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教育向近代新式教育的转型
清末，为了应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培养新式人才成为当务之急，一批新式学堂因之而起。1901年，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要求旧有教育机构改为新式学校，全国教育改革开始全面铺开。受其影响，南通的传统教育也开始向新式教育转型。此时，张謇在南通兴办实业，同时大力倡导新式教育，新式学校迅速崛起，新的教育体系因之逐渐形成，完成了近代化的转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新式学校的崛起与教育体系的重新构建
南通教育历史悠久，据《南唐书》记载：“南唐跨有江淮，鸠集典坟，特置学官，滨秦淮，开国子监，复有庐山国学，其徒各不下数百，所统州县，往往有学。” (1) 而据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记载，南唐李璟保大十年，如皋县“建学县治东北（今中禅寺址）”， (2) 可以佐证南唐时今南通地方已有官学之设。后周显德五年（958），周世宗攻占静海设立静海军，不久升静海军为通州，是为通州建州之始，州学或已设立。而据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所载：“（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知州曾环肇建先圣庙城中西南，建学城东一里。真宗乾兴元年，知州王随徙庙州治东，即庙为学，建大成殿讲堂稽古阁。” (3) 表明北宋初年通州已建学。除官学之外，南通私学亦较兴盛。据《南通教育志》所说：清代“南通有书院14所，多数是在乾隆年间及其以后创办”。清末，南通各地仍有书院陆续得以创建，如东渐书院（1868）、守正书院（1891）、精进书院（1891）等等。至于私塾，包括社学、义学、族塾、家塾、自设馆等，则更为普遍。清末，仅栟茶一地就有私塾一百多所。除书院和私塾外，南通的传统教育机构尚有精舍，如清末举人王兆芳于金沙创办的霞西精舍等等。
图6-1 通州女子师范学校珠媚园校区（南通博物苑提供）
近代，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清政府连连战败，国势日蹙。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以奕、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开始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自救实践，即所谓“洋务运动”。为了便利“洋务”，一批新式学堂应运而生。这些新式学堂多依附于洋务派所办各类工业，对于偏居一隅、风气相对闭塞的南通而言，影响甚微。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发动维新变法。其间，光绪帝曾诏令将全国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堂” (4) 。但因维新运动不久遭到慈禧打压而告失败，此举未取得实质性效果。1901年，清政府迫于形势，宣布实行“新政”，作为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清廷诏令兴学：“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5) 受此影响，南通各地书院纷纷依诏改办。当年，“拔贡龚世清、附生姜青照以师山书院改中西中学堂” (6) 。海门师山书院成为“新政”后南通率先改办学堂的书院。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改而推广新式学校。清廷诏准自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延续1300年的科举制度自此告终。科举制度的终结，客观上促进了新式学校的发展繁荣。
南通新式学校的全面发展繁荣与实业家张謇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1895年，张謇以状元身份投身实业救国，在家乡南通开始筹办大生纱厂。在创办机器纱厂的过程中，新式人才的严重缺乏成为纱厂快速发展的制约因素。1902年，出于“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的考虑，张謇提出了“立学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的主张。 (7) 1902年，张謇创办通州师范学校（见书前彩图），成为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师范科的民办师范学校。1905年，张謇又创办了“通州公立女子师范学校”。师范学校为南通培养了大量优质师资，为南通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师范教育的基础上，张謇根据实际需要，因地制宜，陆续在南通、海门、启东等地创办了大量小学。根据宣统元年（1909）张謇主导的通州劝学所拟定的《预定分年设立初等小学校之计划》：设定每16方里，即纵横4里之间，设一座初等小学，最远的学生家离校2里，学童每天上、下学走8里路。按此计划，通州范围需建600所学校，以每年有一成的初小毕业生进入高等小学计算，需建60所高等小学。从实施情况来看，据1915年出版的《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统计，当时南通已有小学215座，教师490人，在校学生7847人。 (8) 而据1925年的统计，南通（包括乡村）有初等小学350余所，高等小学60余所， (9) 如果以每个学校50人计，小学在校生总数在2万人以上，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都是较为突出的。同时，中等教育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先后得以创建。如通海五属公立中学（今江苏省南通中学前身）与私立实业敬孺中学等。出于地方实业发展的需要，张謇在兴办基础教育的同时，还创办了种类众多的专科学校。如农业学校、纺织专门学校、商业学校、医学专门学校、艺术学校、保姆传习所、镀镍传习所、法政讲习所、巡警教练所、监狱学传习所、清丈传习所等等。其中，纺织专门学校、农业学校、医学专门学校于1928年合并组建而成南通大学，1930年改为南通学院。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南通学院医科迁往苏州，成今日苏州大学医学院之前身；纺科迁往上海，与其他纺织学校合并，成今日东华大学的前身；农科迁往扬州，成为扬州大学农学院前身。民国时期南通高等教育的辉煌由此可见一斑。此外，张謇还创办了盲哑学校、幼稚园等特殊教育和学前教育机构，形成了体系完备、层次分明的南通近代新式教育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张謇所办教育事业之外，南通各地的新式教育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如清末举人孙儆也在南通教育近代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民国3年（1914），“为保蒙童天然之禀赋，养成孝弟友爱之良能起见”，孙儆商诸市董募捐，将金沙镇北川门节孝祠改建为幼稚园，因列唐闸幼稚园、南通城区幼儿园之后，故命名为“第三幼稚园”。 (10) 另外，孙儆还是今江苏省通州高级中学、金沙中学、南通市通州区实验中学、通州实验小学等校创始人。清末民国时期，金沙、西亭等市镇各类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仅金沙一地粗略统计就达数十所之众（见表6-1）。这些学校为南通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尤其是在抗战时期，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如1941年创立的弘毅职业中学，为抗日根据地培养了化工、卫生、会计等大量专业人才。
为了普及教育，民国初期，南通地方人士还分别于余西和金沙创设了夜校，据《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记载：“民国元年，胡旭、张师俭为余西第二初等小学校教员，以就学儿童多商家子弟，议灌输以商家必需之知识……乃与程质夫等创办夜学校。”“民国二年，市公所以隙屋为夜间学校，招集贫苦子弟及工徒、仆役之年长失学者，授以普通知识……以发达通俗教育云”。 (11)
表6-1 清末民国时期金沙镇所办各类学校概况 (12)
续 表
续 表
在近代诸多为南通地方教育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地方人士中，如皋的沙元炳成绩尤为突显，十分引人注目。沙元炳与张謇为同科进士，二人为挚交。当张謇在南通创办实业、教育等的同时，沙元炳也在如皋进行着创办实业、教育的实践，且两人还常有合作。就教育方面而言，1902年，沙元炳创办了如皋公立简易师范学堂，并先后在卢港、石庄、双甸、丰利、丁堰、李堡、江安等地设立师范传习所。在培养了大量优质师资的基础上，1905年，沙元炳再创师范学堂附属初等、高等小学。为了发展经济，服务民生，他又于1906年创办了如皋私立乙种商业学校；受其影响，他的妻子黄琴也于1907年创办了蒙养园、女工传习所等新式教育机构，从而形成了包括学前教育、小学教育、职业教育在内的如皋近代教育体系的雏形，影响深远。1905年，如皋设立学务公所，主持全县的教育教学事务，实行行业的专业管理。据1916年所编《如皋教育状况》统计，全县有小学校176所，学生10055人。在职业教育方面，一些学校普遍附设职业教育课程，如车马湖第一国民学校、如城市第二国民学校、卢港第七国民学校、掘港第三国民学校等附设“实业实习科”，县立第六高等小学校、白蒲第二国民学校、岔河第一国民学校等附设“商业补习科”等。1914年还创办了女子职业学校。当时全国只有职业学校400余所，如皋创办的各类职业学校就有24所，江苏省“六十县以为楷模”。 (13)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新式学校的毕业生中，又不断成长出一批批南通教育事业发展的接班人和建设者，如四安市（今通州区四安镇）的吴浦云，其1906年入四安第一国民学校学习，1912年考入江苏省立第一代用师范（其前身为通州师范学校），1917年毕业后历任四安市立第一国民学校、唐闸私立实业小学校、第一代用师范教师，以及南通县教育局督学、南通县教育局局长等职。1938年，日本侵略军侵占南通，他号召学校坚持抗日民族教育，组织教师分地区办战时农村服务团或抗战流动学校。1949年南通解放后，又积极扩建四安小学，并在自己家中开设新民初中补习班，后另建校舍，发展成为四安中学。 (14) 这是南通教育事业代代相传的典型例证，也是南通教育事业得以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南通各地于近代创办的众多新式学校中有许多延续至今，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中作出了突出贡献，为当今南通教育的发展繁荣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
二 近代南通新式教育的特点
受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和“新政”的影响，南通的传统教育开始向近代新式教育转型。在以张謇为代表的南通各地进步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南通的新式教育全面发展，并构建而成新的教育体系，培养了大量新式人才，对南通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从20世纪初开始，南通的新式教育逐步发展，并呈现出鲜明的特点。
其一，南通的新式教育兼具实用性和灵活性的特点。近代新式学校区别于以往传统教育的最突出表现在于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的更新。相对来说，传统教育主要服务于科举考试，其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近代，洋务派为发展军事和民用工业，兴办新式学堂，区别于传统教育方式，教学则以实用内容为主。在洋务运动的三十余年里，新式学校不断发展，培养了大量新式人才，新式教育的影响日益扩大。20世纪初，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教育开始蓬勃发展。1899年，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开机投产，标志着南通近代工业的起步。为了适应近代工业的发展需要，南通的新式学校迅速扩展。1902年，张謇创办通州师范学校。学校十分注重教学内容的实用性，从其开设的师范科课程内容来看，主要有国文、修身、教育、伦理、算术、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博物、图画、手工、体操等，并附设实验小学、工科及农学教室、农场等，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如皋师范学堂则更是明确规定：毕业后师范生必须勉力从事本县小学教学六年，可见十分注重学生毕业后能切实为地方服务。就灵活性而言，以通州师范学校为例，学校分设四年的本科，两年的简易科和一年的讲习科，其中本科生还可从第四年起兼习随意科课程。同时，规定招考学生必须经过严格筛选，入学后则根据年龄、才力、意愿分别编入各科学习。而夜校则更为灵活，学生无毕业期限，可自由选择学习内容，直至有所收获。
其二，南通的新式教育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在注重实用性之余，张謇还十分注重教学内容的针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针对不同的群体设置不同的教学内容。如1905年，张謇创办“通州公立女子师范学校”，该校除普通课之外，还针对性地开设了音乐、舞蹈、手工、缝纫等课程，开展家政教育，组织文艺、数理、家事等研究会，举办新剧团、音乐会、跳舞会、书画展览会等，还附设手工传习所和幼稚园。其次，根据不同行业需要有针对性地设立专科学校。如通州师范学校除师范各科外，还先后附设有测绘科、农科、土木科和蚕科等专科。之后，更是创立了纺织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商业学校等专科类学校。如皋的沙元炳及其家人也先后针对底层民众创办乙种商业学校和女工传习所，等等。
其三，南通的新式教育具有全面性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南通新式教育的覆盖面十分广泛，涉及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社会教育等诸多层面。其次，在南通所办的各类新式学校中，不但注重培养学生的学识，还注重学生素质的全面提升。如张謇十分注重学生品德的养成，为通州师范提校训“忠实不欺、坚苦自立”，要求学生：“须是将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之道理，人人胸中各自理会；须是将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之责任，人人肩上各自担起” (15) ，具备“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 (16) 。他还强调，应教育学生要勤不要惰，尤其师范生日后要成为学生表率，更应养成勤劳的良好习惯。他指出：“整洁教室内之尘垢，启闭教室内之门窗，排列食堂之食器”等皆应让学生去做，否则就是“以惰为教”。 (17) 再如沙元炳在如皋公立简易师范学堂提出“贵全”的教育宗旨，明确以培养“恪遵经训，阐发新学要义，施以严格训练，养成爱国志气、良善性情、强健体魄、谙练小学教法之师范生”为目标。 (18) 从其教育目标来看，既要求学生旧学、新学皆通，又要求学生具备爱国的品德、良善的性情以及强健的体魄，同时还需熟练掌握教学方法。从所开设的课程内容上来看，学校开设有“修身、读经讲经、国文、习字、历史、舆地、算学、教育学、博物、物理、化学、图画、体操、乐歌等，还开设英文、日文、手工，由学生选修一科”， (19) 以促成以上目标的养成。值得注意的是，在所开设的课程中，教育学、博物、物理、化学、图画、体操等新兴科目占有较大比重。同时，他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应“贵在讲授新学知识，尤其贵在不仅使学生学会这些新知识，还会传授这些新知识” (20) 。
其四，南通的新式教育十分注重教学方法的科学性。在张謇创办的各类学校中，大都十分注重实验的方法，尤其是各类专科学校。以农科为例，1919年，张謇改农校为农科大学（源于1902年通州师范学校附设之农科），学校下设“棉作、牧畜、农垦与农业经济四系”，设有“无机化学室、有机化学室、定性分析室、定量分析室、生物学室、植物学室、动物室、植物生理实验室、天平室、酪醲室、中药实验室、土壤室、棉作预备室、标本室”等各类实验室，同时，配备建有农场五处以及林场、牧畜场、苗圃各一处。再如纺织科，专聘在欧美纺织学校毕业的归国留学生担任教授，系统讲授“棉织学、机织学、染色学、织物组合学、机械工学、雕花纹法、织物整理及电气工学等十余种”，并同步配有实习工场。
其五，南通新式教育具有开放性的显著特点。无论从师资，还是教学方法，或是对学生的要求，抑或是学术交流来看，近代南通的新式教育显得十分开放。如通州师范学校十分注重师资质量，千方百计延聘人才前来任教，著名学者王国维、历史学家屠寄、美术家陈师曾、文学史家朱东润等先后到校任教，还陆续从日本聘请了10多位教师。如皋公立简易师范学堂为了更好地开展师范教育，也跨省延揽优秀教师，同时选派教师和优秀学生到日本进修数理化、世界史地、教育学等。从教学内容和方法上来看，南通的新式学校在立足本地的基础上，注重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如1919年成立的南通农科大学采用欧美农业类大学先进的治校方法，教材也多采用国外大学的原版教科书。在对学生的要求方面，张謇要求学生秉持开放的学习态度，“开拓胸襟，立定志愿，求人之长，成己之用”。 (21) 为了开拓师生视野，增广见闻，南通的许多新式学校还采取了“引进来，走出去”的办法，增强交流学习。除以上所说沙元炳选派教师和学生代表到国外进修之外，张謇则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他不但选派师生到国外进修，还延请国外人才来通教学，同时，还力请国内外专家学者来通授学。如1919年，美国教育家杜威受北京大学、南京高师、江苏省教育会、尚志学会、新学会等教育单位和社团的邀请莅临江苏省教育会演讲“平民主义的教育”。1920年6月5日至9日，杜威受南通县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邀请，在江苏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北京大学教授沈默君和东南大学教授陈鹤琴、刘经庶、王伯秋等人的陪同下，到南通参观，并作系列讲演，写下近代南通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一页。当天下午，杜威参观了南通城里的几所学校，以及图书馆、南通医院、五公园、地方监狱工场、贫民工场等，随后到濠南别业拜会了张謇和张詧。6月6日，杜威在更俗剧场演讲。张謇在演讲之前致介绍辞，向聆听者表达了邀请杜威来南通的目的。杜威演讲的题目是“教育者之责任”，他开始就告诉听众，这个话题曾经在南京和上海探讨过，今天再次言及，是因为南通是中国师范教育最早之地，谈论起来更加觉得亲切和有意义。6月7日上午，杜威再次在更俗剧场演讲，主题为“社会进化问题”。6月8日，杜威在唐闸公园作题为“工艺与教育之关系”的演讲。在杜威的心目中，师范教育犹如涓涓细流，最终汇聚江海，浩浩荡荡，灌溉千里，而“南通者教育之源泉，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 (22)
从为近代南通新式教育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张謇与沙元炳比较来看，张謇在南通、海门、启东创办了大量新式学校，沙元炳则主要在如皋发展新式教育，二人的实践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同时，两人在教育理念和办学方法上也极其相似，这自然与二人为多年挚友有关，从中我们也可以窥见当时南通新式教育的一般面貌。同时，教育理念和办学方法上的创新，为南通近代新式教育的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也为南通教育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