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巴林特与鲍尔比的关系/结构模型

后记：巴林特与鲍尔比的关系/结构模型

费尔贝恩的贡献完全是建立在关系/结构模型之中的。不过，他的“关于人格的客体关系理论”只是许多可行的关系/结构理论之一。英国学派中其他几个理论家已经形成了类似概念模型，在许多方面是互补性的。这其中非常有趣且有影响力的是迈克尔·巴林特与约翰·鲍尔比的理论。

巴林特接受费伦奇的精神分析，而且是他的门徒。（作为克莱因、巴林特与克拉拉·汤普森的分析师，在美国人际学派以及英国客体关系学派中，在所有主要关系模型革新者的精神分析血统中，不管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费伦奇是个重要人物。）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巴林特将那些年弗洛伊德与费伦奇之间的分裂，就是在后者1931年去世之前的那些年，视为具有重大纪念意义的“悲剧性”事件（1948，p.243）。巴林特的文稿中的较大方案似乎是源于消除这种分裂的努力，首先是进一步发展了费伦奇关于早年母亲剥夺的研究，其次是调和了这项研究与主流精神分析理论建构的关系。费伦奇在其最后的岁月中越来越致力于研究父母的缺陷对小孩子的有害影响，而且极富争议地试图在精神分析情境中修复这些剥夺。巴林特报告称，他的某些病人，跟费伦奇的病人一样，试图使分析师参与或迫使分析师给予他们在童年被剥夺的无条件的爱，来修复其早年的剥夺。这种经常发生的现象令巴林特确信，寻找“原始的客体爱”实际上是所有其他心理学现象的基础。

巴林特认为，客体关系从生命一开始就出现了。他抛弃了原始自恋的概念，提出“与环境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以原始的形式存在”（1968，p.63）。他追随费伦奇，将这种最早期的客体关系描述为“被动的客体爱”，希望全面而无条件地被爱。（巴林特最后期的著作中提出，在关注特定客体之前，婴儿，甚至胎儿，作为“原始物质”的“和谐、相互贯穿的混合物”，是要适应环境的［1968，p.66；斜体为原文标注］。）对原始的爱的追寻不仅代表最初、最基本形式的客体关系，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所有其他关系的基础。巴林特指出，尤其是在文明的文化里，母婴联结过早被切断，生命剩下的时间就是搜寻这种复原，而且被动的客体爱就成为“所有色情渴望的最终目标”（1935，p.50）。

驱力/结构模型中所有那些原发的、核心的主要精神动力学和动机特征，在巴林特看来是无法获得足够原始爱导致继发的补偿性的衍生物。自恋是试图“绕道”为自己提供他人不能提供的东西（1952，p.248）。攻击是缺乏原始爱的反应，不是独立存在的原始驱力（1951，p.128）。肉体的、基于躯体的满足是替代所失去原始爱的部分，源于父母所能提供的不管什么样的部分联结：“如果它（儿童）得到什么，它就会，好像是，被所得到的满足所铸造……肛欲施虐的，性器期的，最终是生殖器期的客体关系，不具有生物学的基础，而是文化的基础。”（1935，p.50）即使是最成熟形式的客体关系——生殖性（巴林特称之为“主动的客体爱”，用关系的结构词汇替代了驱力/结构的词汇），代表的是企图曲线获得原始的、被动的爱。一个人爱另一个人，同样也隐藏着努力得到全部的、无条件的被爱。最终获得原始爱的希望就成为“所有色情渴望的永远的终极目标”（1937，p.82）。因此，巴林特假定对关系的需要是原始的理论状态：“这种形式的客体关系（原始的客体爱）与性快感区没有任何关系；不是口欲期、口欲期吸吮、肛欲期、生殖器期等的爱，而是其自身所具有的东西。”（1937，pp.84-85）巴林特对费伦奇贡献的延伸使其处于这样的地位，其大体概要与费尔贝恩极其类似，似乎需要与驱力/结构传统决裂。

不过，与费尔贝恩不同，巴林特没有抛弃驱力/结构理论。尽管他认为肉体的渴望是关系需要的衍生物，作为一个选择，巴林特又将对肉体快感的寻找设定为其自身具有的原始动机状态。他斥责费尔贝恩对力比多理论的抛弃，认为力比多具有两种基本倾向，既寻找快乐也寻找客体（1956）。因此，尽管巴林特重构了驱力冲动的本质与功能，他仍继续使用“本我”一词和驱力理论的语言，就好像具有跟弗洛伊德著作同样的指示物。从巴林特将力比多寻求快乐的目标重新定义为客体关系障碍的派生物来看，他对费尔贝恩的批判是令人困惑的。回到巴林特调和费伦奇与弗洛伊德的方案可以阐明这种困境。

弗洛伊德与费伦奇之间的主要争论点是费伦奇对精神分析技术的修改，他鼓励和满足退行，弗洛伊德认为这样做是危险的，是注定要失败的。巴林特看待力比多的双重性质的立场似乎主要是为了解决这种争端。他区分了“良性”退行与“恶性”退行，前者的目标是“识别”，满足原初的关系需要，而后者的目标是“满足”本能的渴求。作为对这种一分为二的进一步延伸，他对源于早期客体关系障碍（“基本缺陷”）的心理病理与源自冲突（围绕本能愿望）的心理病理进行了区分。这些区分从巴林特的论点看是令人困惑的，因为他认为本能渴求本身源自早年的客体关系障碍；根据他的理论逻辑，所有退行与心理病理一定与早年的客体关系障碍有关，某些形式的退行与心理病理势必造成客体寻找进一步细分为肉欲的渴求、暴怒与复仇，作为失整合的替代物。

不过，巴林特的区分确实服务于其更大的政治目的。这使得他可以保留弗洛伊德的驱力/结构理论及其对满足的审慎态度（弗洛伊德处理的是恶性退行，即对婴儿式本能满足的追求），同时证明费伦奇关注早年客体关系及其提供的满足是正确的（费伦奇处理的是“良性”退行，其目标是关系而非快乐［1968，p.144］）。尽管巴林特建立的理论系统是明确用来替代弗洛伊德的驱力/结构理论，而且概念上也与其不相容，但他还是继续将其与经典理论并列、混合在一起，主要是通过看上去有政治目的的诊断区分来实现的。这种对诊断的策略性使用可以让巴林特保持我们称之为“混合模型”的理论，在其中引入关系/结构假设，并与早期驱力/结构假设并存。这种混合策略在近些年也非常突出地出现在科胡特的著作中。

在过去的25年中，鲍尔比建立了一种与费尔贝恩著作密切相关的关系/结构模型。尽管受到过克莱因的督导并接受过里维埃的分析，鲍尔比跟费尔贝恩一样，抛弃了克莱因保留经典驱力理论的努力，试图对经典理论中的基本原理进行全新定义。与费尔贝恩一样，鲍尔比认为经典理论置身于不合时代的框架之中，这个框架是从19世纪物理学和生物学借用来的。与费尔贝恩不同的是，他是在精神分析范畴之外，在当代生物学领域内，根据动物行为学和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寻找其基本假设，介绍他所描述的“新型的本能理论”（1969，p.17）。

鲍尔比提出“本能的”行为系统是人类绝大部分情感生活的基础，因为有助于生存，所以得到了发展。他情有独钟的系统，就是构成儿童对母亲“依附”的一系列行为与体验。鲍尔比认为“依附”是通过五种成分本能反应调节的：吸吮、微笑、抓、哭与跟随，组织成复杂的内在控制与反馈系统，产生保持亲近的行为（1969，p.180）。这个系统是在人类早期进化过程中“被选择”的，因为可以使生存成为更大的可能；儿童亲近母亲可以少受捕食者的侵害。因此，儿童对母亲的依附是“古老遗产”的一部分，其功能是保持种族的生存。鲍尔比对经典精神分析理论建构的主导倾向提出异议，认为儿童与母亲的联结是衍生的、继发性的发展，取决于母亲满足儿童生理与肉欲需要的功能。母亲不是因为满足儿童需要而变得重要；她从一开始就是重要的。

关于鲍尔比著作的早期争议主要围绕的问题是，面对与母亲的长久分离或母亲的丧失，小孩子是否会体验到真正的悲伤。弗洛伊德的立场是，与母亲最早期的关系完全由母亲作为需要满足者的功能构成，因而“受到更为原始且直接的快乐—痛苦原则的支配”（1960，p.58）。因此，儿童与母亲的关系出现在接受现实原则之前，因为自我、客体恒常性等对本我倾向的部分控制，儿童与母亲的关系缺乏构成真实客体爱的实际联结与具体性。弗洛伊德认为早年对丧失的反应不是真正的哀悼，而是对剥夺预期的临时性反应，只会持续到新的需要满足的客体出现之前。鲍尔比则认为对母亲的依附是原发性的，不是母亲作为需要满足者的衍生物。他提出，小孩子对于丧失母亲的反应是真正的哀悼，表现出其原发性依附的作用。他认为，更为经典的儿童观察者没有将全部重点放在他所说的小孩子表现出的清楚而毋庸置疑的哀悼指征上，因为经典的驱力理论在解释早年依附的强度与具体性方面有困难。他进一步指出，弗洛伊德试图“将新观察硬塞进现存的理论框架中，尤其是关于原始自恋与躯体需要首要性的观察”（1960，p.30）。

鲍尔比扩展了依附的概念，将其作为重新考虑所有经典理论基本领域的基础：所有的焦虑、恐怖及其他与养育者的分离有关；依赖可以从焦虑性依附的角度理解；愤怒是对分离的反应（1973）；所有防御的核心是依附需要的失活（1980）。所有情感的挣扎与困难源于早年对母亲和随后客体的依附障碍：“儿童或成人是处于安全、焦虑还是悲痛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主要的依附人物可接近性与反应性决定的。”（1973，p.23）鲍尔比认为确信可以接近依附人物是情感稳定性的基础；对于这种可行性预期是在童年与青少年期逐渐建立的，而且在后期生活中保持一贯的稳定性；对于依附人物可获得性的期望是与父母实际体验的精确反应。

鲍尔比的理论建构完全是在关系/结构模型中进行的，非常接近沙利文与费尔贝恩的理论[3]。他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对精神分析理论、资料与相关学科（新近的信息处理理论）之间的界面的探索。不过，因为这些将精神分析资料置于精神分析之外框架内的努力，鲍尔比的理论本身不能成为清晰而纯粹的精神分析模型。他从种族生存功能角度来理解绝大多数的人类体验与行为。对于个体来说，这就使得他对于依附、分离与丧失中体验与行为意义的解释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有时，他在写作中，好像将关于关系与丧失的体验与幻想看作附带现象，就好像我们古老的遗产——本能与行为系统只是通过我们盲目地、自动而具体地发挥作用：“行为的复杂顺序可以看作是行为单元顺序激活与终止的结果，其顺序出现受控于高级的行为结构，这个结构被组织成一条链、因果等级、计划等级，或者以上的某种整合。”（1969，p.1972）在鲍尔比的描述中，人的客体意义经常被归入本能行为系统分布的描述之下，归入一种行为经济学。

与鲍尔比系统密切相关的一个特征就是，他的客体关系理论倾向于母亲具体的、实际的身体缺位与在场。“儿童与母亲的联结是几个行为系统活动的产物，这些系统将接近母亲看作是可以预测的结果。”（1969，p.179）尽管鲍尔比在后期著作中越来越承认情感缺位、不可接近和无回应的重要性，他没有将关系的这些更加微妙的方面整合进其更加广泛的理论中。他没有像费尔贝恩、温尼科特与沙利文那样，解释在明确的人类自体发展中对于依附与关系的情感需要及其意义。鲍尔比的观察资料以及行为学框架，需要更加纯粹的精神分析与经验的关系/结构理论的概念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