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与近代工业文明的引入
新的文化因素最早是通过宗教方式进入的。早在17世纪下半叶，基督教已经传入崇明、海门一带。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英舰溯江而上，进犯镇江、南京。“英夷内犯，通州戒严” (1) ，南通民众已经感受到了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力。
1842年上海开埠后，南通出现了销售洋货的“五洋业”， (2) “西学”也开始进入士人的视野。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以及与西方文化的接触，近代“经世”思想学说兴起并影响到了南通，精英阶层的思想发生着深刻变化，出现了提倡“西学”的知识群体。
一 基督宗教的传入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天主教耶稣会中国籍神甫姚若望来海门传教，使本地区成为我国受基督宗教影响最早的地区之一。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后，天主教耶稣会由江南等地传入崇明，后逐步发展到海门、通州、如皋等地。1845年至1880年，耶稣会先后派往崇明、海门两个总铎区的神甫就有55人。 (3) 1856年，江南教区划分7个总铎区，海门为总铎区之一。此后数十年间，有多名外籍神甫来海门传教、建造教堂，嘉庆年间通州始建天主教堂。20世纪初，通州分设总铎区，辖南通、如皋等县。基督新教传入南通的时间较晚。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基督教区始派牧师来通州传教。1907年和1909年，上海教区先后委派医师在南大街和西门外河西街开办医院。中华民国成立后，南通成立基督教区，后陆续创办护士学校、英化中学、基督女校，建“益群社”，开展多种公益事业。
基督宗教的传入，是近代西方文明进入南通的先声，较为保守的天主教耶稣会势力在基督宗教的传播中曾占有主要地位。基督宗教的传播对南通社会的影响却十分有限，信奉者“皆贫无赖不齿乡里”的社会下层百姓，基督教义“非缙绅先生所愿闻”。 (4) 近人陈翰珍认为：“当其该教之初来通也，兴办社会事业，每多有隔阂之处。” (5) 多年来“民教相安”，没有发生因与主流社会的隔阂而引起的“教案”，表明了南通社会对外来文化的宽容。基督宗教的传播还通过宗教活动、宗教生活给信教民众带来一些新奇事物，培养他们守时的习惯，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民众意识。
二 “经世”思想的传播
经世之学，是讲求通晓儒家经学以服务于现实政治和社会实际的崇实学风和价值取向。从鸦片战争前后到洋务运动发生的二三十年间，陶澍、林则徐、包世臣、魏源、姚莹、徐继畲等经世派官员、学者关于国计民生、制度变革、兴利除弊以及“抗夷”“师夷”的思想和实践，影响着在东南沿海一带担任地方官职的徐宗干、周懋琦等南通籍官员，他们是南通“经世”思想传播的代表性人物。
徐宗干（1796-1866），字伯桢，又字树人，通州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进士。历任山东曲阜、武城、泰安知县，迁高唐、济宁知州，擢四川保宁知府，兼署川北道，改福建汀漳龙道。道光二十八年（1848）继姚莹任按察使衔分巡台湾兵备道。“时姚莹方去，凡所规画，多继成之”，“迨道光间，内外多事，而姚莹、徐宗干后先而至，皆能整饬吏治，以立远大之谋，至今人犹道之。” (6) 后历任浙江布政使、福建巡抚。
徐宗干为宦闽台期间，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政治腐败有着清醒的认识：“台地情形，险不在风波，而在官累；患不在盗贼，而在兵冗；忧不在番夷，而在民困。” (7) 他继承前任姚莹的治台主张，决心以儒家经义付诸现实的国家治理中，“岂肯再钻故纸，咬文嚼字，博取虚名，致荒政务？” (8) 他完善地方建制、安抚土著番民、整顿吏治军制、防夷治匪禁烟、广建书院义学、开发地方资源，颇有政绩。特别在海防一线，他注重加强海军建设，在有不平等条约制约的情况下，他重视发动民间力量防范外来入侵，“堵之以官兵，究爽前约而开后衅；堵之以民、堵之以番，则无可借口” (9) 。他发起订立绅民公约，保卫自己的家园。
治台期间，徐宗干将魏源、姚莹、刘韵珂等经世名臣有关治理台湾经验的文章奏议，辑为一册《治台必告录》，赠与部属丁日健参研，“谓治台方略，全在因地制宜，名贤往事可师” (10) 。他还著有《斯未信斋文编》《斯未信斋杂编》等，“皆躬行实践之事，明体达用之言” (11) ，后来，丁日健将徐宗干的治台文稿辑为《斯未信斋存稿》《斯未信斋文集》两卷，再加上他自己的若干文论，补充辑入《治台必告录》，同治六年（1867）印行，它与《斯未信斋文编》《斯未信斋杂编》等，体现着徐宗干经世思想。
周懋琦（1836—1896），字子玉，号韩侯，祖籍安徽，幼时随父亲经商迁居通州，早年入徐宗干幕。同治元年（1862）他随徐宗干赴福建巡抚任，并受荐留闽差遣委用。次年奉派往台湾协助办理军务。后署理福建福宁府知府、调补台湾府知府。同治十一年（1872）任台湾府知府兼护台湾道。
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出兵台湾制造了“牡丹社事件”，清政府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赴台办理交涉，时任台湾知府的周懋琦参与了前敌谈判。事平后，福州船政局学员首次对台湾全境测绘成图，周懋琦撰写了《全台图说》。《全台图说》记录了乾嘉时期台湾的疆域区划，并对治台提出意见，如聚民垦荒开矿、军队和行政机构的调整等，以期达到防患外国列强侵略的目的。《全台图说》中有一段关于“钓鱼台（岛）”的记录，“山后大洋有屿，名钓鱼台，可泊巨舟十余艘” (12) ，标示了钓鱼台（岛）的具体范围，成为钓鱼岛为我国领土的重要历史证据。
周懋琦曾向水师提督李成谋提出治理台湾的建议，具体内容涉及改府治、移营伍、法屯田、清丈量、严保甲、齐贤才、禁陋规、综出产等八个方面，是台湾治理的系统方案。这篇《议复水师李提督台湾治略》和《全台图说》，被盛康所编《皇朝经世文编续编》收录。周懋琦成为经世派的健将。
光绪十年（1884），周懋琦出任福州船政局提调道员。次年底他受奏派任第三届出洋肄业学生监督，率领福州船政学堂与北洋水师学堂33人前往欧洲留学，为培养海军人才作出了贡献。在欧洲期间，周懋琦努力学习西方知识，努力为国家的富强寻求出路。光绪十六年（1890）回国后，李鸿章在引见奏折里讲他“督带南北学生练习船务，造就人才，办事勤慎”，并称赞其“今于西洋学述精微、政事利弊均能认真讲求，实属资深才练” (13) 。
从南通走出的徐宗干、周懋琦曾先后出任闽浙、特别是台湾的地方官员，他们是南通人中最早与外国列强发生直接接触的官员，他们在地方治理、防范抗击外侮中提出的富国强兵的经世之策，对后来南通精英阶层的思想变化产生了影响。
三 新生的知识群体(https://www.daowen.com)
在同治光绪年间，通州有一批意气相投、声气相求的青年才俊，在科考、游学中结为朋友，他们研讨学问，关心国事，形成了一个在苏中地区颇有影响的名士群，他们是朱铭盘、顾锡爵、张謇、范当世、周家禄等。他们走出南通士人群体的狭隘天地，先后问学于名流大师李联琇、薛时雨、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黄体芳等，幕从张树声、吴长庆、张之洞、李鸿章、薛福成等。他们深受“桐城-湘乡”学派的熏陶，才学得到大儒时贤的推崇。如张裕钊《赠朱生铭盘》诗曰：“名区佳山水，蒸馏孕奇尤。英英范与张，騄耳骖骐骝。与子总六辔，骎骎驰椒邱。……况闻子畴昔，佳士复顾周。远闻辄心许，想像铏发眸。”诗中的“范与张”“复顾周”即朱铭盘以外的四人， (14) 近代南通文风渐盛，始于此五人。
周家禄（1846—1909），字彦升，晚号奥簃老人，海门人。其同治九年举优贡生，光绪六年（1880）由张謇荐入吴长庆幕，后为张之洞、袁世凯的幕僚。周家禄历主师山书院、白华书塾、湖北武备学堂、南洋公学讲席。著有《寿恺堂文集》《经史诗笺字义疏证》《三国志校勘记》等。
顾锡爵（1848—1917），字延卿，如皋人。同治六年秀才，次年补廪，后为岁贡。先后为张树声、薛福成幕客，随薛福成充任驻英、法、意、比公使馆秘书。著有《顾延卿诗集》等。
朱铭盘（1852—1893），字曼君，泰兴（时属通州）人。光绪八年（1882）举人。曾与周家禄、张謇诸人从军朝鲜。光绪十九年（1893）逝于旅顺军中。著有《两晋宋齐梁陈会要》《四裔朝献长编》及《桂之华轩诗集》。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他1869年考中秀才；1874年赴江宁发审局任书记，两年后入淮系庆军统领吴长庆幕府任机要文书；1882年，随庆军入朝平定乱事；1885年应顺天府乡试，中“南元”；1894年中状元。后在南通兴办实业、教育，领导南通“地方自治”，是中国近代“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代表人物。
范当世（1854—1905），号伯子，通州生员。他早年从张裕钊学古文，又与吴汝纶游，光绪时入李鸿章幕。范当世为同光体代表诗人，南通近代教育的重要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其妻姚蕴素为桐城经世派姚莹孙女。其弟钟、铠并能文，兄弟三人时称“通州三范”。
图5-1 张謇（右二）与范当世（左二）等的合影（赵明远供稿）
稍后还有沙元炳、孙儆等。正如柳诒徵所言：“同光间，通州、如皋、泰兴文运勃兴，震耀寰宇。高才硕学，若周彦升、若朱曼君、若范肯堂、若张啬公、若沙健庵诸先生，鼎鼎有名，大江以南，莫之逮也。” (15)
此五人无一出自官宦，科举仕途亦均不顺利，都通过且读、且幕、且考，砥砺才学。对列强的咄咄逼人、官场的波诡云谲，他们都有切身体会，内忧外患的困境唤起他们的家国情怀。他们本都有用世之心，在社会大变局中，他们的思想转向应变求新、经世致用的探索，把眼光投向政治、经济和现实。这主要体现在：
1. 推崇经世务实之学。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先哲思想是他们孜孜汲取的源泉，张謇“常读《日知录》《明夷待访录》，矢愿益坚，植气弥峻” (16) 。范当世“心忧天下事不可为，一意研究经世有用之学” (17) 。他们志趣渐集注于实际事务。
2. 继承传统的民本思想。他们出身平民，面对日益衰败的王朝，残破的社会，苦难的民众，有切肤之痛感。“江海既会声喧豗，双流竞地生民灾”， (18) “脚底沧桑千劫换，眼中薪火万方忧” (19) ，他们的诗文“涕泪中皆天地民物” (20) 。
3. 对传统儒学的反思。顾锡爵说：“约束千秋孔孟文，当今更变日纷纷。” (21) 范当世说：“窃观今日之艺，盖不特时文之末流处于当废，即士大夫间所传之古学，亦且必有中旷之一日，而更待百年而后兴。” (22) 他们看到传统儒学空谈心性，八股制艺脱离现实，必将被时代淘汰。
4. 对西学的提倡。朱铭盘在诗中说：“曰美曰德曰英法，惟王一一相摹规。效此则强不者弱，惟王奉行无纾迟。” (23) 范当世曰：“我之今日，乃独皇然于西学之和乎天理、周夫人事，而视我向者之所为，几不成其为学。” (24) 顾锡爵随薛福成充任驻外公使秘书，回国后即整理薛福成的《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出使公牍》等以传播西学。
张謇则更为务实。在离开庆军回到家乡的一段时间，他以自己的学识才干致力于乡里经营。他在海门倡导发展蚕桑，“议仿西法集资为公司” (25) ，其对西学的兴趣更在于实用价值。光绪十七年（1891），张謇给远在英国的顾延卿写信谈到近来对研究农业颇有兴趣，希望他能帮助搜集有关西方农学方面的书籍。张謇长期周旋于官员和军人之间，通过科举在士人群体的阶梯上上升，经营乡里的活动增强了他与地方绅商群体的联系，这些为张謇日后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实践积累了经验和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