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尚德与市井生活
明清时期，通州城的城市建设得到进一步发展，文化教育机构日益完善，充分体现了“崇文尚德”的特点，还修建了一些地标性建筑。此外，如皋城、白蒲镇、掘港镇、吕四镇也日益兴旺，市井生活丰富多彩。
一 “崇川福地”与市民生活
除东南地区易受江潮侵袭，南通大部分区域罕遇重大自然灾害，又少有战乱之祸，社会生活较为稳定，因而被人们视为“福地”。北宋仁宗年间，为避皇太后（刘娥）父亲刘通之名，通州一度改称崇州。而通州本有通川郡之名，故又有崇川的别称，人们就把这块福地称之为“崇川福地”。
南通古风淳朴，居民多事耕桑与盐业，素有勤劳、耐苦和俭约之称。直至明代弘治、正德年间，州境古朴之风犹存，百姓克守法礼，尚节俭；士夫重名节而耻奔竞。地方无娼妓之馆，民间不闻赌博之事。志书称海门人“习朴实而负气，性醇直而不阿。耕凿为生，渔盐为利。士读书而耻奔竞之风，商为市而无图射之巧” (19) 。如皋人同样“俗从约而易化，士循理而多文”。 (20) 士大夫有“仕宦乐土”“淮南道院”之誉。
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城市繁荣，受世风时势影响，社会风俗渐趋奢浮，违礼逾制现象时有发生。纨绔子弟纵酒、赌博、狎娼，不一而足，自豪宗以及役隶，靡不游于茶坊酒舫间。穿着以靡丽相高，以至“服饰巾履，上拟王侯”。 (21) 婚娶则计较彩礼、嫁妆之厚薄，乡邻之间好作攀比，寻常百姓，转相效尤。由于“妆资从厚”，致使贫困之家力不从心，因而造成民间溺女之风的形成。乾隆州志云：“近闻委巷之民，多论财势，责备交恶，殆不忍言。” (22) 从总体而言，社会生活中虽有奢华之举，却不失正常之态，正如方志所称：“士雅驯有礼无龌龊态，农商质朴而株守本土。日用在丰俭之间，人情居厚薄之半。” (23)
明清时期，随着城市不断发展，市民生活更加丰富而有序。城区功能更为细化，至光绪年间，城里主要有18条街、45条巷，集市遍布各个区域。“州治南平政桥鱼市，西街估衣市，东门猪市，北河梢米市，南门鱼市，西门果市、菜市、木市、砖瓦市，端平桥河东米市，南巷布市、花市，三濠河侧草市。” (24) 这些集市的分布与当时农副产品输入方向相符，颇便于进出。随着居民大量增加，街道继续向城东、西、南三城门外拓展。当地商民列肆者居多，大都微利即安，仅于本土出产特别是小商品贸迁有无，而大宗粮棉贸易，基本都由南京、山东、广东等外地客商集散，故本地人甚少豪商巨贾。综观当时的南通，商行米市遍布各地，行商走贩来往不绝，物品流通远胜往昔。尤以通州城中最为明显，其间代客买卖的中间商“牙行”和经纪人乘势而起。整体社会风气由“重农轻商”向“农商皆本”的转变已成不争事实，但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平和安逸之风，依旧是市井生活的主流导向所在。
明清时期州人更加注重“崇文尚德”的风尚，从街巷地名的命名中可见一斑。据地方志记载，明代通州共有坊名66处，其中以举人为坊名的有14处，以进士名坊者有11处，以义民为坊者亦有2处。海门县以举人为坊名的有14处，以进士名坊者有5处。 (25) 生活的细节之处，显示出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此外，不时修缮的先师祠、启圣祠、名宦祠、乡贤祠、四贤祠，遍及四处的礼巷、仁巷、义巷、惠民坊、利民坊、近民坊、荣儒街、兴贤街等取名，都体现了儒家要义在社会生活中的呈现。同时，为了防止地方上的溺婴行为，官府出资兴建了不少收养幼婴的机构，据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载：“育婴堂在州治西，国朝康熙三年（1664），郡人殷茂乾、刘昌祚、天闲等建。” (26) 乾隆三十九年（1774），通州知州荆如棠带头捐俸，郡人积极响应，募4000余金，即在州治西北建新育婴堂，“共建乳神堂三间、厅事三间、大门三间，缭以周垣，树之栅栏” (27) 。南通城寺街片区至今尚有育婴堂巷留存。在这座小而康的城市中，尊礼、重教、崇文、尚德，成为市民较为认同的共识。
二 文化教育机构的完善
通州文庙始建于北宋初年，此后维修扩建20多次。明清时期的通州文庙和州学是一个整体，采取的是前庙后学格局。前区的文庙，自南向北，在中轴线上的建筑有棂星门、泮池、戟门和大成殿。文庙现仅存的大成殿为明代建筑，重檐九脊庑殿式建筑，面阔五间，进深三间，为南通市文物保护单位。通州文庙东西和北面是通州的州学，内有明伦堂，它是州学的主体建筑，学官宣读圣谕和《训饬士子文》、讲书、品评生员（秀才）德行和学业，以及调解士子之间的争端都在明伦堂里进行。明伦堂北有敬一亭和尊经阁，这些建筑也在文庙中轴线上延伸。州学、文庙西北是学正署和训导署，还有一座忠孝祠。
图4-2 南通文庙平面图
文庙前有一空场，设有售五洋杂货、文具、古玩等的店铺，这就是昔日南通人所称的“儒学前”。最热闹的是过春节的时候，“儒学前”成为众人出游的地方，临时摆着许多小摊，有吃的豆腐脑、糖粥、蛋饼、春卷、麻花，有玩的兔儿灯、风车、扯铃等出售，还有耍把戏等游艺表演，犹如一幅通州居民市井生活的风俗画。
明朝至清初，通州士子按规定要到泰州参加府试和院试（包括科试、岁试），“劳且费也”。清雍正二年（1724），通州升为直隶州，直属江苏布政使司，直隶州与府同，府试和院试可在通州本州举行。同年，知州白映棠于旧察院址建试院，后来，通州试院又有增建，主要是增加考场。从雍正六年（1728）第一次考试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废科举止，通州试院供士子考试长达178年。试院前有三座十分壮观的牌坊，四柱，短檐，第一座为“状元及第”，第二座为“榜眼及第”，第三座为“探花及第”，分别是为清乾隆朝状元胡长龄、道光朝榜眼王广萌、雍正朝探花马宏琦而设。据不完全统计，清朝时约有5000余人从这里考得秀才功名。明末在州城东南隅营造三元桥时的祈愿，至此终于实现。
清代通州曾先后有书院11所。其中，始建于清乾隆十二年（1747）的紫琅书院办学时间长、规模大，有较明显的办院成绩。乾隆十年（1745），通州知州董权文选择了通州城西北部的天真堂为院址，兴工建坊额堂舍，创办了紫琅书院。后因经费不济，书院曾一度停办。乾隆三十一年（1766），知州沈雯募捐整修书院房舍。书院大门和六楹讲堂修葺一新。嘉庆到同治年间（1796—1874），书院又经多次维修，教学活动得以正常进行。书院曾聘浙西名士吴坦来院主持讲学，翰林侍读张涵斋担任山长期间，生徒“登贤书入祠林者前后二十余人”，书院直至清末才停办。
三 县城与集镇的文化
明清时期，南通地区除去通州州城外，最为繁华的当属如皋城。如皋在明朝时隶属泰州，清雍正二年（1724）划归通州。如皋自古有重教之风，史称“自胡安定以经学倡东南，闾巷秀民皆知向学弦诵之风，于今未衰” (28) 。城东南隅有古巷集贤里，现名冒家巷。如皋历史上的名贤大多出于此，有“金龟压钮，代产伟人”之称。从北宋景祐元年（1034）至清同治年间，从这里走出1名状元、17名进士和7名大官宦。巷内留有先贤范公祠、胡公祠、王学士祠等。明清时期冒辟疆、李之椿、戴联奎等皆居于此。其中，清兵部尚书戴联奎的府第，现存第二道大门，为一四合院。大门门楼砖刻精细，门口石鼓为竹叶石（化石），大门堂内原悬有“尚书第”匾额。另有袁知州府，为清代进士、广东钦州知州袁祖安的府第。现存大门堂、敞厅、堂屋及厢屋十余间。
白蒲镇始建于东晋义熙年间，是古蒲涛县的旧址，又名蒲塘。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沈、顾、姜、郑、吴、姚、刘、李“八大望族”，古有“通如文风莫盛于蒲”之称。明清时期，白蒲镇南半部划归通州管辖，北半部仍属如皋管辖，形成了一镇两治的局面。明清两朝，白蒲镇人文荟萃，名流辈出，计有进士12人，举人56人，贡生185人，仅清代受封赠者就有46人。据清代镇志记载，白蒲人家黎明即起，书声琅琅，既昏不辍，秉烛夜读蔚成风气，这样的文化氛围孕育了蒲塘一代又一代文化名人。康熙年间的进士姜任修，为官清正廉明，人称“白面包公”。回归故里后，潜心治学，培养弟子，所修“白蒲书屋”，为当时名流文友聚会之地。这里文风久远，牌坊多、寺观多、义冢多，清代名流如郑板桥、袁枚、蒋士铨、赵翼等皆曾流连客居于白蒲小镇。至今尚存有一批较为完整的明清古建筑群。
吕四镇原为后周显德年间设置的吕四场。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为抵御倭寇侵犯骚扰，吕四镇修墙筑城，名鹤城，至今仍为古镇别称。镇有城门四座，水关两座，环城有护城河与运盐河及城外大小河道相连。因盐业和渔业的发展，吕四一度相当繁华，被人们称为“小扬州”。吕四镇的许多古建筑中，现今有一进士府局部得到保存，本是当地书香世家李氏家族府第，原有一进三堂三厅二园，现仅存后厅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