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现象及其意义

第三节 文化现象及其意义

青墩古人是江海平原上最早的居民,他们创造了灿烂的远古文明,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从青墩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来看,以陶器、骨器、石器、玉器为主。其中,以穿孔陶斧、玉器、有人工刻划纹的鹿骨角器尤为珍稀,表明古青墩人在观念形态和精神文化方面有了令人瞩目的创造,也反映出古青墩人的精神文化世界。

一 带柄穿孔陶斧破解考古难题

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从距今约300万年前开始,延续到距今1万年左右止),人们主要使用的是打制的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简单的石制工具。直到1万年前左右,即从中石器时代开始,特别是进入新石器时代后,人类才从单纯的狩猎和采集经济发展为畜牧和原始农业为主的生产经济。石器的制作由打制发展为磨制,还发明了穿孔技术,石器的用途和类别也越分越细,创造了复合工具和弓箭。所谓复合工具一般是将工具装上木质或其他质料的长柄,这样的工具使用起来,就等于延长了手臂的长度,可以延伸攻击距离和范围,加强攻击的力度,提高劳动效率,有效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穿孔石斧就是复合工具中的一种。

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穿孔石斧是常见的出土物,特别在我国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更为普遍,国外的史前考古报道中也屡见不鲜(如欧洲史前时期的凯尔特人等)。毫无疑问,穿孔石斧必然是装柄使用的,而柄一般都是木质的。由于年代久远,石斧出土时,其木质把柄早已腐朽无踪。古人在使用石斧时如何装柄?怎样使用?长期以来成为困扰考古界的一道难题。青墩遗址出土的带柄穿孔陶斧,终于破解了考古学上这一多年的悬案。

青墩遗址中出土的一件带柄穿孔陶斧(见书前彩图)为泥质红陶,长18.4厘米,重70克,器身可分为器柄和穿孔斧两部分,棒状的斧柄横截面为椭圆形,前粗后细,前端翘起,有浅槽可嵌入穿孔斧,槽后有三孔,可穿绳缚住穿孔斧使其固定在槽内,柄后端作半月形,并有三角形穿孔。根据推算,陶斧整体大小为实用器的1/4左右,显然不是实用工具。有专家认为这是当时的一件礼器,是部落酋长权力的象征物。 (9) 带柄穿孔陶斧的出土为古代穿孔石斧的装柄使用方法提供了实物证据,解决了考古学家们长期困惑的古人使用的石斧如何装柄的难题,同时它也是一件具有社会属性和象征意义的器物。当年参加青墩考古并亲手发掘出这一陶斧的殷志强先生曾如此评价:“近百年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能说明扁平穿孔石斧装柄方式及使用方法的实物资料,只有青墩带柄穿孔陶斧一件……正因为青墩带柄穿孔陶斧具有的完整性、科学性、独特性和唯一性,已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国宝),成为青墩遗址出土文物中最具科学价值、文物价值的珍贵文物之一。” (10)

二 麋鹿角刻划纹为易卦之先声

青墩遗址发掘过程中除出土大量石器、陶器、玉器外,还出土了数量惊人的麋鹿角化石,其中许多麋鹿角化石上还留有古人刻画的符号(见书前彩图)。麋鹿角不仅被用来制作生产工具,少数角上的刻划纹和锥点纹,还体现了先民们的观念形态和精神文化。

这些资料一经公布,即受到专家们的高度关注。经过研究,竟从中得出出人意料且令人震惊的结论。有人认为神秘的刻画符号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比殷墟甲骨文还早两千多年。海南大学数学系的教授耿济先生认为那是最古老的数字。1980年,《考古学报》第4期发表了张政烺的《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一文,在该文的“补记”中,张政烺特别提到青墩出土的骨角柶和鹿角枝上有易卦刻纹:“1979年江苏海安县青墩遗址发掘,出土骨角柶和鹿角枝上有易卦刻文八个,例如三五三三六四(艮下、乾上、遁)六二三五三一(兑下、震上、归妹)。其所使用的数目字有二、三、四,为前举三十二条考古材料所无,说明它的原始性。这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无论其绝对年代早晚如何,在易卦发展史上应属早期形式,可以据以探寻易卦起源地点问题。” (11) 对于青墩出土的“神秘的刻纹鹿角”,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纪仲庆曾作过详细的评述并给予高度评价:

继张政烺先生之后,陆续又有不少专家学者就易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等问题发表论文。1987年在山东济南召开的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上,凡论述到有关周易起源问题的,无不对青墩这两件刻纹鹿角表示极大的关注。可以说青墩鹿角刻纹是目前我国最早的易卦实物资料,已为学术界公认。

图示

 图1-1 海安青墩遗址出土玉琮(佚名摄)

易卦的最早实物为什么会出自东部滨海地带的海安?此前已知这方面的早期考古实物资料主要为殷墟、周原的甲骨和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中鼎”。殷墟是“盘庚迁殷”后的都城,根据最新公布的《夏商周年表》:盘庚在位在公元前1300—前1251年(共50年);“中鼎”被定为西周昭王时器,其铭文开头为“唯王十一年……”。据《夏商周年表》,周昭王十一年为公元前987年。而青墩出土刻纹鹿角的下文化层为公元前3500—前4000年,与殷墟甲骨和西周“中鼎”间的时间跨度达3000年之久。这其中到底是怎样的传承关系,在时间上、空间上又是如何过渡的,恐怕还需要寄希望于在考古上有更多的发现和进一步的探索。 (12)

三 出土古玉器成为青墩古人即将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

青墩遗址中上文化层出土了一批玉器,其玉质有碧玉、青玉、白玉三种,玉器的品种除了玉环、玉瑗、玉璜、系璧、玉坠、玉镯等装饰玉以外,还有玉琮、玉璧、玉璇等礼玉,这些玉器形态精美,雕琢工艺先进,说明以青墩为代表的南通先民已经具有一定的审美意识,并且已经产生审美艺术活动,出现了原始工艺品的制作者和消费者,折射出远古青墩社会财富意识增强,等级观念渐明,宗教活动增多,礼仪制度已具雏形,古青墩人即将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

1976年1—3月,南通博物苑曾先后三次对海安青墩遗址进行调查,采集和征集到穿孔石斧、石锛、有段石锛、石凿等石器十四件,壶、豆、杯等陶器四件,骨角器三件,琮、璧、瑗等玉器十五件。1979年采集玉镯一件。在这批采集到的器物中玉器比较重要,多数为历次发掘所未见。 (13)

这批出土的玉器中,有琮、大璧、系璧、瑗、镯、环、坠、璜等八种。玉料可分为碧玉、青玉、白玉三类。其中以璧的玉质最佳,制作则以琮、坠等最为精细工整。瑗、镯、璜等的制作则略嫌粗率,环肉厚薄不一,有的尚留有琢磨痕迹,玉质亦较差,表面往往有较多的瑕斑。

这些玉器绝大部分出自距地表深不到1米之处,初步判断可能是一座墓葬的随葬品。琮、璧、瑗、镯、环、坠等玉器,在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一带,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的墓葬中常见,是这一文化的代表性遗物。从青墩遗址的发掘情况来看,上层墓葬的文化面貌与江南良渚文化相近,这些玉器应和上层墓葬为同时期的遗存。这更进一步说明,这一时期大江南北新石器文化面貌,具有极为显著的共同特征。

江淮地区不产玉石,在青墩遗址出土的江南良渚文化典型器物琮、璧等,证明了青墩古人得到的玉料和玉器可能来自江南。青墩当时所处的位置濒临长江入海口,水面宽阔。以青墩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的南通先民已经掌握了航运技术,开展了与江南的文化交流活动。(https://www.daowen.com)

四 亚太地区最早的回旋镖

回旋镖,还有“自归器”“回旋刀”“飞去来器”等名称,顾名思义,这是一种被投掷者用力掷出去后,从其出发点快速飞出去再飞回来的器物。

海安青墩遗址出土了6件回旋镖,其中4件整齐地叠在一起,作为随葬品埋在一座墓中。同墓中还出土骨箭头13枚。死者被鉴定为成年男性,可以推断生前曾是一位精明的猎手。出土的回旋镖全都是用麋鹿犄角制成的,有3个自然分叉,全器一面磨平,另一面保存原来的凸面,3个端部都磨出了扁刃。这些形制特征,和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回旋镖基本相同,只是采用的材料有所不同而已。

海安、如皋一带滨江面海,境内河港很多,芦苇丛生,麋鹿、野猪、野鸡成群,自古以来就常有人到这里射猎,春秋时期这里即是著名的射猎场所。青墩遗址文化层内出土了大量的鹿骨、鹿牙、鹿角和鹿角制作的镞、匕首等武器。这就证明了狩猎仍是当时青墩人重要的经济生活来源。麋鹿的骨与角是制作工具和武器的材料来源。

青墩遗址发现的回旋镖在我国尚属首次,可确定为六千年前的青墩人所制造和使用,是目前亚太地区已知最古老的此类狩猎工具。 (14)

五 特质鲜明的青墩古陶文化

古陶器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在新石器时代出土的遗物中普遍存在。青墩遗址同样出土了大量的原始陶器,这其中除了生活用品以外,还有大量的随葬品。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青墩出土的陶器既有江淮地区的文化因素,又有江南宁镇地区和太湖地区的文化因素。在早、中期的文化层中发掘的陶器属宁镇地区的文化因素较多,而后期则太湖地区文化因素较多。这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当年江淮地区的原始先民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与江南地区有着一定的交流和融合。

当年亲自参加青墩遗址发掘的张敏曾对青墩遗址出土的陶器作了如下评述:

在青墩遗址出土的一件陶豆的圆形柄上,刻有一圈两方连续的图案,令人瞩目的是这圈图案分为五组,而且每组均为等距。在原始社会中,器物上的装饰图案一般为两组、三组或四组,亦即二等分圆、三等分圆或四等分圆,而五等分圆显然要比二、三、四等分圆要复杂得多。青墩遗址是我国第一次发现的五等分圆的实例,代表我国原始社会史上数学或几何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水器也是江淮地区的一大特色。在青墩遗址中,尤其具有地方特征的是陶盉和陶匜,无论是从器物的造型还是从器物的使用功能上来看,都是同一时期中,各种考古学文化中的佼佼者,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最高水平。

图示

图1-2 青墩遗址出土陶豆(佚名摄)

炊器中的陶鼎,尤其是江淮地区特有的带盖罐形鼎,从器身到鼎足,无不透出一种特有的灵气,无不洋溢着一种水乡原始先民的审美情趣。

陶器的装饰也同样颇具地方特色,尤其是青墩遗址出土的许多夹砂陶器上都有形态各异的附加堆纹和手捏纹、手捺纹,附加堆纹有弯曲的条形、圆点形等,手捏纹有花边形、花瓣形等,手捺纹既有捺窝形,又有浅槽形等。 (15)

青墩出土的陶器、玉器、骨器造型及其饰纹以圆形、三角者居多,体现出青墩先民对几何图形的认识与理解,是出于生产实践的结果,表明圆形完美、三角形稳定等几何图形的基本特点已被青墩古人所认识。

此外,还有两件刻纹陶纺轮,均出自青墩上层的墓葬内,系泥质红陶制成,一面刻有用细线条勾画出来的八角星纹。八角星纹在我国广大地域内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发现较为普遍,如大汶口文化、崧泽文化、屈家岭文化、凌家滩文化、樊城堆文化等许多遗址中常有发现。八角星纹有绘在彩陶器上的,如大汶口的彩陶盆形豆、大墩子的彩陶盆;也有雕刻在玉器上的,如凌家滩的玉鹰和夹在玉龟背甲与腹甲之间的玉牌。但出土最多的还是刻有八角星纹的陶纺轮。青墩出土的两件刻纹陶纺轮上的八角星纹形状和其他遗址所出的基本相同,说明在意识形态上,他们之间有相通之处。 (16) 对于八角星的含义,迄今有多种解释,如太阳崇拜、史前织机、河图洛书、夏姓族徽、四面八方和四季八节等,见仁见智,说法不一。此外,八角星纹在南美玛雅文化、墨西哥古文化和西亚古文化中也屡见不鲜,是巧合还是诸地的古文化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还有待继续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