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团体与南通文教事业
随着南通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繁荣，其对外影响力不断扩大，吸引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来南通考察的各方人士更是络绎不绝。同时，一些知名团体在南通或设立分支机构或开展活动，南通本地的文化团体也不断涌现，不但对增强南通的对外文化交流，而且对促进近代中国的政治、科学、文化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 国内社会团体与南通的文化交往
国内社会团体来通考察交流十分普遍，其中尤为引人瞩目的当属苏社和中国科学社。 (52)
图6-3 苏社成员在更俗剧场前合影①
晚清时期，在江苏咨议局的筹备和开办过程中，江苏的地方精英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为了促进地方自治，进一步推进政治现代化进程，保全民生，这些地方精英集合到一起，创办了苏社。关于发起成立苏社的原因，正如核心发起人之一的张謇所说：“前在扬州与多数同人相晤，咸谓地方自治，不可无连合策进之机关，拟组织苏社，专谋自治事业，期置苏省于最安全、最稳固之地位，所定范围，标本兼治。” (53) 1920年4月，乘运河工程局开幕之际，张謇、韩国钧、黄以霖、马士杰、沈恩孚、黄炎培、朱绍文、张孝若、方还，以及江苏省议会议长钱崇固、鲍芹士，议员陈大猷、朱绍文、蔡钧枢、张福增、奚九如、王鸿藻等十八人筹商，并联系各地同志，共同发起成立苏社，同时拟定5月11日在南通召开成立大会。选择在南通召开成立大会，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南通人张謇和韩国钧为苏社的核心发起人，二则是“以该地自治设施较早，可以乘便参观研究” (54) 。1920年5月12日，苏社在南通更俗剧场召开成立大会，由张謇致开幕宣言，并郑重言明：“本社与政党毫不关涉”，“如与官治相关之处，亦须明白宣布”，使苏社“永不失为完全自治之团体”。 (55) 苏社成立后，设总事务所于上海，另设分事务所南通、扬州，公推张詧和韩国钧分任南通事务所和扬州分事务所主任。苏社成立后，常年召开年会和理事会，商讨地方自治等事宜，对推进近代中国政治经济进程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苏社的活动及言论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并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如留美哈佛大学学生陈其鹿就对南通地方自治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南通自治不过二十年，在实业方面甚为猛进，教育方面将农、工、医、商学校改为大学，“须以公共利益为怀，不可效滥竽者流专教育、实业” (56) 。可见，对于南通地方自治事业，不甚了解之士大有人在，同时也反映出苏社成立的必要性。
1914年6月，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致力于宣扬科学与科学精神，筹议设立中国科学社。1915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社正式成立。次年1月，中国科学社在上海发刊《科学》杂志，除发表社员和科学爱好者论作之外，还译介了大量国外学者的科技著作与论文以及科学家传记等，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吸引、汇聚了一大批科学工作者和科学爱好者，对中国的近现代进程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据中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任鸿隽统计：1949年，中国科学社的社员已达3776人。 (57)
中国科学社与张謇和南通这座城市还有着一段不解之缘。中国科学社社员分为普通社员、名誉社员、赞助社员、特社员、仲社员五种类型。其中，关于名誉社员，在中国科学社1915年通过的社章中有明确规定：“凡于科学学问事业上著有特别成绩，经董事会之提出，得常年会到会社员过半数之选决者为本社名誉社员。”张謇在竭力为中国科学社寻求政府支持的同时，还先后多次捐助或募集资金予以资助，因此，被推选为名誉社员。1916年，中国科学社成立南通支社，这是中国科学社在全国较早成立的地方支社。此后，中国科学社与南通开展了紧密的合作，如为南通开展农业科研活动建言献策，为南通培养科技人才提供协助等，对南通的经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22年中国科学社第七次年会在南通召开，莅会代表有梁启超、竺可桢、杨杏佛、陶行知、黄炎培、马相伯、邹秉文、胡敦复、胡明复、过探先等38人，皆中国学界一时之选。代表莅通，市民夹道以迎，城南马路一带，车水马龙，万人空巷，市民争睹学界名流，谈说科学精神。除代表之外，参加会议和聆听讲座的南通各界人士达到700余人，可谓盛况空前。张謇在中国科学社七次年会开会词中不无感慨地说：“盖今日为科学发达时代，科学愈进步，则事业愈发展。” (58) 他认为科学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须用科学方法，量度社会经济。否则，所经营事业必难发展” (59)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对南通各项事业进行了考察。据《科学》第七卷第八期载，美籍社员推士（Twiss）坦言此次南通之行，对其本人触动极大：“在本国时曾接门罗博士函，告以中国社会如电影一般，无论何时代何国家之状况，莫不纷然毕现。及至通境，见张先生所办种种事业，皆能利用科学方法及手续以处理之，甚为满意。”尤为值得重视的是，
图6-4 中国科学社第七次年会与会代表合影①
本次年会代表在对南通事业大加赞赏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诚恳的建议。会上，梁启超和马相伯也分别作了题为“科学之精神与西洋之文化”“科学与大学之需要”的演讲。梁启超赞扬南通教育说：“南通是我们全国公认第一个先进的城市，南通教育会和各团体是我国教育界中之先进者。他们价值之高，影响之大，国人共知。” (60) 另外，在本次年会上，中国科学社再次进行了改组，选举产生新一届董事会，张謇位于董事会之首。南通地方报纸《南通报》对此次年会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报道和评说，借助媒体的力量扩大了在南通民众中的影响。
中国科学社南通支社的成立以及第七次年会在南通的召开，足可见其对于南通近代化成绩的认可。同时，中国科学社与南通的互动增进了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也成为南通文教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件盛事，对南通地方风气的进一步开化和文明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此外，来通考察的国内社会团体还有很多，如一位叫华莱士·培根的美国人记载了他在南通的见闻：“二十来个年轻人在和巴士司机讨价还价，他们准备去狼山开一场聚会。我询问之后，发现他们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成员，周末出来旅行，想看一眼南通的情况。就在上周，杰出的经济界、教育界和宗教界人士齐聚于此。”对此，他感慨道：“看起来，南通正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61)
二 国外考察团与南通的文化交流
近代南通，在以张謇为核心的精英团队的建设下，各方面事业蓬勃发展，获得了“田园城市”“模范县”的赞誉。英国人戈登·洛德说：“通州是耐人寻味的典范。所有愿对中国人民和他们的将来作公正、准确估计的外国人，理应到那里参观浏览一下。” (62) 通过史料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国外团体到南通考察也是十分寻常。如《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在1920年发表的《不受日本影响的南通天堂》中讲到：“我们称南通为‘模范城市’，一群来自上海的美国商人最近访问了这一地区，为我们的说法提供了印证。”并列举了“促成南通形成模范城市的部分元素”。 (63) 《北华捷报》在1922年刊发了《南通：中国最新式的城市》一文，其中谈道：“南通，中国长江沿岸贸易与工业的现代中心，或许设计之初就是为了赢得西人的瞩目。这是来自英国商会的成员以及法国、日本和美国商会的代表们从这个城市拜访归来，得出的一致结论。这些客人受邀参加张謇七十寿辰的庆典，张謇是现代南通诸多实业、教育与慈善事业的杰出创始人。” (64) 这些国外团体对南通的考察，为增进南通与国外的交流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在众多来通考察团体中，张謇对日本考察团体尤其关注。这是因为张謇的事业发展与1903年对日考察之行有着密切的关系，另外出于当时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张謇对日本的感情较为复杂。日本与中国邻近，向来对中国各地发展多有关注。早在1910年，日本即派出实业团到江苏进行考察，时任江苏咨议局议长的张謇发表《招待日本实业团颂词》以示欢迎，并表示“今日欢聚一堂，以政界之承迎，可知国际平和于发展实业之道，两国交受其福”。 (65)
20世纪20年代初，张謇所办各项事业开始纷纷进入衰退期，由于“中国财政状况，难以集合，非借助外资不可”，张謇因之“将所经营之大生纱织公私之三工场为担保”，向日本方面借款。 (66) 1923年9月，日本方面派出参观团来通考察。据考察团成员驹井德三所记，考察团9月21日到达南通，次日与张謇会谈。“张公今年七十岁，然赫灼有胜于壮者之感，高谈风发，不知所尽，会谈三小时。”张謇认为：“中日两国，须有无相通，为经济上之提携”，并谈及借款之事，只是解一时之需，南通事业尚大有希望，希望日本方面“对于资金调动，与以几分援助也”。 (67) 考察团与张謇会谈后，对南通各处事业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察，并“著为调查录”，张謇以为其“尚称核实，批评亦甚确当。惟鄙人尚有憾焉”。 (68) 1924年4月，日本青年会访问南通。张謇发表演说予以欢迎，强调“亚东最密切之国家，非中与日乎”，并将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戊戌变法进行了比较，指出中国政治改革的问题所在，即“但知西洋之有坚甲利兵，而竭全力以练兵，舍本求末，故至今犹陷于困境也”。张謇在欢迎演讲中回忆了自己二十年前东游日本考察的情形，表明“鄙人与日人为友自此始”，东游日本对其本人以及南通的地方自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面对此时南通事业纷纷陷入困境的局面，张謇也坦言：“南通各项事业现正在停顿时期，鄙人宁愿任其长此停顿耶？愧未能如日人之能得政府援助耳。”“惨淡经营，日月而进，收效当在二三十年以后，或非鄙人力所能逮，而区区之志，则终不自馁。”最后，张謇恳切地向日本青年会代表表明自己对中日关系的态度：“日本政府对国民之政策，诚为尽善，惜其对华之侵略政策，则未免太拙耳。鄙人常谓：中日亲善则两利，否则两不利。”“果亲善也，则两国前途，必灿烂光明；如其否也，前途殆不可思议。”并请代表们在南通考察期间，“详晰指示”。 (69) 日本考察团体此时来通，虽正值南通事业陷落之时，但从其考察的情况来看，仍给考察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对之钦佩有加。日本考察团在南通的考察，以及与张謇的交往，尤其是日本青年团的来访，对加深中日之间关系的了解具有一定的思想宣传和引导作用。
三 南通本地的文化社团
随着南通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繁荣，许多行业甚至行业之间纷纷成立了行会组织，如南通教育会、水利会、农会等等，其中多数行会组织具有明显的地方性文化团体性质，对南通文化的繁荣和地区整体文明水平的提高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以下仅以南通尊孔会和南通县金石书画会为例。
20世纪初，各地开始发起创设尊孔会。1918年，张謇作《尊孔会第一次演说》，言明“须知孔道并非国教，孔子本无宗教性质”，“须知尊孔设会，自近年始”，“本县发起尊孔会之意，诚欲人人知人道之所在，而为有理性之人类”。同时指出：“故欲昌明孔学，宜就子臣弟友、忠信笃敬八字做起。子为孝亲，臣为卫国，弟为敬长，友为爱人，此属于分际也；忠则不贰，信则不欺，笃则不妄，敬则不偷，此属于行为也。人能明分际而谨行为，斯尽人道矣。人道尽而后可以入圣贤之域，孔子一身得力处，即在于此。” (70) 可知，南通尊孔会已在此前创立，其目的是通过倡导学习、交流孔子的思想，造成读书明理的氛围，促进南通文明程度的提升。
1924年，由张謇、张詧、金泽荣等人发起的南通县金石书画会成立，该会设陈列、通讯、编辑、介绍、营业等部门，是一个既研习书画，互通信息，探讨学术，又兼顾售卖营业的综合性文化机构。该会成立后向全国招收会员，当时一些著名的书画家如吴昌硕、王一亭、张謇、田桐、高吹万、查烟谷、朱屺瞻、徐悲鸿、钱化佛等都是其会员。当年3月20日，书画会以征集到的二百余件作品，在南公园千龄观举办了第一届展览会。所征作品多次在南京、上海等地举办画展，影响及于全国，南通书画家皆以作品钤“南通金石书画会”印章为荣。1928年，书画会在上海出版书画藏品集，收集蔡元培、陈散原、谭延闿、张謇、樊增祥、吴待秋等二十多位名家的书画作品，蔡元培题端“国粹碎金”。1947年，会长俞吟秋收集百余位书画家信函编成《时贤尺牍》。其书序中指出：“张季子云：南通自教育实业慈善公益诸大端，各有人材而专其事，独金石书画无专擅之人”，“因通函海内道艺名流，集思广益，遍征书画”，“海内名流函电纷驰，应征者有廿余行省，由通而沪而京，每年必展览数次，而出版书画有《艺林丛刊》《金石书画册》《中国名人书画集》十余种，而海内艺术家藉会为宣传者，名日以扩”，“经之营之十有三载，而抗日事起，乃迁避春申，忽忽又十一年矣。检所得书画金石而外，获此鳞鸿爪迹，去芜存菁，得百大家手笔，张君大千定名曰《时贤尺牍》”。 (71) 时人朱积诚也对南通金石书画会的贡献高度赞许：“二十前年倡金石书画会于南通，士林景从，何止千百。此尺牍两册，皆属当时投赠之作，先遁叟公遗札列入尤多。我家自丁丑后，庐舍为墟，先人手迹什不存一，今得见先生保持如（若）干，益复感深。知己中若吴观岱、许情荃、吴待秋诸先生，曩时鱼雁往还，颇有珍翰，今亦荡然无存。展对此册，能无羡且妒耶。” (72) 足见金石书画会在当时的盛况与影响。
南通县金石书画会除举办各种书画展览，编有会刊《艺林》，刊载书画展览消息和研究文章之外，还为会员寄送会刊、画册，寄售会员书画，鉴定书画，介绍名家题跋，甚至还为会员“奉托出售明墨”“代定润格”，举办“函授画菊专修社”发放章程等等。该会不但为地方文化事业填补了空白，同时在南通地方书画界与全国书画界之间搭建了一个重要的交流平台。
除此之外，南通文人雅士还成立了一些文社诗社，如大镛诗社创始于民初，南通地方文化名人曹君觉有《大镛社同人印象记》，记录了1917年夏诗社雅集的场景。 (73) 此后，又有基督教益群社总干事钱西林所创之益社，以及20世纪30年代所创之雕虫诗钟社、适社等。 (74) 南通地方文化社团的相继成立与活动，促进了地方文教事业的发展，活跃了南通人民的文化生活，提升了居民的艺术素养，在南通文化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迹。
(1) ［宋］马令：《南唐书》，南京出版社2010年版，第159页。
(2) 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五《学校志·规制》，第235页。
(3) 同上书，第225页。
(4)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页。
(5) ［清］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719页。
(6) 张中元：《海门教育史略》，《海门文史资料》第15辑，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版，第20页。
(7) 张謇：《师范学校开校演说》，《张謇全集》第4册，第70页。
(8) 参见江谦编校：《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博物苑2003年重印本，第73—91页。
(9) 参见陈翰珍：《二十年来之南通》，第61页。
(10) 参见陶国良、沈志冲主编，通州区历史文化研究会编：《通州历史文化概览》，新华出版社2018年版，第89页。
(11) 江谦编校：《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博物苑2003年重印本，第124—125页。
(12) 依据陶国良、沈志冲主编，通州区历史文化研究会编：《通州历史文化概览》，第90-96页资料整理。
(13) 参见如皋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如皋县志》，香港新亚洲出版社1995年版，第620页。
(14) 参见南通市教育局、南通市教育史料征编办公室编印：《南通市教育界人物传（1919—1988）》，1988年版，第23—25页。
(15) 张謇：《师范学校开校演说》，《张謇全集》第4册，第70页。
(16) 张謇：《师范章程改订例言》，《张謇全集》第5册，第96页。
(17) 张謇：《通州师范学校议》，《张謇全集》第4册，第65页。
(18) 江苏省如皋师范学校校史编写组编：《百年如师》，2002年版，第16页。
(19) 同上书，第17页。
(20) 江苏省如皋师范学校校史编写组编：《百年如师》，第17页。
(21) 张謇：《师范学校开校演说》，《张謇全集》第4册，第70页。
(22) 《杜威博士演讲录》，载《南通县教育会汇报》第八卷，南通翰墨林编译印书局1920年版。
(23) 邸报是中国古代报纸的统称，其名称的出现始于宋朝。关于邸报是否最早出现于汉代，目前在新闻史研究工作者中还存在不同的看法。
(24) 参见南通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南通掌故》，南通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2004年版，第150页。
(25) 详见本书第七章，此处不再赘述。
(26) 参见江谦编校：《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博物苑2003年重印本，第8页。(https://www.daowen.com)
(27) 诸贞壮为著名诗人，先后加入同盟会和南社，与黄节等人在上海创设国学保存会，并主持发行会刊《国粹学报》。曾先后署清政府湖北黄州知府，民国浙江都督府秘书兼电报局局长、浙江巡阅使署秘书、国民政府教育部秘书，阅历甚广。
(28) 李祯（1877—1929），别号苦李，以号行，长于书画篆刻。
(29) 参见郭美善：《金泽荣在中国的出版著述活动考》，《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31页。
(30) 参考南通市图书馆和博物馆合编的《金泽荣撰辑书目》。
(31) 张謇：《为翰墨林书局版权咨两江魏督》，《张謇全集》第1册，第53页。
(32) 参见江谦编校：《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第8—9页。
(33) 同上书，第8页。
(34) 参见徐海萍：《回碧楼文谭》，南通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2006年版，第35页。
(35) 张绪武、梅绍武主编：《张謇与梅兰芳》，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版，第42页。
(36) 梅兰芳口述，许姬传、许源朱整理：《舞台生涯四十年》，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278—279页。
(37) 同上书，第278页。
(38) 张謇：《致顾延卿函》，《张謇全集》第2册，第47页。
(39) 张謇：《上学部请设博览馆议》，《张謇全集》第1册，第113—114页。
(40) 张謇：《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国博览馆议》，《张謇全集》第1册，第116—118页。
(41) 陈翰珍：《二十年来之南通》，第78—79页。
(42) 张謇：《题博物苑石额》，《张謇全集》第6册，第318页。
(43) 张謇：《古越藏书楼记》，《张謇全集》第6册，第308页。
(44) 张謇：《请建图书馆呈》，《张謇全集》第1册，第159页。
(45) 张謇：《南通图书馆记》，《张謇全集》第6册，第447页。
(46) 参见江谦编校：《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第137页。
(47) 陈翰珍：《二十年来之南通》，第76页。
(48) 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8—197页。
(49) 陈翰珍：《二十年来之南通》，第76—77页。
(50) 参见江谦编校：《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第137页。
(51) 张謇：《南通图书馆记》，《张謇全集》第6册，第447页。
(52) 张绪武主编：《张謇》，中国工商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
(53) 张謇：《苏社开幕宣言》，《张謇全集》第4册，第460页。
(54) 参见《苏人发起苏社》，《申报》，1920年4月24日。
(55) 张謇：《苏社开幕宣言》，《张謇全集》第4册，第461页。
(56) 《游美随笔》，《申报》，1920年11月6日。
(57) 参见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中国科技史料》1983年第1期，第1—3页。
(58) 张謇：《中国科学社七次年会开会词》，《张謇全集》第4册，第512页。
(59) 张謇：《科学社年会送别演说》，《张謇全集》第4册，第513页。
(60) 张绪武主编：《张謇》，中国工商联出版社2004年，第28页。
魏泉考释：《梁启超：从“承启之心”到“守待之心”》，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页。
(61) 南通市档案局（馆）编：《西方人眼中的民国南通》，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
(62) 徐雪筠等：《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248—250页。
(63) 南通市档案局（馆）编：《西方人眼中的民国南通》，第13页。
(64) 同上书，第33页。
(65) 张謇：《招待日本实业团颂词》，《张謇全集》第4册，第165—166页。
(66) ［日］驹井德三：《张謇关系事业调查报告书》，张謇研究中心2012年重印，第2页。
(67) ［日］驹井德三：《张謇关系事业调查报告书》，张謇研究中心2012年重印，第2—3页。
(68) 张謇：《欢迎日本青年会来通参观演说》，《张謇全集》第4册，第579页。
(69) 同上书，第579—580页。
(70) 张謇：《尊孔会第一次演说》，《张謇全集》第4册，第397页。
(71) 陈金屏主编：《时贤尺牍》上册，西泠印社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
(72) 陈金屏主编：《时贤尺牍》下册，西泠印社出版社2015年版，第146页。
(73) 参见南通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南通掌故》，南通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2004年版，第152页。
(74) 同上书，第3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