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南通科举的变迁
科举制度的建立，为广大士大夫提供了一条前所未有的仕进之路，从而使中国从门第社会进入了“科举社会”。南通自筑城建州、具有独立行政设置始，即处于这样的社会状态之中，使得南通社会的发展与科举的关联更加密切。由于没有太多根深蒂固的本地世家豪族的牵制，移居而来的世家子弟与本地士大夫的科场竞争，更多地体现了科举机会“均等”的原则。而经济实力、人口基数、教育水准及崇文风尚等因素，常常成为影响地区科举竞争成败的关键要素，宋代南通科举的落后局面与明清南通科举后来居上的现象，大体上反映了这种规律。
一 宋元南通科举概况
宋代常科考试的科目众多，但最被人看重的是进士科。宋代士子要成为进士，需经州府取解试、礼部省试和殿试。北宋初，地方州县学校不立，考生的来源多由各州贡举，每年秋季由州通判主持州试，将合格的考生解送礼部参加来年春天的省试，即为“取解试”，通过解试者称为“举子”或“贡生”。如上所述，通州的州县学皆建于980年左右，比宋仁宗诏令全国各州县设立学校的1044年，要早60多年。但综观北宋时期，通州贡举的考生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甚至在1110年前，连贡选生员入太学的情况也不够理想。据统计，北宋科举从宋太祖到宋徽宗（960—1125）八朝，共计开科69榜，录取进士19299人，加上诸科所取，合计为35625人。 (14) 这个数字尚不包括特奏名和制举在内。而通州所属在北宋仅有8人考取进士，其中通州3名，静海县5名，与“中”等州地位不符。究其原因有三：一是经济实力不强。二是立州时间尚短。三是教育资源不足。南通本为发配之地和盐场，虽有鱼盐之利，但经济基础薄弱。建州之后，百废待兴，财政入不敷出，人口基数不足，与扬州、泰州相比，可谓地瘠人稀，具体情况可见表10-1。
表10-1 北宋通州、泰州、扬州州境和人口列表
太平兴国年间通州州境只有泰州的1/5，人口是泰州的1/3。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宋神宗元丰年间，通州主客户总数增长近3倍。到北宋末人口总数大体为扬州、泰州的一半不到，经济实力的不足，限制了文化教育的发展。虽然地方官员较早注意到办学的重要性，但州县学初办时，由通判主持，并无教授、训导之设。庆历四年（1044）始设州学教授，不隶朝廷，而由本道漕司荐举。熙宁六年（1073）改由中书门下选差，也基本上只有大郡才能配置到位。绍兴十三年（1143）诏诸州并置训导。查阅南通地方志，乾隆《直隶通州志》秩官表中记有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的高子良教授一人，其他时期各志均无记载。所记载的南宋州学学官，也只有光宗绍熙五年（1194）的教授鲍义叔和林宗放、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的训导卢端谊、度宗咸淳二年（1266）的教授黄焱四人，其余皆无记录。《宋会要辑稿》记载孝宗乾道五年（1169）“八月十二日，通州、无为军各复置教官一员”， (15) 州志缺载，但由此可以看出，学官的缺配是肯定的。两宋时期州学学官的配置不能齐全，应是不争的事实。宋朝政府允许在教授合适人选不足的情况下，聘选乡中宿学有道业者担任，如苏州知州范仲淹在任时即曾聘请无出身的胡瑗为郡学教授，此后其又被聘为湖州教授。而通州地方志中却无此类记载，师资力量和教育资源的匮乏，是北宋通州科举难兴的重要因素之一。
南宋时期通州经济有所上升，州学学官配置有所增加。南宋初短暂的战火侵袭，并未能阻止地方士人的科举追求，宋高宗在战争时期所实行的科举宽容政策，给所有的士人带来更大的希望。建炎二年、绍兴二年皆省去礼部省试，实行在转运司所在州进行类省试的变通措施，而且扩大了录取数额，两次录取正奏名进士554名和392名，对特奏名的政策也较为宽容，特奏名五等者皆许调官。南宋政府收买人心、笼络英才的行为，极大地刺激了士大夫的求仕之欲，通州的考生也在这股东风之下乘势而起，在高宗绍兴年间共十榜科举考试中，即有7人高中进士。计南宋共开科49次，录取正奏名进士23198人，特奏名进士22442人，比北宋略少。通州南宋时期所中进士共为16名，比北宋时期有明显提高，其中通州11名，海门5名。这个总数的确不高，但中举难度却不低。南宋时期科举已成为士人进身的最主要途径，应试人数空前提高，各地参加取解试即乡贡的考生愈来愈多。目前我们暂不知道通州解额是多少名，从其他地区的取解比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情况，1186年福州的取解比例是150人取1人 (16) ，当时建宁府的取解比例是133取1人 (17) 。《宋史》记载南宋末年取解情景：“时诸州郡以乡贡终场人众而额少，自咸淳九年为始，视终场人多寡，每二百人取放一名。” (18) 正是因为参加考试的人数大增，各地纷纷要求建立贡院以备考试之需，朝廷遂要求考生在百人以上州郡可依条令设置相应的试院，孝宗乾道四年（1168）四月，淮南路转运司在“扬、真、通、泰、楚州、高邮军六郡置试院”。 (19) 通州贡院建于淳熙十年（1183），有屋百余间。由此推断，当时通州的考生应在数百以至千人之上，文教之风渐盛。
如皋县开发先于通州，崇文之风甚于通州，因属泰州，受泰州学风影响颇深，又有胡瑗父子彰之于前，王俊乂状元伸之于后，加上移居于此的士族众多，故民风向学、士重科文。有宋一代，文献可考者如皋进士16人、举人12人、武达2人。根据相关文献资料统计可知，两宋时期今南通境内共有进士计40名，见表10-2。
表10-2 两宋时期通州、如皋县进士名录表 (20)
续 表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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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时间不到百年，科举只开了16榜，录取进士1139人，是中国科举史上的衰落期。因史料遗缺，鲜有关于南通地区科举的记载，可考者唯如皋进士李登观、管重和及开封解元陈应雷。
二 明代南通科举的进步
明代是我国古代科举制度发达且高度定型时期，朱元璋在通过反复实践比较后，将科举考试确定为明代取士的主要方式，由礼部颁行的“科举成式”，成为此后500多年间统治者恪守的“永制”。明清正式科举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但这之前必须通过资格考试即童生试、取得生员即秀才的身份，才有可能进入乡试。(https://www.daowen.com)
童生试实际上分为州县府试和院试。县、州、府逐节考试，通过府试者再参加院试，取中者方为生员，可进入州县府学就读，亦可选择在私塾学习或书院学习。地方官学中的生员分三等：廪膳生、增广生和附学生，各视考核升降。院试是指由各省学政主持的考试，又分岁试和科试。岁试的对象包括已过府试的童生和在籍生员，童生取中即为生员，在籍生员则以此评定六等，优等给奖赏，可补廪生、增生，中等如常，劣等降级甚至黜革。科试是在大比前的资格考试，亦分六等，列为一、二等的生员，即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称为科举生员。学校教育甚至包括私学教育大都纳入了科举体系，士大夫几乎在科举之业外，殆无他志。而层层考试，无论是对地方政府还是对考生来说，都需要花费一定的费用，穷困之家要走科举这一条路，本就是难上加难的事。从这个角度来说，地方经济的提升与地方科举的进步，应该是一种互动的关系。
有明一代，通州地方经济实力较前已有大幅提升。通州城区和周边市镇逐步扩展，十大盐场占据两淮盐业的三分天下，棉花种植业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得以推广。通州人口总数稳步增长攀升，永乐到天启，从13420户、61208人上升到19483户、86260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官民田达12694顷，是永乐朝的三倍多。再加上如皋地块，整体实力与泰州相当。同时地方官学较之宋代更加规范，各种教育机构遍及城乡，私学的发展大大促进了教育普及，学立而教兴，教立则士奋。士人纷纷从师问业、弦诵不绝，州民重教之风不减，稍有余力者莫不耕读并举。明隆庆时州人陈尧以为：“吾乡之士，远者弗论，论其国朝以来，虽文风覃被，尚在草昧。今则自束发以上，咸知谈经说史，讲明道术。不惟黉序之间，青衿白面之夫，龙骧风腾，累百其徒，即衡门之家，髫龀之子，亦知挟册从师，喜为儒者之言。” (22) 以科举为主导的教育更加催发了人们肆学之心、仕进之欲，南通中举人数随之有所提高。
乾隆《直隶通州志》记载明代南通进士名录共计66名。其中进士可考者62人，通州32人，海门8人，如皋22人；通州赵云程，海门王三宅、高荐、费必兴共4人待考。举人可考者，通州89人，海门32人，如皋62人。此外，武进士可考者，通州、如皋各有3名。 (23) 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增如皋进士迮原霖。 (24) 《江苏艺文志》（南通卷）增订者顾启，多年来稽查印证，补充了4位明代进士：王相说，泰州海安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湖广参议；潘允谐，通州人，天启五年进士，金华知府；徐燿，泰州海安人，崇祯元年（1628）进士，左佥都御史；王效通，通州人，崇祯十五年（1642）特赐进士，刑部郎中。 (25) 据上，武进士外，明代南通进士为71名，其中，通州35人，海门11人，如皋23人，海安2人。从整体情况而论，明代南通科举进入复苏与发展阶段。
一些著述与媒体对各地的科举均有统计与研究，数据各有不同。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种：（1）考生的生长地、学习地、活动地与祖籍地往往不同，导致统计有歧；（2）原始资料的不同与散失；（3）最重要的是，属地的此进彼出。有的用历史上行政区划的概念，有的用现在的行政区划，研究者难免各取所需。因此，统计便出现不同。明代南通属扬州府三州之一，领海门县，领崇明县时间极短，时如皋、海安皆属泰州。本处统计进士人数，是以现行行政区划为准而进行统计的，故不纳崇明进士。
三 清代南通科举的兴盛
清朝大体沿袭明朝三级考试制度，立法更加细密周全，学校依旧是科举考试的必由之路。明清科举基本形成分区配额取士的格局，如院试录取额，县为20名，州为30名，府为40名。乡试仍然是整个科考中最难考的一关。按规定，乡试时各省录取名额皆有限定，如顺治二年定江南省额为163名，乾隆九年定江南额为114名，其中江苏69名、安徽45名。因此，各地录送的应试人员也有限制，如乾隆九年（1744）规定，江南、浙江等大省每举人1名，可录送应试生员80名，即江南此年参加乡试人数为9120人。 (26) 录取比例为1.25%。但真正参加应试的人数可能超过这个比例，道光年间江苏巡抚林则徐曾说：“江南为人文渊薮，入闱士子，多至一万四五千人。” (27) 乡试录取殆至百人取一。会试依然按省酌定取士，录取率约为30∶1，清代会试112科，平均每科取士245人。
清代通州升为直隶州，如皋划入通州。清初人口骤减，康熙朝有所恢复，乾隆四十年（1775）人口达333659人，道光九年（1829）上升为789053人，同治十三年（1874）增至1174659，到宣统元年（1909）高达1286321人，整体经济实力大幅提升。通州进升直隶州后，学校和科举的配额、取额略有增加，虽然中举比例甚微，但士民科考热情不减，甚至冒籍改名以赴考场。《南通市教育志》不取泰州进士，著录南通清代进士共计104名，其中通州70人，海门1人，如皋33人。 (28) 据顾启增订《江苏艺文志》（南通卷）补充通州进士1人、海门进士3人，他们是：马淮，通州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文武皆精，历任守备、游击、协镇；陶元运，海门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知完县，摄琼州；李如林，海门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宾州知州，后改华亭教谕；李审之，海门人，世居吕四场，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总理衙门章京，更外交部主事，曾主鹤城书院。 (29) 清代海安隶属泰州，据周忠增订《江苏艺文志》（泰州卷）录海安进士4人，即康熙三年（1664）进士陆舜、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仲鹤庆、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仲振履、咸丰十年（1860）进士王桐，皆为泰州海安人。 (30) 另康熙六十年进士张符骧，为泰州安丰场人，后迁居海安，为海安籍进士。据此，清代南通科考进士包括：通州（含海门）进士75人，如皋进士33人，海安进士5人。到1905年科举制度正式废除，有清一代，南通可考进士为113人，举人338人。此外，清末对出洋留学毕业回国的学生，每年八月举行一次考试，凡应考留学生给予进士或举人出身，以资鼓励，这一制度实行到宣统三年（1911）清朝灭亡为止。1911年海门人季新益、沙世杰留学归国应考，遂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批进士。
四 明清南通的科举魁首
明清两代，南通在科举取士的制度下，产生过数量可观的秀才、举人、进士、翰林，此中不乏政治、经济、教育、文学艺术多方面的优秀人才。但要在众多的进士中位列前茅，不仅仅要靠才华和考技，有时还需天时、地利、人和，方能遂愿。南通科举史上无连中三元者，但中解元、会元、状元、榜眼、探花的不乏其人，他们是崔桐、马宏琦、范曾辉、胡长龄、马有章、王广荫、张謇、冯善征等。
崔桐，字来凤，号东洲，海门余东人。他9岁便跟随父亲游南雍（国子监），常常出语惊人，祭酒徐琼称他为奇童。38岁时以岁贡举乡试第一名，即解元。正德十二年（1517）夺得会试第十八名，殿试为一甲第三名探花，授翰林编修。崔桐丰采卓卓，与张邦奇齐名。武宗南巡，崔桐连章谏留，诏跪午门外一连五日，并受廷杖夺俸，遂名闻天下。世宗即位，因皇统问题引起“大礼议”之争，其又与杨慎等切谏，再遭廷杖并被逮入诏狱，降为湖广参议。后擢为国子监祭酒，后官至南京礼部右侍郎。著有《东洲集》二十卷，《东州续集》十一卷，编修嘉靖《海门县志》。崔桐一家世代为官，是海门有名的书香世家。 (31)
马宏琦，字景韩，号逊渚，通州人。雍正五年（1727）丁未科一甲第三名探花，授翰林编修。他官至御史，曾两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工书法，著有《经贻堂稿》。
范曾辉，字充光，号实斋，如皋人。乾隆十九年（1754）会元，以亲老奉养左右，不求宦达。父母丧后，其杜门课徒，以诲导后学为己任，人称文白先生。著有《周易疏义》《周礼条辨》《四书辨注》《历试志遇》等。 (32)
胡长龄，字西庚，通州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乙酉科一甲第一名状元，授翰林修撰。乾隆五十六年大考二等，提升为侍讲学士，武会试副考官。乾隆六十年任国子监祭酒，并主试山东，累官至礼部尚书。胡长龄才誉卓著，嗜读书，工诗赋，史学造诣尤深。为“江东三俊”之一（另两位为马有章、李懿曾），与山阳汪氏合称“汪经胡史”，著作有《三余堂存稿》等。他为官清正廉明，刚正不阿，反对趋炎附势，与和珅同时，却与之鲜有来往。 (33)
马有章，字倬庭，通州人。嘉庆六年（1801）恩科会元，殿试三甲165名。官至内阁中书舍人。治毛郑诗、左氏春秋，旁及汉唐诸史。著有《扬子法言注》、《逊志堂文集》。 (34)
王广荫，通州人。其为道光三年（1823）癸未科一甲第二名榜眼，授翰林编修。官顺天学政、会试副考官、翰林院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工部右侍郎、工部尚书。工书法。咸丰元年（1851）六月任兵部尚书，十二月十四日卒，谥文慎，著有《集益斋稿》四卷。 (35)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同治八年（1869）考取秀才，光绪十一年（1885）应顺天府乡试，中“南元”（南方人中第一名）。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恩科一甲第一名状元，授翰林修撰。后掌教赣榆选青书院和崇明瀛洲书院。民国初年，官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袁世凯政府农林、工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著有《癸卯东游日记》《柳西草堂日记》《张謇日记》《张謇函稿》《啬翁自订年谱》等。张謇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是历代状元中所罕见的。
冯善征，字子久，号达庐，通州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优贡，二十九年荐举经济特科，列二甲第一名。官四川云阳知县，莅任一载，廉政爱民，颇有政声。后递进阶比道员，谢官不就，著有《达庐诗录》。 (36)
此外，明代状元朱希周，与南通大有关联。朱希周（1473—1557），原籍如皋，迁昆山，再迁吴县。朱家乃书香门第，其曾祖朱吉，官至户科给事中；父亲朱文云，官至按察副使。朱希周深受家庭熏陶，发愤读书；他性恭谨，不喜夸饰，学惟务实。明弘治九年（1496），朱希周参加殿试，一举夺魁，为丙辰科状元。他曾参修《明会典》，主持编修《孝宗实录》，进侍读学士，出任礼部右侍郎。朱希周生性刚毅，不苟言笑，廉洁正派，淡于名利。他林居三十年，朝野论荐者三十余疏，竟不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