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航运与城乡发展
纵观南通的历史发展，可以说是因盐而生，因河而兴。具体来说，盐业是南通最早的产业，随之开凿的运盐河作为发展盐业的重要手段，成为南通水利航运事业的开端，两者相伴而生，相互促进，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随着南通城乡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水利航运的功能也逐渐走向多元化，共同促进了南通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繁荣。
一 水利航运的发展与乡镇的崛起
（一） 河道的开通与乡镇的发展
首先，河道的开通为南通各地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便利。水不但为居民日常生活所必须，也为农家发展多样化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古往今来，人们往往习惯逐水而居。南通境内河道的开通和拓展，吸引了大量民众沿河而居，形成了沿河一带经济的繁荣景象。由于开挖了河港，蓄泄得宜，这个地方渐渐兴旺发达起来。838年，日本高僧圆仁以请益僧身份随遣唐使到中国求法，从淮南镇大江口入江，在乘船途经掘港、如皋等地时，看到沿河村落相连，村中“白鹅白鸭，往往多有，人宅相连。”次日出发，又见“水路之侧，有人养水鸟，追集一处，不令外散。一处所养，数二千有余”。 (59) 由其记载可见南通沿河农家经济的一般面貌。除此之外，也吸引了一批手工业生产者聚集河道两岸，进行就地生产，以节约成本。如1986年在如皋林梓镇通扬运河（古运盐河）河床东侧发现了一组6口卤井，同时在相距10米，距地面2.5米处，发现煮盐灶遗址。2004年，又在如城镇明代东水关遗址附近新生路（古运盐河线）北侧发现古卤井10多口。学者推断此两处发现均为唐代或唐以前制盐遗存。 (60) 可见唐代之前，沿河的盐业生产已较为繁荣。
其次，河道的开通，便利了南通各地的经济往来，并形成了一些商业的中心集镇。如利和镇出现于唐代中期，位于通州城东五十里，金沙镇东南约二十里的地方，与观音山东西对峙。此时的利和镇，已成为“米盐鱼稻商贩辏集之区”，居民数百家。人烟稠密，市面繁荣，称“利和镇市”。 (61) 再如据日本僧人圆仁记载，其一行人从掘港出发经水路途经如皋，目睹了“如皋镇”内“水路北岸杨柳相连”，“店家相连”，“水路左右，富贵家相连”的繁荣景象。次日水路沿途又见“盐官船积盐，或三四船，或四五船，双结续编，不绝数十里，相随而行”的壮观景象。 (62) 又如明代洪武年间，由于石港盐业发达，水利交通便利，信国公汤和在此建城，此后，石港镇日渐繁荣，在成为盐业集散地的同时，鱼市和粮食市场也渐趋繁荣。小海盐场，“自南闸穿场有三里街，厦屋渠渠，开典当者七家，富庶甲于诸场”。 (63) 明代南通棉花和土布贸易兴盛，大大加快了南通商业的发展，一批乡镇因之迅速崛起。据明嘉靖《通州志》《南畿志》等记载，彼时通州已有15镇成为知名繁荣之地（其中通州8镇，如皋7镇），而据万历《如皋县志》记载，如皋繁华名镇已达11处。 (64) 今海安曲塘镇，更是因沟塘遍布，河道曲折而得名。明时，官府在此设曲塘驿铺，表明此时的曲塘已成为古运盐河沿线上的一个重要集镇。棉花种植以及棉纺织业的兴盛，又促进了通州染业的发展，乡村集镇染坊兴旺发达，“刈蓝为染缸，染布、线，大获利”。 (65) 此外，南通濒江襟海，渔业生产自古以来就是本地居民重要的产业活动之一。长期的水利建设使得境内水网发达，为渔业往来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如在海门余东古镇，直至民国时期，作为传统，每年夏秋之际，东自启东吕四，西至南通，北至如东掘港的内河渔船都会在此云集，交易渔产，渔船常常是数以千计，甚为壮观，人称“渔船会”， (66) 可见南通内河渔作的兴盛。另外，明清两代，通州在水路便利的各重要集镇上建了许多“便民仓”，以及常平仓、通济仓、丰备仓、社仓、积谷仓等各色仓库，以便于藏粮储谷和来往运输。明清之际，吕四逐渐发展成为南北渔盐集散之地，掘港则成为盐、棉、米、茧，即所谓“四白”的集散中心，有“小扬州”之称。凡此之例，不胜枚举。如上种种，都是建立在水利交通便利的基础之上，为南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堤防工程建设与乡镇的发展
为抵御海潮引起的自然灾害，自宋代开始，沿海地区开始兴起了修建堤防工程的浪潮。
首先，这些堤防工程的修建，为沿海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促进了沿海一带经济的发展。如北宋年间，范仲淹主持修筑捍海堰。海堤效益明显，修成当年秋收丰盛，流民得以定居，各项生产也得以复苏，为沿海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再如据王安石所作《通州海门兴利记》，时任海门知县沈兴宗在修筑捍海堤的同时，还放宽禁令缓征捐税，以召集流亡在外的乡民回乡，再引导他们兴修水利，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得到了当地民众的爱戴。经过历代不断加以拓修延伸，逐渐形成了北起盐城南至南通吕四、绵延数百公里的沿海堤防系统，为保障和促进沿海乡镇的稳定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堤防工程的修建促进了沿海一带渔业的发展。如清雍正二年（1724），海潮冲毁角斜场川港至洋口一段海堤，潮退后，当地官民一边修复被冲毁的海堤，一边又新筑了一条与范公堤平行的新海堤，并给两条捍海堤之间的地带取名为“夹捍堰”。此后，渐有渔民迁居此地，形成了一些小渔村。 (67) 南宋德祐二年（1276），奉命与元军谈判的右丞相枢密使文天祥在被扣押后不久于镇江逃脱，辗转来到南通，并由卖鱼湾出海南渡。其间，船只抛锚以避涨潮，突然发现远处有一支船队迎面而来，仔细一看竟有18艘之多，以为是遇上海盗，后才得知对方是通州一带渔民捕鱼用的渔船。 (68) 文天祥因此作有《渔舟》诗，记录下这一事件。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通州沿海一带渔业的兴盛，即使在当时兵荒马乱的境况下，当地渔业规模仍很可观。
二 水利航运的发展与城市的繁荣
后周显德五年（958），设立通州，同年兴建城墙，开凿濠河，并使之与运盐河相连通。据明万历《通州志》记载：“运盐河……从郡城之茱萸湾东南走四百里至州治。绕城四匝为隍，东西贯城，中支南北为市河。西南者入江，东北者皆入海。入海过海门及诸盐场，城东北走西亭场者为西亭河，东走金沙场者为金沙河，西北二十里由许家环走石港场七十里者为石港河。又为新河，新河东七里为仇家河，皆与海通。”水利工程的建设，促进了通州城的经济繁荣，“城中民櫂楫运刍粮，转输百货，东西南北往来不绝如织”。 (69) 另据陈大科《市河记》所记，通州始筑城即有所谓“市河”（亦作“治河”）。 (70) 明万历四年（1576），地方官林登卿下令疏浚，可行大舟。城中民运刍粮百货，不绝如织。 (71) 便利的交通促进了通州城市经济的发展，通州也因之被称为“小扬州”和“北苏州”。
自安史之乱以后，北方少数民族相继崛起，隔断了中原与北方的贸易通道，连通中西的丝绸之路也由此中断。这给新兴的宋朝带来了实际的困境，于是，东南海路成了宋代寻求发展的突破口，海外贸易因此渐趋发达。通州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其迅速成长为宋朝东南海外贸易的重地之一。为了方便管理江阴、通州、泰州、镇江、建康等著名的海外贸易口岸，宋政府特意在江阴设置了市舶务。海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通州商业的发展，行业日益增加。如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一批商人看中通州城粮食供应不足的商机，从里下河等地贩运粮食到通，通州城里出现粮食市场。
元代，通州经济进一步发展。据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一书描述：“通州城市面积不大，但一切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十分充足；居民是商人，拥有许多商船；鸟兽的产量很多；通州东面相距三天路程的地方，就是海洋，在通州城和海岸的中间地带，有许多盐场，生产大量的盐。” (72) 从马可·波罗的记载可以看出，通州的经济发展与境内丰富的盐业资源以及发达的水运系统关系至为紧密。
明代，南通的棉花种植与民间纺织蓬勃发展，成为继盐业之后的本地核心产业活动之一。明朝建立之初诏令天下：“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麻亩征八两，木棉亩征四两。不种麻、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匹。” (73) 于是，在长江三角洲上，西起江阴，东迄于海，盛产棉花，构成明代全国最重要最集中的棉花生产基地。 (74) 明朝中期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通州东西门外沿东西大街两旁，店铺林立，成为热闹地带。原来作为向内地运送粮盐的水道逐步拓宽。形成通扬（南通—扬州）运河，加强了南通与苏北内地的经济联系。同时，江海运输的发展，使得南通与外部联系日益密切，对进一步繁荣南通的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据明万历《通州志》记载：“州之东北，海通辽海诸夷；西南，江通吴越楚蜀；内，运渠通齐鲁燕冀。故名通州。” (75) 从这条记录来看，“通州”地名的由来与南通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关系十分密切。
经过明代的大力推广，至清代前期，通州已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最重要的棉花生产区域之一，江北棉花大多“聚集在沿长江下游的靖江、南通、海门、启东及崇明等地”。 (76) 清代通州人陈坚在其所著《持庵忆语》中记其高高祖陈济轩贩棉致富一节，云：“清初业棉者，多贩往江西出售”。再据清乾隆年间汪芸巢所撰《州乘一览》载：“闽粤人秋日抵通收花衣，巨舶千百，皆装布囊。” (77) 而据《白下琐言》记载，道光庚子（1840），“林静斋捐赀备棉纱于孝陵卫一带，设机织布……惟织布所用棉纱，必得崇明通州所产者，绪理紧密绵绵不断，若孝陵卫乌江之花，只可作衣棉，所望有力者，赴崇明、通州等处，广为采买，轻其值以鬻之，则习织益多，流通以广”。 (78) 从以上资料不难看出，南通商品贸易的日益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强大的航运条件的支撑。不仅国内如此，这种影响还在国际贸易上有所反映。如清同治三年（1864），美国爆发内战，引起世界范围内原棉供应紧张，“通花下美花一等，故最合用”， (79) 通州棉花因之得以大量外销，仅1912年一年，海门远销日本和欧美的棉花就达到824万斤，价值164.8万元。 (80) 这一来可见通州棉花质量之美誉，二来则可见南通航运之发达。
随着棉花种植的迅速普及，纺织技术的传入，手工纺织很快成为通州农业经济的有效补充，成为小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乾隆时，海门—带已是“家有机杼，户多篝火，一手所制，若布若带若巾帨，易粟足活三口。三手事事则八口无虞” (81) 。土布已成为驰名南北的商品，北销关外营口等地，南运南洋群岛，最盛时年产量达5000万匹。 (82) 当时，里下河以北至山东的广大地区运货来换土布的很多。通州逐步发展为苏北商品棉和土布的集散地，有“土布之乡”的美誉。外地商人来通经商的日渐增多，镇江、扬州人来通经营京货业、杂货业、香粉业，安徽人经营茶叶、杂货为主，浙江的茶商、江西的木客和南京、芜湖的绸缎商人也纷纷前来购运。清代还出现了代客买卖的牙行和零售米铺。
从1900年开始，在十多年内，实业家张謇陆续建成了经营内河航运的大达小轮公司，经营码头业务和长江航运的大生轮船公司和天生港大达轮步公司、上海大达轮步公司，经营长江木帆船运输的达通航业转运公司，经营过载和内河木船运输的大中通运公司，还疏浚运河修建船闸，并相应设立了管理运河和船闸的泽生水利、船闸公司，从而初步建成大生系统的交通运输体系。方便的停靠条件使得通过港口的客货逐年增多，而客货运输量的不断增加，又促使与港口相关的行业如报关行、转运行纷纷出现，从而有力地带动了港口区域的繁荣，促进了南通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光绪末年，南通与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又发展出销售外国货的五洋店 (83) 、西餐馆、租赁业、银楼、照相写真等行业。随着南通城市近代化的全面发展，逐渐形成了南通“一城三镇”的基本格局，而水运交通则始终是沟通“一城三镇”的大动脉，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水利航运在南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来看，南通是因水而生、因水而兴的典型城市。
(1) 这条运河西起扬州茱萸湾，东通海陵仓及如皋蟠溪，为当今通扬运河的前身。为了与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因北伐所需而开凿的邗沟相区别，这条运河亦被称为茱萸沟，又由于该运河的开通主要是为了方便运输盐产，民间习惯上也称之为运盐河。
(2) ［汉］班固撰：《汉书》卷五十一《贾鄒枚路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63页。
(3)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4) 参见李天石、潘清主编：《江苏通史》（宋元卷），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页。
(5) ［宋］司马光等撰：《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二《后周纪三·世宗显德二年（九五五）》，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532页。
(6) ［宋］司马光等撰：《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四《后周纪五·世宗显德五年（九五八）》，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582页。
(7) ［元］脱脱：《宋史》卷一百七十五，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250页。
(8) ［元］脱脱：《宋史》卷三百，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969页。
(9) 王应麟：《玉海》卷二二《熙宁洪泽河》，《四库全书》子部二四九，类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65页。
(10)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六十四《河渠志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588页。
(11) 事实上，随着通州农工商业的全面发展，尤其是明代棉花种植和民间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原用于运盐的河道早已不止于运盐，但习惯上仍称之为运盐河，清宣统元年（1909）改称通扬运河。
(12) 参见海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海门市志》（上册），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
(13) 张謇：《南通水利已办工程及未来之计画》，《张謇全集》第4册，第485页。
(14) 张謇：《两淮串场大河施工计画书》，《张謇全集》第4册，第470—476页。
(15) 参见海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海门市志》（上册），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页。
(16) ［明］林云程修，沈明臣等纂：万历《通州志》卷二《疆域志·禨祥》，第5—6页。
(17) 参见海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海门市志》（上册），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4页。
(18) 堤和坝同为挡水排涝的水利工程，所不同的是，堤是沿着江河湖海岸边修筑的挡水建筑物，而坝则是拦截江河湖海水流以抬高水位或调节流量的挡水建筑物。
(19) ［清］徐缙、杨廷撰：《崇川咫闻录》卷二《山川录第四》，道光庚寅仲春月徐氏芸晖阁刻本，第34页。
(20) 参见海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海门市志》上册，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
(21) 后经陆续延伸，长700余里，高约1丈，底宽约8丈，面宽约3丈，被后世称为“范公堤”。
(22) 参见海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海门市志》（上册），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
(23) ［清］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78页。
(24) 沈兴宗修筑的“七十里长堤”，被后人称为“沈公堤”，今天仍存于海门东北的黄海边。
(25) 《明太祖实录》卷二○七《洪武二十四年正月癸巳》，（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校印本。
(26) 参见管长江主编：《南通市政府志（958—199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
(27) ［清］徐缙、杨廷撰：《崇川咫闻录》卷二《山川录第四》，道光庚寅仲春月徐氏芸晖阁刻本，第1页。
(28) ［明］林云程修，沈明臣等纂：万历《通州志》卷二《疆域志·山川·河渠》，第28页。
(29) 张謇：《南通水利已办工程及未来之计画》，《张謇全集》第4册，第485—486页。
(30) 参见海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海门市志》（上册），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第20页。
(31) 张謇：《南通水利计画书》，《张謇全集》第4册，第566—571页。
(32) 张绪武主编：《张謇》，中华工商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76页。
(33) 参见钱锋等：《江苏如东发现古代独木舟》，载《东南文化》第一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邱树森主编：《江苏航运史（古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34) 该船板缝内有三枚“开元通宝”铜币，为唐初武德年间铸造。(https://www.daowen.com)
(35) 参见邱树森主编：《江苏航运史（古代部分）》，第46—47页。
(36) 参见南通市崇川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文天祥在南通》，2009年，内部资料，第133—134页。
(37) ［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6850页。
(38) 参见严崇明、苏远明主编：《南通经济发展简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
(39) 参见周世德：《中国古代造船工程技术成就》，载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转引自邱树森主编：《江苏航运史（古代部分）》，第46页。
(40) 乾隆《崇明县志》卷一九《艺文志》，乾隆二十五年刻本。
(41) 参见邱树森主编：《江苏航运史（古代部分）》，第178页。
(42)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43页。
(43) 由于宋元之际长期的战乱，运河运输陷于瘫痪。元代初年，江淮物资集结于镇江，过江北入淮，然后一支运至河南，再改为陆路运输，然后转由今卫河（河南境内）经天津转入白河，到达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再陆运至大都；一支经徐州北上通过济州河；另一支顺黄河东下出海口，沿海岸北上通过胶莱河。以上路线迂回曲折，运输费时费力，十分不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至元三十年（1293），新的大运河全线贯通才为之改善。
(44) 参见李天石、潘清主编：《江苏通史》（宋元卷），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328页。
(45) ［清］徐缙、杨廷撰：《崇川咫闻录》卷二《山川录第四》，道光庚寅仲春月徐氏芸晖阁刻本，第33页。按：宋元以来我国航海者根据海水深浅所表现出的不同颜色，将今黄海分别称之为黄水洋、清水洋、黑水洋。黑水洋因海水较深，水呈蓝色而得名。
(46) 参见邱树森主编：《江苏航运史（古代部分）》，第110页。
(47) 参见邱树森主编：《江苏航运史（古代部分）》，第144—146页。按：泰州与南通所属地区在历史上多有变动，如今如皋地区（包括今如东县）、海安，在明代均隶属于泰州。
(48) 张謇：《敬告治江会代表书》，《张謇全集》第4册，第515—516页。
(49) ［清］徐缙、杨廷撰：《崇川咫闻录》卷一《疆域录第一·郡县沿革考》，道光庚寅仲春月徐氏芸晖阁刻本，第4页。
(50) ［清］徐缙、杨廷撰：《崇川咫闻录》卷一《疆域录第一·郡县沿革考》，第1页。另据该书记载，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建造新城，采剑山石，伐军山松树修城。见《崇川咫闻录》卷一《疆域录第一·郡县沿革考》，第2页。
(51) ［明］林云程修，沈明臣等纂：万历《通州志》卷二《疆域志·山川·河渠》，第27—28页。
(52)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纂：《全宋诗》（第8册），卷40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53) ［元］傅若金：《傅与砺诗文集》卷四《直沽口》，《四库全书》集部一五二，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33页。
(54) ［元］张翥：《张蜕庵诗集》卷四《读瀛海喜其绝句清远因口号数诗示九成皆实意也》，商务印书馆民国23年（1934）版，第23页。
(55) 参见海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海门市志》（上册），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页。
(56) 张謇：《南通水利已办工程及未来之计画》，《张謇全集》第4册，第485页。
(57) 张绪武主编：《张謇》，中华工商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
(58) 张謇：《请设上海大达轮步公司公呈》，《张謇全集》第1册，第72—73页。
(59) ［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60) 参见张荣生编撰：《南通盐业志》，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568—569页。
(61)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江潮暴涨，岸坍堤崩。由于在这以前大半个旧海门县已坍入长江，利和镇因此已经失去了缓冲地带，一下子就被凶猛的潮水吞没了。一个有八百多年历史，在通州较有名气的大镇，从此从地图上被一笔勾销。
(62) ［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63) 《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230页。
(64) 根据嘉靖《南畿志》卷二八《郡县志二十五·城社》，万历《如皋县志》卷二《乡都·镇市》，以及嘉靖《通州志》卷一《地理·市镇》相关记载统计而得。
(65) 转引自李天石、潘清主编：《江苏通史》（明清卷），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132页。
(66) 参见尤世玮主编：《南通特色文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5、101页。
(67) 参见张贵驰著：《南黄海渔事》，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68) 参见南通市崇川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文天祥在南通》，南通市崇川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2009年，第133—134页。
(69) ［明］林云程修，沈明臣等纂：万历《通州志》卷二《疆域志·山川·河渠》，第34页。
(70) ［明］林云程修，沈明臣等纂：万历《通州志》卷二《疆域志·山川·河渠》，第33页。按：陈大科（1534—1601），字思进，号如冈，明代文学家、刻书家，官至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
(71) 参见南通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南通掌故》，南通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2004年版，第30页。
(72) ［意大利］马可·波罗口述，［美］曼纽尔·科姆罗夫英译，陈开俊、戴树英、刘贞琼、林键合译：《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168页。
(73)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二·赋役》，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94页。
(74) 参见江苏省农林厅编：《江苏农业发展史略》，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页。
(75) ［明］林云程修，沈明臣等纂：万历《通州志》卷一《通州沿革表叙》，第13页。
(76) 徐新吾：《鸦片战争前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页。
(77) 转引自林举百：《近代南通土布史》，第8页。
(78) ［清］甘熙：《白下琐言》卷八，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150—151页。
(79) 南通市档案馆：《大生企业系统档案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6页。
(81) ［清］王继祖修，夏之蓉纂：乾隆《直隶通州志》卷十七《风土志》，第8页。
(82) 参见宋建人、徐存祥：《沧桑之变》，载于《南通》，南通政协文史编撰委员会1989年版，第37页。
(83) “五洋”即洋火（火柴）、洋碱、洋油、洋烛、洋烟五种日用品。其中，以洋火流行最早，洋油经济势力最大，以美孚公司最为著名。参见江苏省南通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内部资料，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