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南通的革命文化
1931年9月18日，日本借口“柳条湖事件”悍然侵入东北，发动侵华战争，进一步激发了爱国人士的强烈愤慨之情，全国各地的革命运动此起彼伏。南通虽与东北相距千里之遥，但当得知东北遭到侵略后，当地爱国青年和革命人士立即投入到了抗战宣传的洪流之中，推动了南通革命文化的发展。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秋，日军开始入侵南通，地方进步力量奋勇抵抗。在此期间，中共地方组织经过艰难重建，最终发展成为南通抗战的中坚力量。
一 中共地方组织与南通革命文化的持续发展
红十四军受挫后，南通地方上的中共地方组织几乎损失殆尽，南通地区的革命运动陷入低潮。1931年春，黄家骏（黄骏声）受江苏省委委托，试图到南通重建南通县委，不幸在1933年初被捕，壮烈牺牲。同年3月，在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卢世芳主持下，南通中心县委成立。在重建地方组织的过程中，共产党人不畏艰难，发动、联合进步力量，继续开展革命活动，为革命火种的再次点燃准备了基础条件。如1931年6月，海门、启东两县县委合并建立中共启海县委，同时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启海县委。1932年，海门人王尘无从上海回到家乡从事革命活动，不久担任中共启海县委秘书。他与上海文艺界、电影戏剧界进步作家和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并被选为执行委员，接着又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1933年初，王尘无参加中共在上海组建的电影小组，与夏衍、郑伯奇等通过撰写影评，宣传党的文艺方针，同时揭露、抨击封建反动电影。1933年初，中共南通中心县委专设了文委书记，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动员他们演出进步戏剧，加强与文艺界的联系。
1933年6月，南通地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直至抗战前也未得以恢复。即使如此，在南通社会进步力量的组织推动下，以抗日救亡为中心的革命文化活动却始终没有停止。 (24)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次年3月17日，南通沦陷。8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建立“中共江北特区委员会”，到通、如、海、启开展工作。江北特委的建立，对南通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壮大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江北特委在群众中成立了青年抗日协会、青年工作队、剧团、报社、文化服务社等，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25) 同时，新闻出版也是特委十分注重的一项工作。他们通过国民党办的《新通报》宣传抗日救亡，传达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同时，通过独立出版《大众》周刊，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此外，还成立了晓风报社、苏北文化服务社、晓塘书店等，做了大量思想宣传工作，对南通革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40年10月，陶勇率领新四军第三纵队向东挺进，开辟通、如、海、启抗日根据地，为新四军挺进苏北，建立苏中、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1月7日，刘少奇、黄克诚到达海安，与陈毅、粟裕等一起，研究了苏北的形势和任务。刘少奇指出，只有用参议会的办法，广泛团结各阶层人民，选出政权机构，才是真正的合法政府。经过深入发动群众，苏北各县选出了会议代表，于11月15日在海安召开苏北临时参议会。会议严格按照“三三制”原则召开， (26) 通过了施政纲领，决议成立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苏北参议会及各县参政会。这次会议，是共产党领导的苏中抗日民主政权建立的标志，也是各民主党派、各阶层爱国人士组成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标志。不久，如皋县、泰东县、泰兴县、如西县相继召开了参政会，建立了民主政权，开创了苏北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新局面。
1940年11月25日，新四军接管国民党南通县政府，建立抗日民主政权。1941年1月后，新四军驻马塘办事处主任周一峰受中共南通中心县委委派重建中共南通县委员会。县委派出大批民运工作队，深入通中、通东地区，一方面在群众中广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另一方面，通过减租减息，发动群众成立工抗会、妇抗会、青抗会、教抗会等，把群众组织起来参加斗争。同时，县委十分重视团结各界人士共同抗日，开展统战工作。各地文化工作者也纷纷来到根据地，成了根据地的革命文化生力军。这一时期，各类报纸、期刊得以创办，成绩尤为突出，报纸方面如《东南晨报》《联抗报》《先进报》《江海报》和《如西报》（后改为《江潮报》）、《南通报》（后改为《南通大众》）、《东南报》（后改为《启海大众》）等等，期刊杂志如《先进杂志》《先进画刊》《江海大众》等等。此外，还办了大量印刷厂和出版社，并成立了融印刷、出版、发行为一体的书店；组建了文艺演出团体等等， (27) 为革命文化的繁荣准备了条件。
图7-3 《火烧竹篱笆》连环画
（江苏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1941年春，日伪制订了“清乡运动”的计划，成立了“清乡”的各种组织机构。7月，将其认为威胁最大的第四分区划为“苏北第一期‘清乡’实验区”。1943年4月，日伪为了配合“军事清乡”，沿着“清乡”区的边沿构筑起了150多公里长的竹篱笆封锁线，每隔一里筑有碉堡，并在沿线交叉路口设置了150多个大、小检问所，派重兵把守，盘查来往人员和流通物资，妄图将第四分区和其他地区割裂开来，在“清乡”区内彻底消灭新四军。这条封锁线给新四军和地方民众的革命活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也点燃了军民的怒火。为了粉碎日伪的阴谋，新四军苏中四分区广泛发动组织民众，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军民配合，袭扰烧毁日伪封锁器材，组织民工怠工、窝工，短枪队挺进到清乡区边缘，捕杀封锁人员。4、5两月，参加破击的人民群众达几十万人次。7月1日夜，三、四分区四万多群众和民兵，在主力部队的掩护下，分成几十路，在150多公里的封锁线上联合出击，割断电线、锯倒电线杆、挖断公路、焚毁篱笆，一夜之间将日伪苦心构筑的竹篱笆封锁线烧了个精光。 (28) “火烧竹篱笆”事件也成为当地百姓津津乐道、口口相传的珍贵历史记忆。
1941年9月，在第一次苏中区文化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苏中文化工作者协会成立，标志着苏中区革命文化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应当说，革命文化的发展繁荣与政权的建设是密不可分的。抗战期间，新四军虽然身处敌后，面对日伪双重威胁，条件十分艰苦，但时刻注重民主政权的建设。1943年，中共民主政权经过持续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县以上均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区一级政府一般都经过局部改造，有了初步的民主设施和民主作风，半数以上的乡有了共产党支部和群众组织，基层群众优势已基本确立。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内，教育工作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南通所在的苏中地区文化发达，知识分子较多，文教基础比较好。根据地党政机关通过多种举措，大力发展教育，宣传革命文化。针对苏中根据地刚刚建立，大批日伪军在这一地区疯狂扫荡等实际情况，根据地提出了“教育为进步的社会斗争与生产斗争服务、抗日民主立场和学用一致精神”等教育的基本纲领，并针对当时的局势，从斗争实际出发，坚持“成人教育第一，儿童教育第二”的方针。1941年11月，苏中区党委在“关于坚持苏中长期斗争的决定”中也提出：“必须了解到教育是提高民族自尊心，加强人民抗战能力，培养大批干部人才，对敌伪进行长期斗争不可缺少的武器。教育是开展农村统一战线工作之主要环节。因此，各级政府必须以最大注意力来维持和推行、发展根据地的教育。”在中共相关政策方针的指导下，各地的文化教育工作得到了恢复，大多数学校在日伪频繁扫荡中仍然坚持上课。
1942年5月17日，南通师范在海复镇（今启东）“侨校” (29) 召开了建校40周年庆祝大会，粟裕和专员季方等出席了庆祝会。粟裕在会上作了讲话，对通师坚持抗战教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这些政策方针的促动下，各地的文化教育工作逐渐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针对日伪频繁“扫荡”“清乡”造成根据地被分割封锁的实际情况，根据地创造性地提出了“游击教学”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开创性地把学校办到了群众之中，教师不仅教育了学生，而且学会了做群众工作，开展了各种宣传教育活动。当时，南通师范学校就一直坚持在海复镇附近进行游击教学。此外，南通县中学在四安温家桥，海启的民办明德补习班在启西区，海门中学在三星镇附近，也一直坚持教学从未间断过。
为了使教育工作者进一步把抗日民主立场和学用一致的精神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更好地发挥教育工作在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中应有的作用，在根据地中心地区的学校，一律使用“抗战课本”，替代汪伪政府编印的所谓“国定课本”，排斥奴化教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1941年6月，苏中区在如皋县邱陞中学召开了苏中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教育行政干部、中小学校长和教师共三百多人参加，大会组织学习了时事政治和教育方针政策，并成立了“苏中教育界抗敌协会”。这次代表会，开创了苏中教育工作的新局面。为了促进根据地文教事业持续发展，1943年6月，苏中行政公署文教处又颁发《彻底改造文教工作十大要领草案》，把整个文化教育工作和坚持根据地、准备反攻、建设新中国的实际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同时把所有中等学校加以调整改造，转变为培养师范生和中级干部的机构。(https://www.daowen.com)
在根据地的教育体系中，除了学校教育，还有以识字扫盲和传授生活技能为主要任务的社会教育。由于往往利用冬季农闲时节开展，因此，这种社会教育类型也被称为“冬学”。在苏中根据地，苏中行署文教处编印了《万事通》作为教材，全区12万多基层人员参加了学习。
1940年10月，何晴波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对敌斗争紧张形势下，他和师生们一起，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创办了一所培养抗日人才的抗大式学校，为抗日救国培养了有生力量。1942年2月，粟裕率新四军一师师部驻扎启东，为了培养军政人才，就地创办了抗大第九分校，由粟裕任校长。除粟裕、陶勇等军队领导外，还有地方政府、教育、文化艺术界领导如季方、梁灵光等经常到校宣传革命道理，坚持抗日斗争。九分校培养出了众多军政人才，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
此外，在日军占领的南通城里，中共秘密组织仍在坚持领导文化斗争。地下党领导的青年剧艺社，精心排演了《名优之死》《雷雨》《大马戏团》等一大批优秀进步话剧，用健康的文化吸引青年，团结青年，并借此尽最大可能地抵制日伪的奴化宣传。除此之外，地下党还控制、利用了伪《江北日报》的副刊和伪清乡公署政工团办的《北极》半月刊，并以《北极》附刊名义创办了《纯文艺》，借此吸引和组织文艺爱好者，撰写反映劳苦大众生活以及民众向往自由、抨击黑暗的作品。 (30)
在抗战期间的艰苦条件下，中共地方组织采取各种办法坚持发展教育文化事业，一方面促进了地区文教事业的持续发展，一方面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才，许多青年通过这些文化宣传和学校教育，走上了抗日斗争第一线，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二 社会进步力量与南通抗战文化
当红十四军受挫，中共南通地方组织陷入低谷之际，南通地方上的进步社团仍在坚持斗争。他们通过编演话剧和文学创作、评论等方式，宣传进步思想，呼吁团结抗日。其中，尤以南通的话剧社最为活跃。话剧社中，又以小小剧社和新民剧社最为突出。以新民剧社为例，“九一八”事变后，剧社立即组织演出了抗日话剧《山河泪》《最后的办法》《铁蹄之下》等。1932年春节，又陆续公演《民族之光》《活路》《决心》《牺牲》《血衣》等一批抗战剧目，进行抗日救国宣传。除戏剧活动十分活跃之外，还出现了一批新兴文艺刊物。如顾民元、吴天石等主办了《文艺组合》；梁腾、梁至人发起组织枫叶文艺社，同时在城内凤凰桥12号“枫叶文艺社”内成立编辑部，出版旬刊《枫叶》，“寓意越经风霜越是劲红的意思”。 (31) 此外，淮阴师范的国文老师于在春约请江上青、顾民元等人组成编辑组，于1936年11月15日在镇江创办了研究文字和语文教学的月刊《写作与阅读》，由上海杂志公司总销售。从第二卷起，该刊改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发行，委托江上青为发行人，由顾民元主编。由于顾民元因病在家休养，而于在春也在省立南通中学任教，该刊的编辑部实际上设在南通。期刊面对现实，设有应时杂文、作文讲座、修辞讲话、文字讲话、修养谈、文学史话、生活论题、长篇连载、新刊创作、文章情报、习作展览等栏目，其中最有特色的是由顾民元精心设计的“书梦连环”，假托一个名叫志文的青年在读了《爱的教育》《西游记》后，梦入书中畅游，并接受革命洗礼的故事。 (32) 刊物在全国的语文教师中影响广泛，对青年学生也起了良好的引导、教育作用，成为革命文化的重要宣传载体。
1933年6月，因叛徒出卖，刚刚建立起来的南通地区党组织遭受毁灭性破坏。此后，中共党组织领导的革命运动处于低潮，直至抗战全面爆发，中共地方组织也都未能得以重建。即使如此，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以抗日救国为主旨的革命活动从未停止。他们有的在地方报纸上开辟副刊，宣传进步思想，如春泥社在《如皋导报》上开辟了副刊《春泥》，在《皋报》上开辟了副刊《谷雨》；有的还自己主办了报纸，如孙大鹏主办的《长江报》等。1935年底，徐惊百、钱素凡等在南通的报纸上发表了《为华北事变宣言并告南通知识界》一文，号召知识分子团结起来，与帝国主义侵略行为做坚决斗争。此外，学生话剧活动十分活跃，先后演出了《回春之曲》《自由魂》《雷雨》等，积极宣传革命思想。1936年，潘也如、俞铭璜等秘密成立了革命小组，出版油印刊物《救亡通讯》。抗战全面爆发后，南通的抗日活动更是日益高涨。如皋的春泥社、金沙的友声社、启东的抗日行动委员会等等，活动频繁，他们或组织读书会，或演出话剧，如《保卫卢沟桥》《失地之恨》等，或出版刊物，如《时事消息》等等，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33)
全面抗战爆发后，南通的爱国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通过成立各种团体组织宣传革命思想，以自己的方式，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洪流中。如南通的进步青年和学生，组织了抗日义勇宣传队，活跃于南通城内外；如皋进步青年和出狱的共产党员通过创办《救亡》和《民族解放》等刊物，组织读书会和流动剧团等活动，开展革命宣传；此外，尚有金沙的友声社，以及张冰、江一帆等人组织成立的“南通姜灶抗日战时救亡宣传队”，等等。
1938年3月17日，南通陷落，南通人民对日武装斗争也随之开始。原在城里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知识分子纷纷下乡，发挥了革命文化的战斗作用。如原新民剧社的部分社员，转移到石港一带农村，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此外，一些知识分子还联合起来成立了抗日救亡巡回宣传慰问团，以演戏、歌咏等形式
图7-4 韩国钧像
巡回宣传。1938年3月，崇明爱国青年瞿犊（1913—1939）毁家纾难，在启东组织抗日游击队，后编入“通崇海启抗敌指挥部”独立支队。部队多次设伏拦截日军运输船只，攻占日军据点，在群众中颇具声望。
1940年，陈毅来到苏北，争取中间势力，开展中上层人士的工作，为新四军进一步东进做好条件准备。其间，与苏北众多文化名人颇多交往。早在新四军东进黄桥之时，陈毅就与黄桥的开明士绅朱履先、泰兴教育界的进步人士刘伯厚等进步力量建立了友好稳定的联系，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其中，陈毅与苏北名宿韩国钧的交往，留下了文化界的一段佳话。韩国钧（1857—1942）系海安人，为前清举人，曾任职民政司、交涉司，后又任巡按使，北洋政府时期曾经先后担任江苏省省长和代理督军，与军政要人、各界名流结交广泛，门生故旧遍布全省，国民党部队中不少中上层军官是他的学生。此外，他既通经史，又精于科学，辞官归里后，热心地方各项事业，在地方上颇有名望，人们敬称其为紫老，是苏北团结抗日的关键人物。为了争取韩国钧，陈毅多次亲自拜访，并保持书信往来，韩国钧深受感动，以80余岁高龄奔走呼吁，积极活动，并在自己家中主持召开苏北联合抗日座谈会，公开支持新四军，对团结争取苏北中上层士绅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陈毅高度赞誉韩国钧为“民族抗战之楷模”。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通的日本“反战同盟”也为南通的抗日战争做了大量工作，是南通革命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如青叶敏，化名大谷，原系日本神户造船厂工人，在一次战役中被俘虏，经过教育，成为“反战同盟”的骨干，后来参加日本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1945年春，他随苏中武工队来通，一方面积极配合中共的军事行动，一方面写了很多日文的宣传品，向日本士兵进行反战宣传，号召日本官兵放下武器，参加反战同盟。 (34) “反战同盟”在南通的活动，为抗战胜利发挥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