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作家蒋希曾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大洋彼岸左翼文学迅速成长和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位华裔英语作家，他是第一个以中国革命事业和美国华人走向革命的过程为题材而进行文学创作的华裔左翼作家。蒋希曾一生充满传奇和悲剧色彩，他在美国左翼文学队伍中的沉浮成为中美文学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史实，如今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蒋希曾（1899—1971），出生于通州骑岸镇（今南通市通州区十总镇）。他9岁时，父亲过世，全家生活陷入困境，在族叔的资助下进入小学。蒋希曾一边读书，一边开始帮母亲干活，还带教妹妹。12岁时，其母亲患病去世，幸得亲友资助，蒋希曾一家才未陷入绝境。1913年，蒋希曾于15岁时考取通州师范学院，使他得以在一个特殊的文化圈中成长。1918年，蒋希曾被推荐保送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东南大学）学习。

蒋希曾求学的那几年，正是辛亥革命后社会腐败、民族危亡、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代；也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觉醒和奋起的时代。蒋希曾就是这个时代的先驱者之一。1915年，袁世凯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举国上下群情激奋。年仅17岁的蒋希曾组织话剧团到街头演出，揭露卖国贼的罪行，并回乡进行反袁宣传，幸得开明士绅和进步知识分子的保释，才免遭反动当局毒手。此后，蒋希曾始终站在学生斗争的前列，上街游行、演讲。他曾写过两句非常通俗的诗“我们织布，我们身冻；我们种谷，我们腹空” (42) ，道出了工农受苦和社会不公的真相，启迪人们去改变这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从东南大学毕业以后，蒋希曾在中学任教，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常在报刊上发表短文和诗歌，因此遭到当局的忌恨，于是他投笔从戎，奔往广州革命政府。自1924年下半年至1926年春，作为国民党“左派”，蒋希曾奔走于上海、广州与北京之间，他积极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孙中山先生病故后，蒋希曾又与李大钊、廖仲恺共事，国民党右派暗杀廖仲恺，蒋希曾随之被国民党右派压制、猜忌和迫害。

1926年，蒋希曾告别亲友，漂洋过海，只身赴美国读研究生。蒋希曾先在斯坦福大学求学，同时任国民党海外部的《中国少年晨报》的编辑，后参加“左倾”的中英文周刊《中国导报》的编辑出版工作。1927年“四一二”政变，国民党右派大规模清党，南京国民党政府在上海《申报》《时事新闻报》上以头版头条对蒋希曾发出通缉令。蒋希曾被美国移民局逮捕，当局准备将其引渡回国，在友好组织与进步人士的营救下于1928年出狱。获救后，蒋希曾辗转至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此后不久他离开大学，在餐馆、酒吧当服务员维持生计，并继续从事左翼文艺活动。

20世纪30年代，蒋希曾出版了三部小说《中国红》（China Red，1931）、《金拜》（The Hanging On Union Square， 1935）、《出番记》（And China Has Hands， 1937），此外他还创作了反映1937年上海抗战的三幕剧《死光》（China Marches On）。

作为左翼作家，蒋希曾充满理想主义、对劳工阶级寄予深切的同情、具有满腔的革命热忱，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则处处体现强烈的革命精神。主题鲜明单纯，思想激进热烈，艺术手法简单粗糙，是蒋希曾作品的基本特征。这与当时的历史语境有关，也与蒋希曾在国内及美国多年从事街头和小剧场演剧有关。街头剧追求时代精神，要求达到快速、强烈地感染人、鼓动人的激情的宣传效果，因此不可能细腻地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塑造人物形象。尽管如此，蒋希曾的创作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还是有着他的独到之处的。(https://www.daowen.com)

蒋希曾创作的第一部作品是《中国革命诗》，一共收有《“中国佬，洗衣匠”》《萨柯-梵塞蒂》《山东》《上海》《五卅》和《广州苏维埃》等9首诗，以半诗剧或表演诗形式写成，整体节奏感强、经常反复、有鼓动性，使人感受到其间燃烧着的炽热革命热情，美国著名作家厄普登·辛克莱称赞这“是青年中国的完美的声音”。 (43)

《中国红》是蒋希曾的第一篇小说，引人注目，“中国红”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作者甚至直言不讳就是指中国革命、指中国共产党，如此旗帜鲜明的左翼立场，在国内亦属罕见。作者以“中国红”为自豪和骄傲，他把自己看作“中国红”的一分子，也把自己看作美国左翼文学的一分子，这才将书名冠以《中国红》。《中国红》是书信体小说，情节并不复杂，基本上是蒋希曾的自传。作者以出生于江北农村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女性的视角口吻来展开情节，全书是她连续寄给远在美国留学的自称国民党右派的未婚夫的“情书”，她在一封封的“情书”中不断介绍国内革命形势，劝未婚夫退出国民党右派，早日学成回国组成幸福的小家庭，却不期在对未婚夫的反复劝告中使未婚夫改变了信仰，逐步从右倾转向“左倾”，最后表示投身革命，并要求解除婚约。未婚夫被美国当局逮捕，引渡给南京当局，先前促使未婚夫改变信仰的未婚妻此时却转向右倾，在未婚夫牺牲前与其分手，后被一国民党“新贵”诱奸而含恨自尽。《中国红》以作者亲身经历为基础进行了艺术构思，为我们提供了一幅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美两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变动的剪影。《中国红》在艺术上亦有可取之处，美国著名作家西奥多·德莱塞称赞说：“《中国红》有许多感人的内容，把争论双方的观点都表现出来的设想永远是引人入胜的。” (44)

1937年出版的《出番记》描写了纽约下层华人窘困的境遇。小说男主人公黄万利只身从中国来到美国追寻发财梦，他以开洗衣店为生，却不断受到警察、政客和种族主义分子的勒索，濒临破产。女主人公珀尔张，一个华工和黑人的混血儿，路过黄万利的洗衣店后，两人由相识到相恋。其时正值日本侵略中国，主人公出于爱国热情，举行示威游行、支持工人罢工，不幸男主人公被日本浪人借机杀害。这篇小说较多地吸收了戏剧的因素，场景描写和人物的言行都是舞台化的。对人物性格的描写也比较细腻，尤其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具体可感、真实可信，因而男女主人公的性格都很鲜明，黄万利勤劳坚韧、善良勇敢，珀尔张热情大胆、头脑简单。作者对中国命运的关注引人注目，作品流露着浓郁的大中华情结，书中主人公黄万利为自己的祖国骄傲，但也为古老落后的中国遭受西方列强和日本的欺压、侵略感到愤慨和悲哀。这种情结使作者保持着高度的爱国热情，而更为可贵的是作者仍然像在《中国红》中那样，寄希望于中国革命，特别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他借黄万利的口说：“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得到了全国的五分之一的人民，六分之一的国土，在未来的年月里，他们会越来越壮大。” (45)

蒋希曾是一个不应该被忘却的人。他不是第一个在美国用英语写作的中国人，但他是美华文学的前驱者之一。与其他早期华裔作家不同的是，他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始终以中国革命事业和美国华人走向革命的过程为题材，应当说，他是第一个美华左翼文学家。他与美国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关系密切，这也使他成为研究中美文化交流史时一个不可不论的人物。蒋希曾在大洋彼岸的苦苦追求和奋斗，他对美国左翼文学的强烈共鸣和呼应，他对中国革命的真切关注和忠诚，他对中美两国进步文化的沟通和交流，都将永远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