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传统文化不只是古人、古书、古物、古迹，其最为深刻的积淀是人的思维观念和行为模式，或曰文化性格。它在千百年来人类实践活动中形成，是文化传统延续至今并将长久影响未来的最稳定的成分，是全部历史文化产品的精髓。从这个角度考察南通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探讨其继承创新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南通文化传统所形成的人的思维观念和行为模式，可以用坚苦自立、包容开明、崇文厚德、和中内敛等四个关键词概括其特性。
一曰坚苦自立。“坚苦自立”是张謇先生当年为通州民立师范学校所撰校训中的一句话，体现了先贤对学子的期盼，也是对南通文化性格的一种写照。其基本含义是坚忍不拔，吃苦耐劳，自强自立，勇于进取。这种特性的形成与南通独特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关联甚大，是由从事盐业和垦殖业的南通先民奠定的，是先民们在与风潮自然灾害的抗击中锻造出来的。
南通坐落于长江之尾、黄海之滨，占有煮海为盐之利，从西汉到明清，盐业一直是古代南通的主要产业。从事盐业生产的多为“流人”，一是流亡之人，即兵荒马乱之际为避战乱从各地移居南通沿海煎盐为业的人；二是流放之人，即被朝廷发配而来强制煮盐服刑的人。因此，朝廷对盐丁予以严格的灶籍管理，人户一旦编为灶籍，即不许复归民籍。在籍灶丁不得在官府当差，不得投充军人，亦不得卖身富家为奴，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身隶灶籍的盐民，子孙世代只许以煎盐为业，民国以后，灶籍才得以废除。煎盐必须依靠海潮，海边风潮灾害频繁，环境恶劣，生产生活十分艰辛。艰苦的生活，再加上离乡背井、地位低下等社会背景，使得盐民特别能吃苦，特别坚韧，特别希冀改变现存的困境，自强自立的要求和能力都十分突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南通人坚苦自立的文化性格是由古代南通盐民奠定的。
南通先民垦殖的历史与江海之口沙洲的淤涨紧密相连。南通最早淤涨的沙洲是扶海洲，东晋年间它与扬泰岗地连接，完成了南通最初的陆地版图，即现今南通的北境。如东县掘港地区黄家墩土地庙中供奉的三尊赤膊农民塑像和“辟我草莱”横匾，昭示出当年扶海洲先民拓荒垦殖的信息。南北朝至五代先后涨出的胡逗洲、南布洲、东布洲等沙洲，以及清代涨积的通崇沙洲群，先后与陆地相连，形成现今南通的南境。南境沿海地区大规模的垦殖活动始于明代，清代自顺治、雍正至同治、光绪年间从未间断。20世纪初，张謇创办通海垦牧公司，淮南盐产地通州泰州两盐运司管辖区5年内全部放垦，至1938年已垦棉田140余万亩，海门等县垦地移民计5万户、20多万人。南境江滩围垦始于17世纪末，集中在海门、通州沿江地区，其壮观程度尤甚于海滩围垦。古海门由东洲、布洲两大沙洲淤涨而成，由于长江主泓道的南北移位，加之潮水和台风的侵袭，江岸时涨时坍，元末至明代中期，境内大片已经得到围垦的土地坍没江中。元至正年间（1350年前后）到清康熙十一年（1672）的300多年里，县境除吕四、余东、四甲一线，其余全部坍没，县治多次迁移，海门因此废县归并通州建静海乡。康熙、雍正年间，江流主泓南倾，长江北岸又开始涨积，先后长出40余块沙洲，绵亘百余里。崇明人陈朝玉康熙年间带着妻子涉江来海门江滩围垦，远近居民闻讯纷纷前来，周围百余里竟然垦田15万亩之多。陈朝玉因此被尊为“海门田祖”，乡民为之立祠。可以说，南通南境的大部分土地是围垦出来的。江滩海涂的围垦，条件十分艰苦，垦民硬是凭借吃苦耐劳的拼搏精神和自立自强的创业精神建起了自己的家园。这种精神一直流传到今天，使“沙地人”成为南通地区最能吃苦最敢创业的一族。因此，也可以说，南通人坚苦自立的文化性格是由垦民奠定的。
风潮水灾是古代南通经常发生的灾害，有史可稽的达40余次。为抗御风潮之灾，从唐开始，累年修筑江堰海堤。其中有名的江海堤防工程有：捍海堰（唐大历年间）、范公堤（宋天圣年间）、任公堤（宋宝元中）、狄公堤（宋庆历中）、沈公堤（宋至和年间）、皇岸（宋乾道七年）、李家堡堤（宋淳熙四年）、石港新堤（明嘉靖四十至四十五年）、包公堤（明隆庆三年）、嵇公堤（清雍正十二年）、徐公堤（清乾隆四十年）、杨惠大堤（清光绪二十二年）。从这些江海堤防的修筑，可以领悟到古代南通的民众为抗击自然灾害付出了怎样的辛劳。南通人坚苦自立的文化性格就是千百年来与自然灾害的抗击中锻造出来的。
清末民初，南通在中国近代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由于张謇先生的奔走努力，南通在实业、教育、文化、艺术、城市建设、慈善事业等领域创造了许多“中国近代第一”，第一次向世人展现了它强盛的创造力，使南通先民铸造的坚苦自立性格得到一次集中的喷吐勃发。张謇用“坚苦自立”作为通师校训，既是对南通这种文化性格的确认，也是期盼这种性格在南通茁壮成长、永不消退。
二曰包容开明。这主要体现为胸怀宽广、包容万物，兼收并蓄、融会贯通。
南通文化的发展史与南通地域的拓展史、迁居南通的移民史密切联系在一起。有史以来，南通经历了多次沙洲大并接和多次移民大迁徙，每一次大规模的并接和迁徙都会招引并移来一种新的文化。这些文化或者集聚在一定的地区，固守其原来的面貌，从而形成南通境内一个新的文化圈；或者与南通原住地文化相融合，使双方都发生了变化，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南通文化的源头不是单一的，南通的文化格局就不是一元而是多元的，这些不同源头的文化聚合在同一个地域，形成了“多元共存”的区域文化格局，奠定了包容开明文化性格的基础。南通境内存在着四个文化圈，即海陵文化圈、胡逗洲文化圈、沙地文化圈和通东文化圈，这些文化圈居民的来源地不同，因而方言民俗也不一样。古代海陵县的大致范围包括现在的泰州市、南通市的北部三县（市）、盐城市的大部分以及扬州市的宜陵以东地区。南唐以前多称海陵县，南唐以后多称泰州。唐宋明清，海陵或县或郡或州，行政区划虽累有变迁，但是这块地域大致都在同一个行政中心管辖之下，通行江淮方言，习俗、民风大体相近。这说明海陵地区文化渊源同一，可以用“海陵文化圈”作为这个文化区域的名称。南通北境的海安市、如皋市以及如东县的大部分地区大体处于同一个文化圈，是海陵文化圈的一部分，这个部分发育于先秦，东晋年间逐步拓展，隋唐时期趋于定型。海陵文化圈不仅是古代南通第一个形成的文化圈，而且是南通迄今为止最大的一个文化圈。胡逗洲本是海陵县境东南江海之中的一座沙洲，其范围大致包括今南通市的崇川区、港闸区和通州区西北部一带地域。胡逗洲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孤岛在江海之中至少存在了五个世纪。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各地迁来的“流人”相互影响，形成了这个孤岛独特的方言（南通话）、生活习俗和社会心理。沙地文化圈的范围大体包括今海门市、启东市的南部区域以及通州区、如东县沿海的部分地区。这些地区原本沙洲之地，故名沙地文化圈。沙地先民大都由江南（崇明等地）迁移而来，通行吴语。沙地文化的本质是江南吴文化向江北滨海地区的拓展，是吴文化伸向江北的分支。“通东”，意指 “通州东部”，包括今海门市、启东市的北部区域以及通州区金沙镇以东的部分地区。通东先民原本也来自江南（常州等地），但是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与胡逗洲接壤的地区，受其影响，方言和风俗习惯发生了明显变化，呈现出与沙地吴文化不同的风貌。这四个文化圈地域相连，人员相亲，经贸互通，民国以后又处于同一行政管辖范围，必然相互影响、相互吸收，这是南通包容开明文化性格形成的基础。
南通独特的区域文化位置，促进了包容开明文化性格的形成。南通的西面、北面是阔大的江淮文化地区，南面是绵长的吴越文化地区，处于两大文化区域的交合部位。南通文化区域窄小，面对南北文化的“合围”，只能接纳包容、融会贯通，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淮风吴韵”这种文化性格。南北两方都能从南通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南通人则集南北两方人士的特点于一身，外圆内方，刚柔相济，对各种区域的文化都能一视同仁，兼收并蓄；在各种文化区域也都能从容应对，游刃有余。
近代中国，中西方文化交汇，南通历史地成为一处重要的交汇点。张謇顺应时代新潮，吸纳中西方文化之长，在南通创造了历史的辉煌。张謇在南通兴实业办教育，引进的是国外先进的工业机器、管理方法和文化业态、教育内容，使南通固有的包容精神由区域内部、区域之间拓展到东西方文化之间，“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光辉成就彰显了南通包容开明文化性格的升华。正是由于近代中西方文化包容的经验，使南通改革开放之后比较快捷地吸纳了来自全国各地以及境外、国外的资金、设备、技术和人才，成为苏东海洋文化圈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
三曰崇文厚德。这主要体现为重视文化教育，崇尚道德教养，敬重为国为家乡作出贡献的贤良。这已成为南通人普遍认同的价值观。
南通崇文厚德文化性格的形成得益于深厚的教育传统。从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始建儒学作为官设州学，直到清末废科举，南通的儒学传统从未中断。州学之外，尚有书院和小学、社学、私塾。宋代建有 “紫薇书院”，明代所建书院有铁渠、崇川、通川、忠孝、五山书院等，紫琅、东渐、鹤城、东瀛、精进等书院则建于清。初等教育的官学，宋元明三朝有小学，元明清三朝有社学。小学、社学之外，另有众多私塾承担少儿启蒙教育。这些不同层级不同形式的教育机构涉及青少年教育和成人教育，教育内容除识字外多以儒家经典为重点，对民智民德的开发起到重要作用。南通古代教育十分注重学问与人格并重，影响所及，乡规民约都把道德风尚作为重要内容。明代海门知县夏尚忠撰写的《乡约劝世文》就这样要求：“恭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毋怠农业，毋作盗贼，毋以恶凌善，毋以富欺贫。居丧祭葬，不得用鼓乐作佛事；婚姻嫁娶，不得论财妆丰酒席。街市村坊，不得迎神赛会；良家子弟，不得嗜酒赌嫖。心要平恕，毋得轻易纷争；事要含忍，毋得辄与词讼。见善互相劝勉，有恶互相惩戒。有变互相救援，有事互相解释。务兴礼让之风，以成醇厚之俗。” (1) 由此可见南通民风淳朴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
南通教育史上最为辉煌的一章是张謇先生在南通大兴新式教育，开中国近代教育之先河。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謇创办通州民立师范学校，这是中国第一所设置完备的中等师范学校。4年后又创办中国第一所设本科的女子师范学校“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宣统元年（1909）建立通海五属公立中学。至民国元年（1912），南通已建有小学139所。此外，张謇还创办了医学专科学校、农业学校、商业学校、纺织染传习所、盲哑学校，邀请著名刺绣艺术家沈寿来通创办女工传习所、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来通创办中国第一所现代戏剧学校“南通伶工学社”。由于张謇的努力，南通成为近代中国教育事业最为发达的地方之一。张謇惠及南通的不只是今人还能见到的令人赞叹的众多文化教育设施，更重要的是他对南通崇文厚德传统风气的强化和弘扬。当代南通人对文化教育事业的热衷，对教师和文化人的尊重，对学识和人品并重的推崇，张謇先生功不可没。
南通自古以来，涌现出许多贤士、英烈，人们用一座座祠堂、纪念碑等文化形式寄托着乡民对他们无限的敬仰和爱戴。比较著名的有：纪念范仲淹的“范文正公祠”，纪念宋代教育家胡瑗的“胡安定先生祠”，纪念一代名医陈实公的“陈公祠”，纪念抗倭英雄曹顶和邱陞的“曹公祠”、“邱公祠”，纪念辛亥革命烈士沙淦和白雅雨的“沙淦烈士碑亭”“白雅雨墓”，纪念来通负责保坍筑楗工程而病死的荷兰青年特莱克的“特莱克墓”，纪念红十四军军长何坤的“何坤墓”， 纪念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联抗部队161名烈士而建的“联抗部队烈士墓”，等等。它们像一个个“道德教育基地”，长久地发挥着教化一方的作用。(https://www.daowen.com)
崇文厚德的文化性格造就了南通基础教育的优势，“全国高考看江苏，江苏教育看南通”这句流行于教育界的话语就是其实力的真实写照，从南通走出去的两院院士、学部委员达47人之多。改革开放以来，全市涌现出400多个以“凡人善举”为特征的道德实践先进典型，首届全国公民道德论坛因此选择在南通举办，南通连续四次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南通出现这一现象，固然离不开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推动，同时也与崇文厚德文化性格紧密关联，这种性格奠定了精神文明“南通现象”的根基。
四曰和中内敛。这主要体现为中庸和顺，不事张扬，善于把握事物发展的限度，善于协调人际关系。
中庸是南通人的典型性格，这同样与淮、吴交夹的地缘文化特点紧密相关。南通地处江北却以“苏中”自居，反映了南通人不能为苏南所接纳又不愿意与苏北为伍的一种心理。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当今，南通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总体上弱于苏南而强于苏北，这就使南通人很容易接受“苏中”这个概念，也很容易因此而接受传统的中庸观念，并且已经人格化为南通人的个性。穿衣打扮，既不会追求时髦，也不会过于“土气”；做人，不会太精明，也不会过于老实；做事，既不“越位”，也不“缺位”。由于这种性格，南通人能够理性地把握自我，注意不让意气和情感的洪水冲决理性的堤坝，因而能够比较稳妥地处理与他人与社会的矛盾，南通能够成为全国社会大调解的示范区其渊源盖于此。由于这种性格，南通人既不会庸庸碌碌，也不会对自己过分苛求；对所得懂得珍惜，对所不能得懂得放弃；既不甘于贫穷，对生活也很容易满足。这种乐观知足的心态大利于养生，南通百岁老人的绝对数和比例，在全国名列前茅。南通以平原地带、富庶地区而成为“长寿之乡”，在全世界少见此例，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庸已成为这个区域普遍的文化性格。
和顺内敛性格的形成有内部外部两方面的原因。从内部原因来讲，南通是个多元文化聚居的地方，多元文化的相互认同、和谐相处必然成为行政统一的内在要求。从外部原因来讲，地域狭小的南通必须面对地域阔大的徐淮文化与吴越文化的巨大压力，唯有采取顺从因应的态度才能求得生存发展的空间。和顺内敛的性格，使得南通人特别懂得适应和顺从环境的变化，而且往往用约束自我的办法求得和谐的人际关系，求得与环境的协调。这是南通人生存和发展的智慧。因此，南通人不管到什么地方，不管那个地方是富庶还是贫瘠，是精明还是刁蛮，他们都能恰当地自我定位、自我调整，从而以独到的方式融进当地的文化，找到生存发展的机会。南通人在外地表现那么出色，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和顺内敛的个性。和顺的性格，使得南通人对新生事物和时代新潮特别敏感，并且总是以顺应的态度去面对。近代南通能够得文明风气之先，离不开先贤对近代文明大潮的积极顺应。张謇着力引进的不仅仅是西式实业、教育和城市公共设施，还包括西式的“自治”制度，南通成为他理想中的“新新世界之雏形”示范区。如果没有顺应新潮的性格，南通在近代阶段不可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南通地处南北交汇部位，气候温和而湿润，儒学传统深厚，这些地理、自然、文化方面的条件，涵养出中庸平和的社会心理，中和之美成为普遍的审美追求。江的灵动与海的雄浑、江淮文化的豪迈与吴越文化的柔美、海派文化的开放与传统地域文化的内敛，都同时渗透在南通文化的血脉之中，使南通文化形成中和的风格：阳刚与阴柔糅合在南通人的文化性格中，时尚与雅致统一在南通的服饰文化中，大气与精致配伍在南通的园林文化中，咸辣与酸甜参半在南通的饮食文化中，华美与质实调和在南通的艺术文化中……张扬、浮华、摆谱、时髦，或者懦弱、土气、吝啬、守旧，这些处于两个极端的风气、趣味，都为南通文化所鄙弃，南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洋溢着中和的风采。
人们普遍认为南通是个人文荟萃、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南通的“人文”或文化底蕴其内核就是坚苦自立、包容开明、崇文厚德、和中内敛的文化性格，那些文化遗迹和文化设施只是其外壳。这种文化性格孕生出众多杰出人才，铸就了广大民众普遍较高的素质，构成了良好的文化道德环境，成为南通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软实力。南通文化性格的张力足以支撑中国一流业绩的创造，如果这种张力发挥到极致，南通完全可以打造成当代中国一流质量的城市。
从远古到当今，南通不断创造出一流业绩，经常处于一流区域的行列。5000年前，南通海安青墩先民留下了被称之为“易卦最初形式”的麋鹿角刻纹。汉代以后，南通一直是中国重要的盐业生产基地，是国家财政来源的重要支撑地之一。明清时期，南通是中国四大手工纺织基地之一。近代，南通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成为著名的“模范县”、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发祥地。当代南通的建筑业、纺织服装业、基础教育事业、体育事业，南通的社会治安、社会事业改革以及公民道德建设等等，都处在全国一流行列，是著名的“教育之乡”“建筑之乡”“体育之乡”“文博之乡”“纺织之乡”“长寿之乡”，获得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美誉。一个小地方、小城市，从古代、近代到当代，一直在创造着全国一流的业绩，呈现出一脉相传的势头，这种现象在全国并不多见。南通出现这种现象，说明这个地方存在着一种必然能产生一流业绩的力量，它在长久地稳定地发挥着作用，这个力量就是南通的文化性格。文化性格一经形成，就会一直自发地发生作用。哪一个朝代、哪一届政府、哪一个官员能够敏锐地觉察到这种性格的存在，把它激扬到自觉发挥作用的境界，一流业绩就会应运而生。
2005年12月22日，中共南通市委在第四届南通发展论坛正式发布了关于南通精神的表述语——“包容会通，敢为人先”。这一表述语蕴含了南通文化性格的精髓，体现了改革开放时代的新要求，为全市干部群众所广泛认同。在新世纪，随着大桥大港的建成，制约南通发展的基础设施障碍得到根本性清除，濒江临海靠上海的区位优势得到全面的发挥，南通正在出现全面腾飞的发展局面。在这种形势面前，非常需要南通广大干部群众发扬“包容会通，敢为人先”的城市精神，争创一流业绩，推进南通的全面腾飞。
弘扬新时期的南通精神，应该正视南通人文化性格自身的缺陷，实现文化性格的自新。这是南通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任务，是南通谋求跨越发展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 提倡“崇文厚德”，摈弃轻商观念。“崇文厚德”是南通的主流价值取向，但不意味着对其他价值的轻视和排斥。既要崇文，也应敬商；既要厚德，也应重能，它们完全可以也应该相互统一，相互促进。但是，南通缺乏敬商的传统。古代南通的花纱布虽有名气，但多为家庭种植和家庭作坊。张謇奠基了南通近代的工商业，但中道衰败，比起他在文化教育事业方面的成就，其影响要小得多。新中国成立以后，南通的工商业有了迅速发展，但无论总量、规模，还是影响力，长期在全省处于中下地位。这样，南通敬商、重商的观念很难建立、很难强化，读书人所选之路多为仕途和科学研究与应用，南通籍名人大多数是文官和文人。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体制的建立、富民政策的实施和城市化、工业化程度的提高，轻商观念受到很大冲击，但是，它在南通城乡仍有市场。主要表现在：第一，民众心目中，工商人士的地位不如官员、教师、科技工作者，多数家庭培养子女的目标是考上重点大学，日后当上白领或者公务员。第二，响应政府号召自主创业的多数是农民和下岗职工，大学毕业生走创业之路的很少，机关干部、科技人员“下海”经商办企业的更少，造成南通工商业者文化程度偏低，大多数是初中毕业生，严重制约着企业的发展。第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机关干部队伍中还有相当多的人对工商业者的财富、人格、生活方式存有怀疑、误解，对他们的价值缺乏认同，对他们的成功存有嫉妒，对亲商、敬商、护商缺少自觉性。因此，有必要在南通提倡“崇文厚德”精神的同时，明确提出摈弃轻商观念的要求，因为轻商观念不利于鼓励更多的人投身自主创业，不利于南通经济规模和总量的扩张，也不利于南通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物质保障和公民道德建设的深化。
（二） 提倡包容会通，摈弃小城意识。“小城意识”是幅员狭窄地区特有的精神现象。主要表现为：第一，性格内敛，自信度低，温良恭俭让有余，张扬自我、外向扩张的勇气和魄力不足。南通坐落在上海旁边，濒江临海的区位优势十分明显，还拥有近代的辉煌，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知名度甚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南通不敢也不善于推销自我。第二，城小力薄，难以与外部世界争雄，只能把心志专注于区域内部，造成个体价值实现所能占有的资源紧缺，这样势必产生内耗现象。南通人口密度为全国之最，每平方公里近千人；同时又是一个移民聚居的区域，民众来自南北各地，区域内部存在着多个小文化圈。每个小文化圈都有自己的方言、风俗，这就使得相互疏离的倾向难以避免。用系统论的观点分析，南通地区的要素能比较强，结构能则比较弱，南通的企业难以做大做强，县区之间、干部队伍中还存在着一些“内耗”现象，这就是明证。第三，南通地偏东南一隅，交通长期受阻于大江，与外部世界联系甚为不便，因而民众观念比较陈旧，行动比较保守。改革开放以后，风气渐开，但是因循守旧意识依然存在。在南通，苦干实干的多，标新立异的少；顺从因循的多，革故鼎新的少。这不是说南通没有锐意变革的人，而是说这些人经受的文化压力太大，冲破这种压力实在不容易，即使冲破了压力推行变革，遭来的非议也很多。因此，“小城意识”是南通实现跨越发展的一种思想文化障碍，有必要在南通大力弘扬“包容会通”精神，努力摈弃“小城意识”的影响。当南通把自己融入长三角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格局之中，真正成为这个区域不可或缺的一方要地，南通就拥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都市意识就会在民众中生成，小城气象就会从南通消失。
（三） 提倡“力求精进”，摈弃中游心态。南通地处苏中，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长期处于苏南苏北之间，所谓比上不足而比下有余，民众特别容易接受“中庸之道”，中游心态比较普遍。南通人虽有创业意识，但是往往小有成就后就把守业当作最有价值的选择。南通人虽有创新意识，但是胆量和魄力比较欠缺，尤其是对体制外的创新，虽心有所向，但不敢率先问津，只有在他人趟出新路之后，才会紧紧跟上。因此，弘扬“敢为人先”精神，就必须明确地与中游心态划清界限，变甘居中游为力争上游，不仅“醒”得早，而且“起”得也早。
总之，继承南通坚苦自立、包容开明、崇文厚德、和中内敛的文化性格，弘扬“包容会通，敢为人先”的新时期南通精神，摈弃轻商观念、小城意识、中游心态，实现南通地域文化传统的创新性发展，这对南通建设“上海大都市圈北翼门户城市”目标的实现，对更好发挥南通承接上海辐射和向北传导带动的双向作用，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1) ［明］夏尚忠：《乡约劝世文》，嘉靖《海门志》卷六《词翰第十·文》，上海古籍书店1964年影印本，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