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南通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历史地位
南通“濒海控江”的地理位置，先民追江赶海的激情、重文尚教的传统，以及包容开放的精神，赋予南通文化鲜明的地方特色。南通成陆较晚，但后来居上，文化积淀深厚，内涵多姿多彩，青墩文化、海盐文化、教育文化、纺织文化、城市文化等在江苏文化史乃至全国文化史上均有着重要地位。
（一） 南通文化的基本特征
1. 五方杂处赋予南通文化多元融合的移民特征
南通成陆较晚。西北部主要由扬泰古沙嘴不断东延而成，东南部则是由诸多沙洲不断发育并与大陆并接而成。历史上市境人口是从外地迁入的。大体有五种情形：一是自然迁徙。如市境西北部，海陵人随扬泰古沙嘴东延而东迁，扶海洲并接大陆后，又继续东移。今市境西北部地区的生活习性、生产方式、建筑风格、方言俚语、饮食习惯等，仍与泰州人相仿。二是官府驱遣。西汉吴王刘濞招致“天下亡命者” (65) 煮盐，其来源自然不限一地。胡逗洲涨出后，“上多流人” (66) 。这些“流人”多来自苏南。明初“洪武赶散”，政府征发大批民众到苏北各地盐场从事海盐生产。这部分人大多来自苏州、松江、嘉兴、常州一带。三是迁于战乱。东晋“永嘉之乱”，黄河流域民众流离失所，被迫大规模迁至江淮流域，南迁人口达90万之众。四是盘踞所致。唐末军阀割据，吴兴人姚氏家族控制胡逗洲、东布洲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士兵家眷有万余人之众。南宋末年，蒙古族南征，一部分蒙古人迁至通州。通州保姓、达姓等，即源于蒙古人。昔时元军将领元善与朱元璋开战，兵败，元善及其军师伯颜忽晃，还有元军二将，被遣通州垦荒，分别改以保、达、浦、沙四姓，其子孙世居通州。另有学者认为，如皋冒氏亦为蒙古族后裔，是元镇南王孛儿只斤·脱欢（元世祖忽必烈第九子）的后代。明洪武诏禁蒙古姓氏，镇南王后裔遂改为冒姓，后发展为名门望族。五是开疆拓土。清中叶长江主泓南倾，长江北岸先后涨出四十多个新沙，绵延百余里。18世纪初，崇明人陈朝玉来到海门，沿江岸垦殖，并带动大批崇明人迁至海门。其时海门境内一万多人，其中崇明人即有近三千人。此后两百年间，又不断有崇明人迁至海门。通州地区流行千年之久的“童子戏”，本源于傩祭，亦可能由移民经江海水道传播而来，继而演变成当地民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戏剧样式。这些移民在南通这片土地上杂处交融，从而使南通文化呈现出多元并存、相互融合的显著特色。建筑风格上，市境北部与东南部不同，方言口语上形成了诸多方言片区，而在风俗习惯上南北也有异。经过较长时间的接触与交融，他们的生活技艺、文化心理、审美取向、价值观念等可谓同中有异。
2. 滨江临海赋予南通文化浓烈的江风海韵
滨江临海是南通最为显著的区域特征。南通传统的农耕文化、海盐文化、纺织文化、建筑文化、民风民俗等均具江风海韵。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曰：“通为州，极淮之南，距江海之滨，其地潟卤而瘠，无丝粟之饶，其民苦窳而贫，有鱼盐之利；通之为郡，濒江控海，南通闽越，北通齐鲁，民以鱼盐为业。” (67) 这里所说“民以鱼盐为业”“有鱼盐之利”，都突出显示了市境传统渔业、盐业的兴盛。渔业和盐业可以说是市境历史上最为持久的两种行业，由此形成的渔猎文化、海盐文化绵延数千年。市境民众所食、所住、所衣、所言、所行等均深深打上了江风海韵的印记。青墩遗址出土的鱼镖等捕鱼工具，说明在距今六千年前，原始先民已掌握捕鱼技术。青墩古人居住的“干栏式”建筑，是最适合沿海滩涂沼泽地区的房屋结构。先民最迟在西汉时期即已从事煮海积盐，并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海盐制造技艺，海盐产量和质量都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明清时期，棉纺织技术得以提升，所纺土布远近闻名，而棉花产地多集中在沿海一带。近代张謇废灶兴垦，亦在沿海地区。所织土布，如蓝印花布，其色调即为大海的颜色。市境的建置名称，许多与大海、长江有关。六朝时设置的四个县如皋、蒲涛、临江、江阳，其名皆具滨江临海的地理特征。此外，南通饮食文化、民居文化、民间工艺等，也都有鲜明的江海特色。
3. 西方文明传入赋予南通近代文化中西合璧的亮丽底色
南通近代文化多姿多彩，璀璨辉煌，无疑得力于张謇的开拓和经营。在国力孱弱、时局不定的情况下，张謇对世界大势作了研判，并赴日本作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学习考察。他目睹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取得的非凡成就，认为日本深得“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精义，而其成功在于“教育、实业、政治、法律、军政一意规仿欧美”。这次赴日考察让张謇找到了一条救亡图存的发展道路，这就是“地方自治”“实业救国”。张謇的发展思路是非常清晰的，他认为，世事纷纭，“当以地方自治为务” (68) ，而地方自治，又“当以实业、教育为先”②。在实业、教育的关系问题上，他又提出了“父教育而母实业” (69) 的主张。张謇学习借鉴日本等国，不是机械拿来，而是“求人之长，成己所用” (70) ，“或师其意，或撷其长” (71) 。正因为如此，张謇全方位践行“实业救国”理念都能从国情出发，从南通实际出发，彼此生发，从而在诸多领域赋予了南通近代文化中西合璧、古今交融的鲜明特色。地方自治思想本就源于西方，张謇赞同地方自治，则更加强调“自存立，自生活，自保卫” (72) ，不赞成照搬照抄。张謇创办大生纱厂，实行的是机械纺纱，而早期所织布帛依然是土布。这种新旧技术的结合，使得南通的土布业迅猛发展，所产大尺布产销两旺，声名大噪。南通近代的城市建筑更是体现出中西合璧的特色，濠南别业、南通博物苑、南通总商会大楼、更俗剧场、濠阳小筑、赵绘沈绣之楼、南通俱乐部等都吸收、借鉴了西方建筑风格，又融进了中国传统建筑元素。这些新式建筑点缀在濠河周边，使得南通这座古城焕然一新，熠熠生辉。
（二） 南通文化的历史地位
南通文化积淀深厚。传统的耕织文化、渔猎文化、海盐文化起步较早，多姿多彩，惠泽绵长。特别是到了近代，由于张謇的推动，南通在诸多领域开风气之先，可以说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经典样本。
1. 青墩文化：江淮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重要代表
青墩遗址的发现具有重要考古意义。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江淮东部地区成陆时间较晚，这里地势低洼，河网密布，应该不存在原始文明。南通处于江淮东部沿海地区的最前端，形似半岛，大部分地区在魏晋南北朝之后才逐渐露出水面，尤应如此。但随着1951年淮安青莲岗遗址、1973年海安青墩遗址、1993年高邮龙虬庄遗址、2009年兴化蒋庄遗址被发现和相继发掘，人们的认知彻底改变。青墩遗址的发现，证明约6000年前，长江北岸古沙嘴已延伸至海安青墩以东地域。青墩遗址出土大量陶器、骨器、玉器，以及炭化稻谷、木桩等，其中带柄陶斧、回旋镖等属中国乃至亚太地区首次发现，证明此地原始文明已相当成熟。青墩文化的内涵丰富，原始的农耕文化、渔猎文化、麻纺文化、建筑文化、器皿文化、祭祀文化，甚至酿酒文化等都是南通文化的源头。青墩遗址的发现使南通文化史至少向前推进了3000年。“青墩遗址的文化内涵实在是太丰富了，厚厚的贝壳层，整齐的干栏式建筑，排列有序的氏族墓葬，大量的动物遗骸，成团的炭化稻谷，精美的玉石器和骨角器，造型各异的陶器，刻有‘原始八卦’的麋鹿角……青墩遗址的文化遗存可以作为距今6000—5000年之间的江淮地区原始文化的代表。” (73)
2. 海盐文化：始终走在煮海积盐的最前沿
南通处于长江入海口北岸。随着长江每年携带4亿吨泥沙入海，受海潮顶托，泥沙淤积，沙洲不断涨出，并逐步与大陆相连，海岸线东移。这样一个成陆特征，为海盐生产和海盐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西汉时期市境沿海地区生产的海盐即通过邗沟运抵海陵仓。唐代市境海盐业十分兴盛。开元元年（713），置海陵监，主“煮盐之务”，“以辖其盐”。 (74) 元和八年（813），海陵监“煮盐六十万石，而楚州盐城，浙西嘉兴、临平两监所出次焉，计每岁天下盐利，当租赋三分之一” (75) 。海陵监所产海盐大部分来自市境沿海地区。太和五年（831），析海陵县东境5个乡，置如皋场，以加强对海陵东部地区盐业生产的管理。开成年间（836—840），市境沿海一带盐灶遍布，炉火彻夜通明。日僧圆仁随第十八次遣唐使团西渡黄海，行至长江入海口北侧海面，“亥时，望见西方遥有火光……通夜瞻望，山岛不见，唯看火光” (76) ，可见当时市境煮盐之盛。宋开宝七年（974），官府为“从盐场之近便” (77) ，将海陵监迁至如皋县。元代，市境沿海有12个盐场，面积达300万亩。明代，两淮盐区有30个盐场，通州管辖其中的10个。清初，两淮盐税占全国盐税总额的62%。如以平均计，市境产盐约占全国盐税总额的1/5，足见其重要地位。市境盐业直至清末民初才逐步被“废灶兴垦”所取代。西汉以来，市境海盐生产随海岸线东延而逐步东移，产量一直走在前列，始终是江淮地区海盐生产的“排头兵”。
3. 纺织文化：近代中国棉纺织业的重镇
南通纺织文化源远流长。青墩遗址出土陶纺轮13件，亦有荨麻科遗存出土，盖属苎麻属。该处出土的带柄穿孔陶斧，非实用器，全长仅有18.4厘米，上有小孔，绑缚所用当为线绳。出土玉器上亦有细孔，用较细的线方可穿入。这些都是市境纺织文化起源的见证，说明在新石器时代青墩古人先民即已掌握原始的纺纱（纺织）技术。明代棉花种植传入市境后，棉纺织业始兴，渐趋兴盛。清前期，棉花产量不断提高，“通之产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 (78) ，行销日旺。棉花的广泛种植，为棉纺业提供了充足原料，棉纺织业、纺织文化随之兴盛。清中期，市境土布从初期的“稀布”发展为“尺套”，进而发展为“通海大尺布”，形成了手摇纺纱、投梭机织、染整等一整套纺织技艺。清末张謇废灶兴垦牧，于1901年创建通海垦牧公司，开发沿海滩涂，广种棉花。经过十多年的努力，通海垦牧公司开垦十余万亩海滩荒地，年产皮棉达1.2万担。1895年起，张謇先后创办了大生四个纱厂。至1924年，这四个纱厂共有纱锭160360枚、布机1342台 (79) ，分别占全国华商纱厂总数的7.39%和9.8%。 (80) 为培养纺织人才，1912年张謇借用资生铁厂车间创办“纺织染传习所”，后改为“南通纺织学校”，继改为“南通纺织专门学校”。纺校设本科、预科两班，采用美国费城纺织学校的课程内容，延请外籍教师任教，张謇亲任校长。校区毗邻大生纱厂，便于实践教学和学生实习。张謇对棉纺织业的经营是全方位的，系统解决了棉花原料、纺织人才、纺织技术、纺织品销售等一系列问题。大生纱厂集团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纺织集团，近代南通成为全国纺织业的重镇。
4. 教育文化：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的典范
重文尚教是南通的文化传统和民众风尚。五代至北宋，市境先后建立如皋县学、通州州学。这两所学校，规模宏大，屡毁屡建。此外，还建有海门县学，后改为海门厅学。除官方所办的县学、州学、厅学外，自宋代起还办有众多的书院、社学、义学、私塾、家学等。最值得称道的是“宋初三先生”之一胡瑗所创办的安定书院（初名雉水书院）。胡瑗系如皋人，是宋代理学的先驱，也是著名的教育家。胡瑗主张“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首创分斋式教学制度，设“经义”和“治事”二斋，因材施教。“经义斋”主修六经，被选入的生员都是“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 (81) 。“治事斋”分为“治兵”“治民”“水利”“算数”等科。 (82) “治事斋”生员“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撮一事” (83) ，亦即学生每人选一个主科，加选一个副科。这种分斋教学、主辅修制，为后世所效仿。元明清三代，国子监都实行了分斋教学，足见其影响深远。20世纪初，市境各大书院相继改办新学堂，实行新式教育。张謇秉持“父教育而母实业” (84) 主张，在兴办实业的同时，创办了众多学校。有学者统计，张謇创办的各级各类学校多达370多所。如1902年创办的我国第一所独立设置师范科的民办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1905年创办的“通州公立女子师范学校”，1912年创办的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1913年创办的南通纺织专门学校，等等。同一时期，乡贤沙元炳在如皋也创办了一系列学校，如1902年创办的如皋公立简易师范学堂并在各地设师范传习所，1906年创办的如皋私立乙种商业学校，等等。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市境创办的学校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形成了覆盖高等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的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可谓领风气之先，“教育之乡”美誉实至名归。
5. 城市文化：南通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
图0-3 近代南通“一城三镇”城市格局示意图
与国内许多古城一样，通州城是一个以防御为主的封建州城。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前，通州城基本保持着后周建城以来四面环水、方形城郭、中轴对称、十字长街（后为丁字长街）的传统格局。但在此后的三十年间，由于张謇的规划和建设，这个偏僻的封建州城逐步形成了“一城三镇”的城市格局（参见图0-3 (85) ）。其中，唐闸发展成为一个以棉纺织业为主的工业镇，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重镇；天生港发展成为外江内河、客货两运的重要的港口镇，成为近代苏北的航运枢纽；狼五山得到了张謇的保护和完善，进一步成为以佛教、旅游、休闲为特色的风景名胜区；而南通的中心城区则形成了一个以教育、文化、商贸、金融、慈善为主要功能的生活区。在中心城区，张謇相继建成一系列文化设施。如1902年建翰墨林印书局，这是继商务印书馆之后国内第二家集编辑、印刷、发行于一体的出版机构。1905年城南濠河之滨“徙荒冢千，并民居三十许”，建通州博物苑。这是我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1912年建南通图书馆，至1924年图书馆藏“中西日文图书已达二十三万卷”。1919年张謇在欧阳予倩的提议下建更俗剧场，舞台设施之齐全，设备之先进，在当时堪称全国一流。“北梅（梅兰芳）南欧（欧阳予倩）”曾在此同台献艺，传为佳话。在发展慈善事业方面，张謇创办了养老院、贫民工厂、济良所、残废院、基督医院、栖流所等，以弥缝实业、教育之不及。在交通、旅游等方面，修筑“模范路”、长途汽车站、新式旅馆有斐馆，等等。此外，1918年张謇在西南濠河营造东、西、南、北、中五公园，以与狼五山形成天然景观与人造景观的“五五对峙”。在商业金融方面，张謇设总商会，建淮海实业银行。此外中心城区还建有一系列中西合璧的建筑。经过张謇的规划和经营，南通城区一跃而成为全国闻名、争相观摩的“模范城”，被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其核心要义在于：“南通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产物，它不同于租界、商埠或列强占领下发展起来的城市，是中国人基于中国理念，比较自觉地、有一定创造性地，通过较为全面的规划、建设、经营的第一个有代表性的城市。” (86)
(1) 通州之名，始称于后周显德五年（958）。是年，南唐割江北诸州予后周，后周遂置静海军，旋即升为通州，辖静海、海门二县。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为避太后之父刘通讳，通州更名崇州（因州兼辖崇明镇而得名），又名崇川。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崩，复名通州。清雍正二年（1724），通州升为直隶州，为区别于直隶顺天府的通州，亦有“南通州”之称。
(2) ［宋］王象之撰：《舆地纪胜》卷四十一《通州》，中华书局1992年版（影印本），第1704—1705页。
(3) ［明］林云程修，沈明臣等纂：万历《通州志》卷一《通州沿革表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影印本，第13页。
(4) ［明］嘉靖《通州志》卷一“地理”，上海书店1990年据明嘉靖刻本影印，第379页。
(5)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三《南直》五，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150页。
(6) 参见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南通市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7) 此系张謇于民国4年（1915）为南通钟楼撰书的对联，见书前彩图。
(8) 本书成稿之际，江苏省人民政府于2020年7月3日颁布《省政府关于调整南通市部分行政区划的通知》（苏政发〔2020〕60号）：“经国务院批准，对南通市行政区划作如下调整：一、撤销南通市崇川区、港闸区，设立新的南通市崇川区，以原崇川区、港闸区的行政区域为新的崇川区行政区域……二、撤销县级海门市，设立南通市海门区，以原海门市的行政区域为海门区行政区域……”因本书编撰已历时三年有余，书中所言行政区划及相关名称仍用此次调整前的说法，不作变更。编者补按。
(9) 陈金渊原著、陈炅校补：《南通成陆》（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将南通地貌分为“狼山浅丘群”“长江北岸古沙嘴”“通吕水脊”“启海平原”“南通古河汊”“三余海积平原”“靖江常阴古沙洲”“江海沙洲”等八个区域，可参看。
(10) 凌申：《全新世以来苏北平原古地理环境演变》，《黄渤海海洋》1990年第4期，第22页。
(11) 凌申：《全新世以来苏北平原古地理环境演变》，《黄渤海海洋》1990年第4期，第22页。
(12) 关于青墩遗址的年代问题，曾经碳十四测定，下文化层为距今5035±80年（树轮校正值5645±110年），中文化层为距今5015±85年（树轮校正值5625±110年），但“这两层文化面貌有较明显差异，不可能早晚只相差20年”（见南京博物院：《江苏海安青墩遗址》，刊《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第180页）。纪仲庆：《青墩遗址——江淮东部远古文化的见证》（刊青墩文化编委会编著：《青墩文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将青墩遗址的年代界定为下文化层距今6000—5500年，中文化层距今5500—5000年，上文化层距今5000—4500年，较为中肯，今从此说。
(13) 南京博物院：《江苏海安青墩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第180页。
(14) ［西晋］张华：《博物志》卷三，见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十二《博物志》卷三，第6页。
(15) ［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十《五谷果瓜菜茹非中国物者·五谷》，见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子部《齐民要术》卷十，第1页。
(16) 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南通市委外宣办编：《江海南通》（地理篇），外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42页。
(17) 此图由王文懋根据撰者意见，参照陈金渊原著、陈炅校补《南通成陆》（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插图改绘而成。
(18) 《梁书》卷三十九列传第三十三《羊侃（子鹍）》、《南史》卷八十列传第七十《贼臣（侯景）》、《梁纪》卷二“元帝承圣元年”等作“胡豆洲”，《梁书》卷五十六列传第五十《侯景》作“壶豆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泰州》作“胡逗洲”。
(19) ［唐］姚思廉：《梁书》卷五十六《侯景》，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958页。
(20) ［唐］姚思廉：《梁书》卷三十九《羊侃》，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622页。
(21)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淮南道》八《泰州》，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565页。
(22) ［宋］王象之撰：《舆地纪胜》卷四十一《通州》，第1708页。
(23) 此后，这群沙洲此消彼长，涨坍不定，直至明末清初，方连成大岛，即今崇明岛。今崇明岛海永（隶海门）、启隆（隶启东）二镇，归属南通，成为“飞地”。
(24) 指宋孙绍先编撰的《淮南通州志》，又称《淮南通川志》。这是南通首部州志，惜已佚。
(25) ［宋］王象之撰：《舆地纪胜》卷四十一《通州》，第1702页。
(26) 同上书，第1703页。
(27) 同上书，第1708页。
(28) 《海门市志·大事记》云：东洲、布洲“10世纪中叶，涨接为东布州，其周围有若干沙洲环绕”。见海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海门市志·大事记》，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https://www.daowen.com)
(29) 参见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南通市委外宣办编：《江海南通》（地理篇），第103—104页。
(30) 关于海门几近坍没的情况，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四载：“溯考洪永初志，海门县编户一百八十三里。缘海潮冲激，城郭崩坍，一迁于吕四场界地，再迁于余东场界地，三迁于余中场界地，止剩民户一十四里。于嘉靖二十四年，割借臣通州清干乡六里、金沙一里，合成二十一里，是以四迁县址。回视畴昔，十亡其九。”见［清］梁悦馨、莫祥芝修，季念诒、沈锽纂：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四《民赋志·蠲
》“（崇祯）十六年海门成友谦奏除坍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第198页。（光绪《通州直隶州志》的修纂人、出版信息以下略）
(31) 房健主编：《南通古树名木》，中国林业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图0-2由王文懋根据撰者意见，参照该书第15页彩图改绘而成，以便与图0-1相比照。图名易为“南通市古树分布区域示意图”。
(32) 房健主编：《南通古树名木》，第12页。
(33) ［清］徐缙、杨廷撰：《崇川咫闻录》卷一“疆域录”第一，道光庚寅仲春月徐氏芸晖阁刻本，第1页。
(34) 洪武元年（1368），“废静海县，其地由通州直辖”（见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苏建置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4页）。洪武二年（1369），“废静海县，通州领海门县，增领崇明县，属扬州府”（见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南通市志》上册“大事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
(35) 关于启东设县，《南通市志》说法稍异：民国17年（1928）3月“撤崇明县外沙市，建启东县”。见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南通市志》上册“大事记”，第40页。
(36) 青墩遗址发掘情况、出土文物图片及学界主要研究成果，可参见南通博物苑：《江苏海安青墩遗址》，刊《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青墩文化编委会编著：《青墩文化》；王炜、王其银主编：《青墩文化研究荟萃》，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
(37) 关于这些器具的用途，可参见王其银《红陶鬶、“二流壶”与灰陶高足杯》、祖苏《也谈陶鬶用途的考证》、羽离子《青墩遗址出土二流壶用途新探》、王其银《灰陶高足杯的考古价值》，以上诸文见王炜、王其银主编：《青墩文化研究荟萃》，第169—188页。
(38) 王其银、李春涛编著：《青墩考古》，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39) 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第414页。
(40) 徐冬昌：《青墩麋鹿角刻纹之文化涵义初探》，见青墩文化编委会编著：《青墩文化》，第115页。
(41) 王岸芷、周宏文：《青墩麋鹿角锥点纹涵义探微》，见青墩文化编委会编著：《青墩文化》，第135页。
(42) 吉家墩遗址相关情况，可参见徐治亚《吉家墩遗址的古植被与古气候》《吉家墩新石器遗址考略》二文，载王炜、王其银主编：《青墩文化研究荟萃》，第443—447页，第473—476页。
(43)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六十《吴王濞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22页。
(44)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淮南道》八《泰州》，第2565页。
(45) ［南朝梁］陶弘景撰，赵益点校：《真诰》卷十四《稽神枢第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53页。
(46) ［宋］王象之撰：《舆地纪胜》卷四十一《淮南东路·通州》，第1702—1703页。
(47) ④［明］林云程修，沈明臣等纂：万历《通州志》卷三《经制志·城隍》，第38页。
(48) ［宋］王象之撰：《舆地纪胜》卷四十一《淮南东路·通州》，第1703页。
(49) 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三《建置志·城隍·通州》，第128页。
(50) ［明］林云程修，沈明臣等纂：万历《通州志》卷三《经制志·城隍》，第37—38页。
(51) 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三《建置志·城隍·通州》，第130页。
(52) 同上书，第128页。
(53) 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三《建置志·城隍·如皋县》，第134页。
(54) ②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三《建置志·城隍·如皋县》，第134页。
(55) 关于海陵监的设置时间，《太平寰宇记》云：“唐开元元年置海陵县为监，于海陵县置泰州，以辖其盐。”“校勘记”云：“此‘唐’前脱‘伪’字，‘开元’为‘升元’之误。”“校勘记”所言甚是，海陵监的设置是在南唐升元元年（937），而非唐开元元年（713）。参见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淮南道》八《海陵监》，第2568页、第2575—2576页。
(56) 关于海陵监移至如皋县的时间，《太平寰宇记》云：“皇朝开宝七年（974，编者按）移监于如皋县置，从盐场之近便也。”（见《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淮南道》八《海陵监》，第2568页）而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四云：宋开宝八年（975），“移泰州海陵监于如皋……”（见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四《民赋志·盐法》，第212页）乐史《太平寰宇记》所记为本朝之事，且其成书时间是在太平兴国年间（976—984），与开宝年间（968—976）紧邻，当可足信。
(57) 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四《民赋志·盐法》，第212页。
(58) 关于利丰监所辖盐场的数量，《太平寰宇记》云：“（利丰监）管八场：西亭、利丰、永兴、丰利、石港、利和、金沙、余庆。”（见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淮南道》八《利丰监》，第2570页）光绪《通州直隶州志》记述有异：“（利丰监）辖盐场七：西亭、永兴、吕四、石港、利和、金沙、余庆。”（见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四《民赋志·盐法》，第212页）亦当从《太平寰宇记》。
(59) 关于利丰监的产盐数量，《太平寰宇记》云：“管亭户一千三百四十二，计一千六百九十四丁。每丁岁煎盐九十石，岁收一十五万八百五石。”（见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淮南道》八《利丰监》，第2570页）光绪《通州直隶州志》云：“（利丰监）岁产盐四十八万九千余石。”（见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四《民赋志·盐法》）《太平寰宇记》所算年产量不确，应为15.2460万石，但与15.0805万石相差不大，而《通州直隶州志》所言年产量48.9万石并无实据。今人常误言宋太平兴国年间利丰监年产盐48.9万石，殆由此出。
(60) ［清］杨受廷等修，马汝舟等纂：嘉庆《如皋县志》卷八《方俗志》，嘉庆十三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影印本，第330页。
(61) ［清］褚华：《木棉谱》，清嘉庆刻本，第15页。
(62) 关于张謇的历史功绩，两代中央领导核心均给予高度评价。1950年5月20日，毛泽东主席在出席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后指出：“旧社会的人物不是没有贡献的。没有张謇，中国纺织工业发展不会这样快；没有范旭东，中国化学工业发展不会这样快；没有卢作孚，长江上下游船舶不会这样多。”（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黄炎培日记》第11卷，华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51页）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指出：“爱国是近代以来我国优秀企业家的光荣传统。从清末民初的张謇，到抗战时期的卢作孚、陈嘉庚，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荣毅仁、王光英，等等，都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见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社北京2020年7月21日电，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7/21/c_1126267575.htm）
(63) 张謇：《于南通各法团暨各界公饯会上之答词》，李明勋、尤世炜主编：《张謇全集》第4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5页。（本书中来自《张謇全集》的材料均引自同一版本，即李明勋、尤世炜主编：《张謇全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主编和出版信息以下省略。）
(64) ［清］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719页。
(65)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六十《吴王濞列传》，第2822页。
(66)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淮南道》八《泰州》，第2565页。
(67) ［宋］王象之撰：《舆地纪胜》卷四十一《通州》，第1704—1705页。
(68) ②张謇：《对于东台欢迎答辞》，《张謇全集》第4册，第458页。
(69) 张謇：《通州中学附国文专修科述义并简章》，《张謇全集》第5册，第111页。
(70) 张謇：《师范学校开校演说》，《张謇全集》第4册，第70页。
(71) 张謇：《为南通地方自治二十五年报告会呈政府文》，《张謇全集》第1册，第524页。
(72) 张謇：《自治会报告书序》，《张謇全集》第6册，第496页。
(73) 张敏：《青墩遗址出土陶器的文化特质》，见王炜、王其银主编：《青墩文化研究荟萃》，第155—160页。
(74)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淮南道》八《海陵监》，第2568页。
(75) ［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阙卷逸文卷二《淮南道》，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74页。
(76) ［日］圆仁撰，顾承甫、何泉达点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77)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淮南道》八《海陵监》，第2568页。
(78) 张謇：《厂约》，《张謇全集》第5册，第6页。
(79) 参见本书编写组：《大生系统企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43页。
(80) 参见《中国棉纺织统计史料》，上海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筹备会1950年版，第1—3页。
(81) ［清］黄宗義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页。
(82) ［宋］朱熹：《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8页。
(83) ［清］黄宗義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第4页。
(84) 张謇：《通州中学附国文专修科述义并简章》，《张謇全集》第5册，第111页。
(85) 该图引自余建华《张謇对南通城市结构演变探析》，《城市发展研究》2006年第3期，第24页。原图名“南通城市空间形态示意图”，今易名为“近代南通‘一城三镇’城市格局示意图”。
(86) “中国近代第一城”的论断由两院院士吴良镛于2002年提出，参见吴良镛《张謇与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一文，刊《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