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新发展与棉业兴盛
明清两代实现了全国的大一统，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南通地处江北，战乱较少；濒临黄海，传统的盐业延续至清末；又因地处沉积平原，土壤疏松，气候温和，适宜种植棉花，棉纺织业也随之兴起，成为全国著名的产棉之乡、土布之乡、蓝染之乡。
一 传统盐业的最后辉煌
明清之际，通、泰、楚（今属盐城）三州一直是淮盐的淮南盐主要产区，素有“淮南灶场甲天下”“淮南盐课甲天下”之誉。清末以后，淮南盐在淮盐中的地位才逐步被淮北盐（海州盐）所取代。
明政府在两淮盐区共设30所盐场，按照地理位置由南向北划分为上、中、下3区各10场，并设通州、泰州、淮安3个分司，以通州分司领上十场。明初还曾设巡盐御史驻通州，至明中期才移驻扬州。清顺治年间，两淮盐税收入占全国盐税总数的62%。
在一些廉勤巡盐御史的关心、资助和举荐下，盐区文教事业也随之发展。一部分名隶灶籍的人才被朝廷征辟授官，一部分灶籍子弟通过文武科举相继登第入仕，盐区人文一时称盛。嘉靖年间（1522—1566），通州境内屡遭倭患，明政府为保障东南财赋重地，于沿海屯兵设堡立寨，各盐场一时成为海防要地。许多盐民和盐场官吏为抗击倭寇 (5) ，英勇杀敌，以保卫家乡。余西场盐民曹顶就是当时南通远近闻名的抗倭英雄。明代通州盐业的发展，提高了通州在周边地区乃至全国的知名度。著名文学家、曾任南京刑部尚书的王世贞在万历《通州志·序》中写道：“古益部有通州，而幽、扬部无通州。自扬部通州出，与幽部之通南北对峙而两，而益部之通废。扬部之通，其始仅一盐官地，稍稍进为州。……以逮我明三百年来，盐盬之利衣食江南北，而其设险置兵，控扼吴楚，屹然一重镇也矣。” (6)
明末清初，南通境内盐业因战乱遭到破坏。清前期，经政府相继采取扶持盐业发展的措施，到清中期，南通盐区产盐量逐步恢复到接近明代水平。随着海岸线日益东延，那些位于腹地的盐场亭灶因海潮罕至而无法煎盐产盐，许多昔日的盐场废灶兴垦，煎盐生产走向衰微，成为最后的辉煌。
经历千余年的沧桑变化，南通煎盐业对地方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民俗乃至方言等方面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还留下一座州城（通州）、四座县城（金沙、掘港、如皋、海安）、数十个集镇和上百个以盐业命名的村落或居民点。盐与南通先民的生产、生活密不可分，盐文化源远流长。
二 新兴的植棉业和棉纺织业
元初，棉花已传入江南地区，得到较为广泛的种植。经松江乌泥泾农妇黄道婆传授棉纺织技术、改进与推广棉纺织工具，松江一带的手工棉纺织业迅速发展。明政府采取奖励政策，推广棉花种植。当时南直隶是全国重要棉区，棉田以松江、苏州、常州三府最集中，其次是泰州、海门（古）、如皋。 (7)
南通濒江临海地带，多为疏松的盐碱土壤，且富有腐殖质，加上海洋性气候，日照充分，四季分明，无霜期较长，适合棉花种植。又地处江北，有长江阻隔，战乱较少波及。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与得天独厚的地理自然条件，使通州逐步成为重要的产棉区。于是，在农村兴起了作为家庭副业的手工棉纺织业。这里的棉花种植和纺织技术正源自江南，从松江、太仓等地经由长江入海口的崇明、海门，逐步向苏北传播。 (8) 如皋、海门等地的植棉、纺织业的传入时间在明朝天启年前后，嘉庆《如皋县志》载：“天启元年，知县李衷纯治皋……皋俗不谙纺织，布匹市自江南，今特劝种木棉，置机杼之具，布之四门，教之织纴，而免其践更。” (9) 这是南通地方志资料中最早有关棉纺织的记载。李衷纯鼓励农民植棉，普及纺织技术并减免赋税，因此受到县民爱戴，邑人为他建了两座生祠。
清初，通州农村植棉比前代更为普遍，棉花产量不断提高。“通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乾隆年间，通州棉花声誉鹊起，行销日旺。每年秋季，福建、广东的商人驾海船来通州收购棉花。“闽粤人秋日抵通收花衣，巨舶千百，皆装布囊。” (10) 引文中“花衣”，即指轧去棉籽的皮棉。道光年间，南京人甘熙的叔父“于（金陵）孝陵卫一带设机织布，令织机失业男、妇习之……惟所用棉纱，必得崇明、通州所产者，绪理紧密，连绵不断”， (11) 可见通州的棉纱被认定是上等的织布原料。(https://www.daowen.com)
南通土布染织工艺的分布区域，主要集中在通州、海门、启东（时称崇明外沙）以及如皋沿江沿海。特别是海门、启东为新涨沙地，早年为江南移民所开垦，发展了耕织生产。这里的土布业，嘉庆、道光年间已由“稀布”而“尺套”，进而为“通海大尺布”。织造的土布具有粗厚坚牢、经洗耐穿的特性。清初地方志屡屡提及：“农民种业多棉花，所为布颇粗，然紧厚耐着。” (12) “沿江居民善种棉，所为布颇粗，然紧厚耐着，俗称‘沙布’”。 (13) 南通土布采用单锭手摇纺车纺纱，古式脚踏手投梭木机织造，染色、摇筒、牵经、络纬、穿综、插筘等工序都保留着较原始的方法，传承了古代手工棉纺织的技艺。
传统南通土布大致分为两大类，即本色土布（俗称大布）与花式土布（俗称蓝货）。蓝货中的色织土布是南通民间工艺土布中的上品，代表了南通土布染织工艺的精华与最高成就。受各地棉乡地理条件、民俗风尚、生活习惯的差异影响，南通土布工艺在表现形式和风格上呈现丰富多姿的地域个性特征，形成通如（通州、如皋）土布与启海（启东、海门及如东沿海一带的启海移民）土布两大风格流派。 (14) 色织土布的生产采用传统木机多梭投织，图案造型皆取自当地水乡景物。织手能在有局限性的布机上，充分发挥纱色、穿综、手法上的变化，创造出层出不穷的新品种、新花样。早期织纹有蚂蚁纹、芦扉花、柳条、桂花、金银丝格等，外观素净朴实。尔后相继出现竹节、枣核、双喜、芦纹格子、皮球花、彩格布等诸多纹样，用色趋于明快，花纹富于变化，织造工艺也不断突破创新，出现大量提花织锦类品种。民间流传的土布品类及花型图案多达六大类数百种；纹样组织包括平纹、斜纹、提花、织锦等。
南通土布较完整地保存了我国古代棉纺织手工技艺，是孕育南通近代纺织名城的珍贵文化遗产。2011年，“南通色织土布技艺”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蓝印花布是我国民间传统的工艺印染品。最初以蓝草色素为染料印染而成，又称靛蓝花布，俗称“药斑布”“浇花布”，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明朝中后期，蓝印花布印染技艺随江南移民带入通州。南通土布选用天然植物染料为主要染色剂，当地农家有种蓝制靛的染织传统，染织出的土布色牢度高，经洗耐晒。因为棉质蓝印花布色牢质朴，深受人们喜爱。明清时期，南通染织蓝印花布的作坊已经发展成为有规模的街市，前庄后坊的蓝印花布染作坊曾遍布农村集镇。
南通蓝印花布以手纺、手织、手染的方法制作生活用品，如衣服、被面、蚊帐、枕套、包袱布等。蓝印花布印染图案以植物花卉和动物纹样为主，也有简洁的几何图形。花布图案朴素优美、吉祥如意，大多取材于飞禽走兽、花草树木与神话传说，如：五福捧寿、吉庆有余、狮子滚绣球、鲤鱼跳龙门等。蓝印花布以结实、耐磨、经用、图案吉祥等特点深受广大群众喜爱，以和谐的蓝白之美闻名于世，充满自然清新的乡土气息。南通蓝印花布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因此，南通被誉为蓝印花布之乡。2006年，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三 通州州城的修建
通州州城始建于后周，原先为土城。后在宋、元时期几经修缮。北宋政和年间塞北门，自此便有“通州无北门”之说。
明朝初年，通州城新辟三水关，又在城门外设东、西、南三座吊桥。明中期，通州多次遭到倭寇的侵扰。嘉靖末年，“城及楼蛊坏不修”。到嘉靖三十三年（1554），大批倭寇入侵通州，“焚楼堕其城，践蹂弥月而去” (15) 。军民靠城垣合力守卫，方才击退倭寇。由于长时间未经大修，至隆庆二年（1568）三月，因数十天淫雨而城墙毁塌三百余丈。四月，知州郑舜臣主持修城墙。时值农忙季节，郑舜臣召集市民服役，历时三个月竣工。郡人称此工程：“二百年以来所未有也”，“视前增筑二尺有奇，外甓既直，内土亦广，以至雉堞楼橹，焕然改观”。 (16) 万历二十六年（1598），知州王之城主持在城南建新城。“南以望江楼为门，北连旧城，东西二便门，跨濠作三水关，采剑山石代甓，延袤七百六十丈，壀堄千六百七十堵，亭障九所。” (17) 历时两年多竣工。
清代，通州“数百年桴鼓不鸣，几无战事”，州城“历世经久，坍塌甚多，后缺陷处人习以为径”。 (18) 历任知州赴任，即“念通滨江临海，以东南险要之地，库狱民居，全资保护，未便任其倾圮”④。所以征发民力，在近两百年内，修建州城达十余次。通州城成为江北一方重镇。直到民国之后，南通城垣才陆续被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