿感到一阵阵的饥饿，就哭起来了。理想状态下，母亲听到哭声，带着食物来满足婴儿的需要。婴儿吸吮乳房，并放松，进入愉悦的安静状态。不过，母亲也许不可用，可能是躯体上的，也可能是情感上的，婴儿的紧张会持续增加，直到得到帮助，或者直到他能利用内在机制产生暂时的缓解。然而还有第三种情况，母亲也许回应了，但由于母亲自身的原因，回应得不适当（因为愤怒或焦虑，换的是尿布，而不是喂奶，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婴儿的饥饿可能或不可能得到消除，而且其行为反应将取决于具体情景，以及各种体质与发展因素。
说到这种行为的序列，弗洛伊德一贯地强调需要、其潜在驱力，以及驱力变迁。满足导致紧张的消除，从而体验到快乐。不断的满足体验为最终情感依附客体选择铺平了道路，促进了发展。挫败感，尽管包含不愉快感，发挥了同等重要的发展作用。这会导致现实原则的建立，取代思维，有目的的行动取代幻想性的愿望满足，以及结构自我的发展。从弗洛伊德视角看，这种情景的关键元素是驱力紧张及其满足或加剧。只能从这个角度考虑母亲反应的性质。
沙利文（1953）提出一种非传统的理解，他指出这种情形的两个平行但本质上不相关的方面。首先，婴儿生物学（在沙利文术语中是“区域的”）的需要可能得到满足，也可能得不到满足。这不具有心理学相关性。重要的心理学意义在于，婴儿的需要带来他自己与母亲之间具有特殊性质的关系。因此，母亲回应的情感语调（尤其是带有或不带有焦虑，但也可能是愤怒、亲切诸如此类的情感），而不是生物学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对于人格的形成具有决定作用。婴儿对这种情感语调的反应形成最早的“人格化”基础，最初是乳房，最终是“整个母亲”。这些人格化是“自体系统”与整个人格组织必不可少的。
婴儿与其母亲之间最早的关系因而同时具有生物与社会的性质。就像哈特曼（1939a）所说明，以及沙菲尔（1976）所澄清的那样，生物的与社会的部分不是关系中截然不同的“部分”，而是看待整个情形的替代观点。理论家所选择的观点是其选择精神分析模型的重要方面。
在雅各布森观点中，婴儿对快乐与不快乐（满足或挫败）的体验是其与母亲关系的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她的位置完全处于驱力/结构模型之中。不过，她进一步提出，快乐/不快乐体验导致对客体（母亲）产生特定的、具有发展意义的重要反应。随着满足与不满足体验的增长，就形成了关于满足的（好的）与挫败的（坏的）母亲意象。这些意象，与伴随的情感态度一起，构成了内在客体关系的起源。从很早的时候起，客体相关的态度就获得了自己的动机力量，与寻求驱力满足无关。从这个意义上说，雅各布森的观点非常符合关系/结构模型理论家的观点。
母亲没有恰当回应婴儿需要，既挫败了婴儿，又使婴儿感到失望。挫败涉及驱力需求；失望涉及新生儿客体关系性质。失望会贬低客体，因为会导致攻击的驱力能量在挫败情境下的释放（Jacobson，1964a）。失望，因为接踵而至的贬低，是与挫败相关的，但不等同于挫败。贬低在对味道不好的食物的厌恶反应中有一个生理上的前驱。像厌恶一样，贬低产生驱逐、离开有害客体并与之分离的愿望。
快乐体验，就像不快乐体验一样，产生对客体的特定态度。快乐体验导致对客体评价的增强，希望拥有强大的快乐来源，并与之融为一体（Jacobson，1954a，1964）。因此，不可避免地满足和挫败序列会产生对于客体态度的衍生序列。而且，也会产生指向客体目标的序列（融合与分离），获得其自己的动力生活，相对来说不受作为其遗传基础的驱力需求的影响。
就这些序列被理解为驱力的挫败与满足而言，其代表的是哈特曼（1939a）所说的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其被理解为指向养育者改变了的态度与目标而言，这些序列代表的是“自体”与“客体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
雅各布森关于两个相关但不等同序列的假设直接影响了其自体概念的理论地位。新近的精神分析史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Richards，1982；Blum，1982）。自体是心理结构中的一个系统，增补了经典三方结构，或者说自体是心理的内容，是与形成的客体意象相对应的意象。在驱力/结构模型范畴内，自体作为意象的定义不是那么激进的立场，因为这种用法没有撼动弗洛伊德的结构理论在解释上的优先地位。
在其对自体的明确定义中，雅各布森似乎采取了保守立场。在其首次出版的著作中对这个词汇的使用，她遵循哈特曼（1950a）关于自我与自体的区分，前者指的是一个精神系统，后者指的是自我内在表征（1954a，p.85）。雅各布森在其后期著作中保留了这种用法，重申“‘自体’是一个辅助性描述性术语，指的是作为主体的人与周围客体世界的区别”（1964，p.6n；斜体是我们标注的）。
除了这些陈述外，雅各布森使用其自体与客体世界概念承载的理论意义远比定义所指的意义大得多。自体、客体的变迁，以及彼此之间关系不仅取决于自我的作用，也发挥其自身对自我发展的影响力。即使在哈特曼将“自体”引入驱力/结构模型之前，雅各布森（1946a）对挫败与失望之间的区分，已经暗含了客体关系的特定性质对心理结构的形成具有深刻影响。八年之后，因为采用了哈特曼用法，雅各布森探索得更远，宣称“系统自我的建立产生于发现并逐渐区分自体与客体世界”（1954a，p.85）。（这个陈述，以及自体—表征产生并存在于系统自我之中的观点，就是我们提到的那种猜不透难题的例子。在雅各布森有时承认其失败的情况下，去区分自体与自体的表征，是特别令人困扰的。）
十年后，雅各布森在提到更高级的发展阶段时，提出“自我无法获得与爱的客体一样的现实相似性，除非这个客体被赞赏的特质永久性地被内射入儿童所希望的自体意象之中”（1964，p.51）。这些陈述清楚表明，一方面是自我（也有超我），另一方面是自体与客体意象，对彼此的发展有相互作用。在重要的方面（尽管不是全部），成熟意味着变得像自己的父母。你无法变得像你的父母，除非你首先体验到他们（或他们的某些方面）令人钦佩，然后才能进一步感觉自己有像他们的可能。“自体与客体世界”就成为媒介，与他人的关系借此得以同化，并可以用于结构的变化。
雅各布森所赋予的与他人关系的病因与功能的意义在其对严重心理病理的讨论中十分明显。情感障碍、边缘状态，以及明显精神病的典型病理就是源于自体与客体表征的障碍（Jacobson，1954a，1959，1964）。不同类型抑郁的区别，作为原发疾病的抑郁与精神分裂症的抑郁之间的区别，以及其他精神病综合征之间的区别，同样是根据特定的自体与客体表征的群聚来诊断的（1954c，1954d，1971）。
正常与病理性发展均建立在自体与他人意象演化的基础之上。根据雅各布森观点，固着指的不是满足模式，而是客体联结模式；重要的是，在发展的重要失望时刻，自体与客体的概念有多牢固、稳定、现实、分离与清晰。在其早期一篇论文中，她讨论了小女孩发现自己缺少阴茎后的反应。雅各布森认为“尽管她所遇到的似乎一定是个真实的缺陷，她的反应总体上取决于对于其母亲幻想破灭的严重程度”（1946a，p.133）。在弗洛伊德（1925a，1931）看来，小女孩对于没有阴茎的失望终结了其早期与母亲的正性联结，因而为俄狄浦斯情节铺平了道路。对雅各布森来说，幻想破灭的严重程度，尽管建立在“真实缺陷”基础之上，但最终取决于更早的母亲与女儿之间关系的性质。
如果失望是严酷的，并早早出现在自体与客体表征的稳固、分化与本能投注之前，对客体的攻击性贬低将包括对还未分化的自体的相应贬低。结果就是将理想化的自体与客体意象融合为希望但未达成的目标，伴有对他人的渐进性的贬低，融合的、被憎恨的自体与客体表征（1954a，1964）。就理想化的意象确认为一种早熟的自我理想、超我先驱而言，超我本身将由古老的自体与客体表征构成，并最终变得过于严厉和惩罚性的。这些发展可以产生抑郁或其他精神病性的心理病理。
这些考虑强调了自体、客体与客体关系在雅各布森理论中重要的实用性。自体与客体表征的变迁，以及自我与超我发展的变迁，是相互影响的。不仅根据本能状态和自我成熟来概念化发展，而且也根据（让人想起马勒的框架，并与之互补）客体关系的阶段来概念化发展。
雅各布森关于对客体失望的概念不等同于某些关系/结构模型理论家关于养育失败的概念（Fairbairn，1952；尤其是Guntrip，1961，1971）。失望总是相对于特定驱力决定需求，而不是更加全面的对联系或介入的渴望。因此，从观察者视角看，令人失望的母亲绝不是合格的母亲。从这个意义上说，你可以阅读雅各布森在时间上从驱力/结构模型描述的俄狄浦斯期回推到对早期发展的描述。对于俄狄浦斯期，体质上的驱力力量与体质上的自我能力，是决定母亲在哪个时点被体验为令人失望的重要因素。不过，雅各布森同时强调这些早期冲突实际上是建立在实际体验之上的；她批评梅兰妮·克莱因的理由是，克莱因“没有看到整个后婴儿期现实冲突的历史”（1946a，p.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