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的形成与融合
五代、宋、元时期，由于沙洲与陆地并接的加快，南通地区土地面积有所扩大，人口增速明显，随着盐业生产、农耕经济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发展，尤其是以通州城为区域中心的形成，文化、教育受到重视，人文气息渐渐浓厚，人文世家开始出现，文化交流逐渐扩展，宗教活动更加繁忙，城市文化初步形成，文化吸收和文化融合进一步加强，区域文化的多元化趋势愈加明显。
一 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
后周显德五年（958），通州州制的建立预示着长江北岸广袤的东部平原上又一个新的行政区域中心的崛起。通州逐渐从扬州、泰州的边缘区“挣脱”出来，在今市域中南部形成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按照常规逻辑讲，区域中心城市应该是南通历史上发展历史最为悠久的如皋或海安。通州城之所以后来居上，成为区域中心城市，与其区域位置和发展优势等因素密切相关。
其一，通州位于长江出海口北岸，濒海控江，在军事防御中有其特殊的地理优势。州城设置于此，则可配置相应的军事力量，以强化军防。如皋、海安离江海较远，军事地理位置不能与通州相比。石港镇的构筑主要也是为了海防，之后由于海岸线的东移，而失去其作用。
其二，随着扬泰东部陆地的扩大，这一重要的产盐区需要一个高级别的城镇出现。通州区域本是著名的产盐区，又处于运河水系与长江水运大通道交叉的节点上，经济区域优势前景可观。
其三，在行政区划设置上，通州远离大区域中心扬州城，区域行政中心对它的影响力度相对减弱。如皋处在通扬运河中间的交通枢纽上，但离二级中心城泰州距离较近，发展空间受到限制。
其四，海安历史最为悠久，但始终处于扬州的边缘区，通州建州后，其又处于通州的边缘区，地位不及如皋。海安在行政区划上多次隶属不同的区域管辖，缺乏稳定性，影响其地位的提高。
其五，海门县雄居长江口，为兵家必争之地，但它的位置太偏于东南侧，交通不便，又容易受到江海冲击，很难成为高级别的区域中心城镇。
随着行政区域中心的建立，通州城市建设步伐得以加快。大量的移民迁居于此，周边更多的盐场集镇出现，栟茶、马塘、丰利、金沙、余庆等盐场在这一时期得到发展，盐业产量大幅提高，通州至余东场、余庆场的串场河得以开凿，同时围海堤的修筑也受到空前重视。盐业增长的同时，农业经济亦有所提升，整体经济结构处于较快发展时期。静海县上升为望县，通州从原来的隶属于扬州、泰州，上升为与之并列的行政区域。白寿彝认为：宋代扬州“虽仍为重要都会，但其繁盛，已不及唐时十分之一了” (26) 。宋代扬州地位的下滑和通州地位的上升，使得两地在行政级别上已基本接近。因此，宋元时期，今南通市域同时并存着以通州、泰州为主导的两个区域中心。
二 宗教文化的发展
先有寺，后有城，所谓“就塔建城”，概因唐代天宁寺而来。南通建城伊始，即与当地寺庙有着较为密切的关联，宗教文化成为早期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五代中国佛教的发展较为兴盛，宋代呈下降趋势。而濒临江海的南通，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乱，两宋时期佛教、道教持续发展，不少古寺得到扩建和兴复，新建的寺庙、道观亦有不少。道观数量大大超越唐代，佛教已发展成为主流文化之一。孔庙开始建造，并与儒学合在一起。宗教建筑、法事活动和民间庙会的兴盛，既是古代宗教文化发展的体现，也是南通城市文化延展的一种映照。
1. 寺庙道观的大量修建
北宋将道教定为国教，南通的道教在宋代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道众人数增多，大小道观遍布。元代又增建许多道观，元、明、清即有“九庙十三观”之称。清朝以后，南通道教开始衰弱。
籍仙观，建于后周显德五年（958），郡人顾审为纪念道士潘桂源，建于州城南门外教场西边。又名三官殿、灵官殿，明代毁于倭乱。
城隍庙，北宋建隆二年（961）首任州官王茂建于州署东南利民坊东街，亦名郡庙、邑庙。正殿为唐式重檐发角大屋，配殿齐全，占地颇广，为通城道观之首。景泰后知州多有修整完善，殿宇高崇，布局严谨，为通州人文汇聚之地。1998年迁建于风景秀丽的濠东路北首，从仪门、甬道、拜殿、大殿及元辰殿、财神殿，东、西两庑均按原样搬建，傍濠河而立，面貌焕然一新。
天王庙，建于宋太平兴国五年（980），一位于州城东南，一位于州城西南。明弘治年间拓地改建为关帝庙。真武庙，一在州治北城上，知州郭凝建于政和年间；一在州西南隅，建于太平兴国五年；一在石港镇，建于咸淳年间。
玄妙观，原名天庆观，位于通州东南隅，始建于1112年（明万历《通州志》记为宋天庆二年，实应为辽天庆二年）。明代时最为昌盛。
唐代修建的佛教寺庙在两宋时期得到扩建、重建，如狼山广教寺的增建，天宁寺的并寺再建，如皋法宝寺、定慧寺的重建，海安广福禅寺扩建等。新建的佛寺有兴化禅寺、兴国禅寺、九华地藏寺等。
后周建城，唐慈航院改名广教寺。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智幻法师住持广教寺，为中兴祖师，弘法创业，主持建造了大圣殿、支云塔，并塑僧伽像于四通殿进行供奉。支云塔屹立在狼山之巅，是广教寺最有特色的建筑，塔高34.9米，五层四方形，黄瓦朱栏，每层绕以木栏，腰沿成翅形，由下向上次第收缩。后世屡毁屡建。大圣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殿宇高崇，梁架精壮。广教寺寺院建筑遍布狼山山麓，历来香火兴旺。狼山因此成为中国佛教八小名山之首。
法宝寺，原名圣教寺，建于唐太和四年（830），位于白蒲镇南首，建后不幸遭火，寺毁僧散。宋至和元年（1054）僧仁山募化而重建于原址，规模恢宏，列为州属八大丛林之一。宋德祐元年（1275），僧师忠增建山门，修廊房、佛殿，并募田立碑。定慧寺，宋天禧年间（1017—1021），僧因惠重建，遂以“教宗天台，禅净双修”为举措，弘扬佛法。建炎四年（1130），宋高宗下诏“易教为禅”，更名如皋定慧禅寺。
天宁寺，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8），与州治西北的报恩光孝禅寺合并。经过并寺营建，“殿堂宏丽，楼阁穹崇，实一州之伟观”，到“咸淳间，复新之，比旧则加焉”。新建的大雄殿，殿高18.3米，有宋徽宗赵佶御笔题写“大雄之殿”匾。元正统、天顺，明万历、天启年间，均有兴修之举，成为通州城邑演习礼仪之所。寺内大殿为单檐七檁歇山式建筑，柱头铺作及补间铺作均为四铺作单下昂，中柱呈瓜棱形，上设斗拱，下置覆盆式素面石柱础，其结构具有宋代以至更早的特色。
九华地藏寺，始建于隆兴年间（1163—1164），西域高僧无为行者所建，位于如皋九华镇。南宋时江宁乡有僧复琦建的弥陀教庵、僧某建的伍相教庵、僧行岳建的齐沟教庵等；沿海乡有僧道清建的西大圣院、僧宝信建的东大圣院；安定乡有僧觉津建的朱家教庵。元代江宁乡有僧苦智建的圆通教庵、僧庵照建的盟禧教寺。
兴化禅寺和兴国禅寺。兴化禅寺建于南宋乾道元年（1165），俗称西寺，位于通城西南。兴国禅寺建于乾道二年（1166），俗称东寺，又称太平兴国教寺，位于通城东南。两座寺庙濒临东西濠河而立，直线距离仅约里许，于元至正八年（1148）和十八年毁于火，明初重建。西寺民国修缮时改称兴化教寺，寺院格局保留完整，是南通少有的具有宋代遗风的古建筑之一。东寺现仅存大殿，外观上成重檐歇山式，为明构，尚留有宋代遗风。
2. 宗教活动和民间信仰
宋元时期，南通的佛、道兴盛，佛僧、道士活动频频，筑庙修寺，讲经弘法，念佛拜忏，施斋治病，种种礼规，难以尽述，其中尤以宗教节日的活动最为频繁活跃，并由此衍生出一些灯会、庙会等民俗活动。
佛教节日，有圣人出生、出家、成道、涅槃日，又有依据经典，施行法事、请祈福佑的节日。汉传佛教最大的节日，在一年之中有两个，一是四月初八佛诞日的“浴佛节”，一是七月十五自恣日的“盂兰盆节”。佛诞日，即释迦牟尼诞生日，各佛寺一般都举行诵经法会，整个仪式庄严隆重，洋溢着一片吉祥喜庆的气氛。善男信女都愿意在这一天来寺院烧香还愿，或礼佛诵经，或布施钱物，或打斋供众，或烧吉祥疏、荐亡疏，或听法师讲经，或请僧人做佛事，等等。而在寺外，各种经贸和文娱活动亦丰富多彩。由于围绕浴佛节的这类活动往往持续多日，参加的人众多，以至年复一年，在许多寺院形成了传统的庙会。“盂兰盆节”是佛教徒举行供佛敬僧仪式及超度先亡的节日。中国从梁代开始照此仿行，相沿成中元节，不过后来除设斋供僧外，还增加了拜忏、放焰口等活动。入宋以后，盂兰盆会逐渐由以盆供僧转变为以盆施鬼、放焰口超度亡灵的佛事活动，由孝亲变成祭鬼，寺僧于是日募施主钱米，为之荐亡，后世更有放河灯、焚法船之举，逐渐变成了一种民间习俗。南通北境如皋、海安盂兰盆会、放河灯最为兴盛，历宋、元、明、清而不衰。
道教在民间流传极为广泛，道教的每一位神都各有自己固定的祭日，各种神仙信仰显得庞杂繁芜，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玉皇大帝、东岳大帝、土地爷、天妃、吕祖、龙王等，对它们的信仰崇拜构成了民间各种各样的风俗。道教的节日大致都是民间节日，对民间影响较大的首推三元节，即正月十五上元节，七月十五中元节，十月十五下元节。天官大帝的生日与上元灯节（元宵节）相重合，是欢度新春后的第一个佳节。地官大帝的生日与佛教的盂兰盆会相重合，要举行赈济。水官大帝的生日由于没有重合的风俗活动，与其他二帝的生日相比，隆盛的程度较为逊色。宋代建的第一个道观就是三官殿，即籍仙观。通州城隍庙的元宵灯节最是热闹。民间信仰中最受尊崇的人物是关羽，南通曾有关帝西庙、南庙、东庙。俗以农历五月十三日为关帝生日，各地都要举行规模盛大的赛神活动。每年农历七月十三日大势至菩萨生日和农历三月初三僧伽生日时，前往狼山广教寺烧香朝拜的信众，亦是人潮如涌。南通民间的都天会颇为盛行，如东地域祀奉的“都天菩萨”，为元末有恩于盐民的张士诚。通州城供奉的是五福都天金容大帝，传说为唐代精忠报国的名臣张巡化身，一般在农历九、十月间举行，由当地乡绅组织的庙董会负责筹办。
三 文化沉淀与积累的扩大
南通经济具有由北向南发展延伸的趋势，因此形成了文化由北向南扩展的状态。五代末，通州区域行政中心的确立，加快了中南部的建设发展，宋代教育、科举逐渐兴起，文化交流有所增多，虽与周边的苏州、扬州、泰州相比，文化底蕴较为薄弱，但进步较大，崇文重教风气日盛，文化沉淀与积累日渐丰富，江海城市文化初显峥嵘。
1. 重教举措促进崇文风尚
南通本是流人聚居之地，多以煮盐为业，虽有僧、道传教，然文风不兴。宋代开始着力于普及推广官学，州、县学二级学校制度确立，小学开始建立，地方官员多以振兴教育为己任，官府以助学钱和学田拨助教育，乡中商贾、士绅亦以私学、家塾形式进行知识传授。元代时集镇、乡村普遍设社学，基础教育得以进一步推广。
学宫教育以儒学经典和宋儒学说为主，通过科举选拔和向太学选送生员的方式来培养人才，学宫因此成为古代文化教育的重镇所在。从地方志文献记载来看，南通地方官员对州学建设皆较为重视，自立学宫于东门后，不断修缮扩建。先有知州王随造大成殿、讲堂，以重其教；后有知州朱彦敦学兴贤、增广生徒，以便学子；又有知州杨布扩建堂庑，增赡学粮；州学教授黄焱“序列八斋，日行二膳”，征募祭器书籍，藏于学宫。正是由于历任官员的不懈努力，州学得以存立于城东而屡毁屡建，一批批学子才能在这里安然读书无虞。即便如此，从通州北宋时期的科举中第和选送生员的情况来看，效果尚不够理想。就当时的科举状态来说，北宋中叶（1023—1085）正是宋代科举大发展的黄金时代，相对于周边州府进士辈出、人才济济的繁荣景象，拥有静海、海门二县的通州在整个北宋时期的中举进士仅为8名，与如皋县14名进士数额，尚有一段不小的距离。其主要原因，乃是受成陆历史影响，底蕴积累尚不够充分。直到北宋大观四年（1110）通州所送生员皆取得太学“上舍”资格后，使得地方解额人数从三个上升到十个，才一改过去的窘迫局面，拥有了更多更好的机会和条件，州学教谕和州县学子的信心得以提升，“自是举子不乏，通州为利市州”。 (27) 南宋时期，地方文风渐盛，进士人数上升到16名，已大大超过如皋县的进士人数，以通州为文化主体的氛围逐渐形成，已有后来居上之势。延至明清两代，这种趋势愈加明显。
当然，在南通早期城市文化的形成中，如皋文化理应占据较重的比例，不仅是因为如皋县学建立于先，更是因为如皋的文风兴盛，尤其是出现了以胡瑗为代表的一批如皋先贤，大力倡导尊师重教之风和体用明达之学，对匡正时弊、树立良好学风乡风，具有较大影响力。胡瑗交往极广，门徒甚众，言行为天下效法，欧阳修称他“行之数年，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 (28) 。老师身先示范，乡中弟子追慕前贤，莫不效行。胡瑗弟子王觌为官清正，在朝中屡言朋党之害，在地方依法执政，百姓颂其廉政，有“吏行水上，人在镜心”之语。《宋史》本传说他“持正论始终，再罹谴逐，不少变” (29) 。王觌堂侄王俊乂学业超优，一身正气，刚直不阿，拒不往谒权相蔡京、童贯之流，仅47岁累死于岳州任所。王氏一门，两宋时五世恩荣，文脉相传，先后出过王惟熙、王观、王觌、王咸义、王岐、王正纲六位进士和一位太学上舍状元王俊乂，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人文世家，乡人引以为荣，名其里为“集贤里”。地方官府大力推举张扬，相继立祠竖坊、建学设教，一以示尊崇乡贤，二以为来者取法，三以有裨于风教。集贤里成为如皋文风积聚的标志，后世以“家传经学，里有名贤”誉之，历经明清，书香之气不绝，明代刘钟愉撰碑记曰：“缅维有宋，叠起名贤。在雉水之东阡，有龙图之旧宅。金龟压钮，代产伟人，黄雀投怀，世留阴德。” (30) 如皋崇文尚学之风由此传扬。
2. 移民迁居助推文化形成
在南通早期城市文化的形成积累过程中，大量有传承的移民士族的到来，不断地充实丰富着当地文化，对南通文化建设和交流，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魏晋以来，因避乱、贬谪、封官、垦荒、经商等原因而移居南通的人口逐渐增加，其中不乏一些士族大宗的分支庶族。迁居之初，虽艰辛创业，却不忘宗誉，谆谆教导培养子弟，以耀宗祠。可以说，宋元时期的南通书香世家，大部分来自移民家族。
胡瑗是南通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家。他祖籍陕西安定堡，家族世代显赫，其祖父胡修已任泰州司寇参军时举家随迁，因家境贫困，到他的父亲胡讷时迁居如皋南门外。虽然家贫无力上学，但胡瑗受家风影响，刻苦好学，离家隐读十年，终克有成，授业传学，名闻天下。其子胡志康、胡志宁于庆历四年（1044）同科中榜。自此如皋胡氏以“乡贤世泽，理学先声”传扬后世。在胡瑗巨大影响力的作用下，如皋名声节节提高，读书之风益加浓烈。
如皋集贤里王氏，祖居山西太原，自东晋迁入如城。数代创业，直到北宋王载，家业方兴，即举厚礼延请名贤为师，课督子孙，终使次子王惟熙高中进士，自此五世代有进士，以书香传世，成为当地最有影响的望族之一。王氏子弟活跃于宋代的历史舞台中，或履职异地，或著书讲学，以其功业和成就，影响当时，留名后世。王观著《冠柳集》，成为北宋著名词人，与高邮秦观并称词坛“二观”。王觌为官成都，治愈水患，得百姓拥戴，后世竖其雕像，与李冰父子并列，有《王龙图文集》等存世。
通州崔敦诗，宋中书舍人兼侍讲直学士。祖籍河北大姓，先祖崔师约仕南唐，因此迁居静海。曾祖、祖父时隐德于乡，号崔放生家。到他的父亲崔邦哲，始业进士，教子甚力。绍兴三十年（1160），崔敦诗与兄崔敦礼联袂登第，年仅22岁，乡人荣之。崔敦诗博览敏赡，早有文名，以著作郎兼崇政殿说书，凡所陈必剀切，无不深契帝意。著有《玉棠类稿》《西坦类稿》《铙歌鼓吹曲》《通鉴要览》等。崔敦礼任诸王宫大小学教授，著有《宫教集》《刍言》等。
南宋理宗时，江都人刘基任扬子县令，为避江淮战乱迁居于如皋城北水竹园，后世十五代27人，“皆以明经起家”，遂以“传经世家，正字家声”自立。元末朱元璋攻陷苏州，一大批士族如丁氏、周氏、严氏、黄氏、李氏、吴氏、孙氏、谢氏、沈氏等纷纷避难迁居于如皋，分支散叶，许多成为当地的望族，特别是后来的李、胡、戴、袁、周等官宦之家，不仅守住了书香文化的雅名，更是为之再添了无数风华。一大批有家族文化遗蕴的移民士族的迁入，使旧有“士大夫罕至”之说的南通，增添了它的文化底色，在与本地文化相互融合、相互推进的过程中，南通的人文资源逐渐丰厚，文化的包容度更加恢宏。这种文化沉淀与积累，最终使建城历史颇晚的南通，在明清两代迅速赶上江苏文化发展的整体水平，从而进入了自身繁盛的发展阶段。
3. 文史遗存丰富文脉底蕴
宋代经济、文化兴盛，文人活动异常活跃而丰富，一些履职、游学、客居、避难的文士、名臣，在南通大地上留下了不少的佳话、遗迹，同样成为南通历史中的文化遗存，为本土文化增色添彩，极大地提升了其文脉底蕴。
范公堤，范仲淹任泰州西溪盐仓监时，为了保田护盐，奏请并主持修筑了一条长140余里的捍海堰。堤成，外盐内稼，百姓皆受其利，正是“捍海功成百代崇，蛇龙区薮尽耕农”。 (31) 历宋、元、明、清，范公堤皆有续修，绵延两千多里。后人以范仲淹筑堤拦阻海潮保护民田的功绩甚大，遂笼统地把苏北境内的捍海大堤都称之为“范公堤”。范公之惠、范公之忧，已成为当地民众缅怀范仲淹和激励自己的精神力量。
北宋仁宗年间，初出官场的淮南节度判官王安石游历通州狼山，写下一首《白狼观海》，诗曰：“万里昆仑谁凿破，无边波浪拍天来。晓寒云雾连穷屿，春暖鱼龙化蛰雷。阆苑仙人何处觅？灵槎使者几时回？遨游半在江湖里，始觉今朝眼界开。” (32) 这首诗语言率直，情景交融，为历代众多吟咏狼山诗篇的冠冕之作。与王安石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14岁随父曾易占出任如皋知县，寄读于中禅寺“隐玉斋”，又引起了后人陈应雷的追思：“闻说曾公读书处，额名隐玉是何年。” (33) 南宋末年，抗元名将文天祥避难途经如皋、通州，为南通留下了“渡海亭”“金应将军墓”“丞相原”等数处人文景观。文天祥以“水天一色玉空明，便是乘槎上太清。我爱东坡南海句，兹游奇绝冠平生” (34) 等多首描述南通风土的诗篇，令人遐想起这片江海交汇之地的神奇妙境。
文会亭是北宋状元郑獬读书处。郑獬，河北安州安陆人，少负俊材，同辈无人能比。其父为越州属吏时，通州静海人张日用以进士出知越州新昌县，偶尔遇见郑獬，视为奇才，遂以女嫁之。郑獬因此游寓通州，读书于城南文殊院文会亭。后于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高中进士第一名，历官起居注，知制诰，拜翰林学士。文会亭因是状元读书之所，宋光宗绍熙年间为之重建。宋宁宗嘉定时，州学教授卢端谊于守仓使吴囦处申请公款三百万修缮新学馆，专立“文会”直舍，置书籍、学具等物。地方官员“怀其人，因其名”，助推南通的向学之风。 (35) (https://www.daowen.com)
锦绣坊，因南宋通州人印应雷而得名，位于州治东北。印应雷，字德豫，原籍通州静海，南宋嘉熙二年（1238）进士，宝祐年间被任命为和州知州。那时正值蒙古兵南侵，印应雷奉沿江制置使邱岳的命令，率领军队击退蒙兵，收复和州。咸淳时被重用，屡建功勋，官至两淮安抚制置使兼知扬州，后任兵部侍郎，受封静海县开国伯。宋理宗赵昀曾书写“锦绣”二字赐给印应雷，表彰他对国家的忠勇，他居住的地方就被人们命名为“锦绣坊”，流风余韵，惠泽南通。
四 文化在交汇中逐渐相融
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南通成为长江流域文化与东南沿海文化的天然交汇点，伴随着外方移民进入，齐鲁、荆楚和吴越文化在这里兼收并蓄、融为一体。南通的民俗风情，与周边地区既有相似之处，更有不少独特的地方。这是因为南通成陆较迟，南通的先民多为“流人”和外来的移民，他们在长期的较为封闭的环境中将各自的风俗习惯相互融合了起来。
唐末五代，为控制长江口，吴越军阀攻占江口沙洲，几经易手。随着军事占领，江南士民也迁来江口一带。如姑苏姚氏集团，因仕宦南唐、吴（杨吴），家族越江大迁徙，移居于海陵东部的静海镇、东洲镇，历官四世，经营近半个世纪，为南通的早期开发及后周的建城开州，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随着东洲、布洲的开发，这里成为江口盐业生产基地，四方盐商“风帆云集”，不乏迁移定居于此的。
从五代至宋，随着沧海桑田的地理变化，沙洲的涨成与大陆的并联，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城市的建设与扩展，为不同时期移民的五方杂处提供了空间和便利。而来自各方的移民带来了原住地的地域文化，植根于江海平原这方沃土。这一时期是南通历史上各种文化的碰撞、包容、吸收、融合最为活跃的时期。
南宋末年，北方女真贵族的军队大举南进，中原地区的士商、农民再一次大规模南迁。历经宋元时期，蒙古族等少数民族迁移到通州，元镇南王脱欢长子被赐田于如皋东门外，遂建“万花园”别业，荐举儒术，巡治盐场。元亡后，镇南王后裔改汉姓“冒”氏，成为如皋名门望族。在长期的生活交往中，蒙元文化与江海文化相互交融，为南通文化增添了新的元素。
1973年2月，南通市饮食服务公司民兵在防空工程施工中，发掘到一件皮囊式壶（见书前彩图），经鉴定为晚唐五代器物。该壶近似球形，上安螭龙环形横梁，前有流，后有尾，圜底，左、右侧和腹部各有一条突起棱线，为仿皮袋的缝合线，提梁、壶身多处印压有圆珠纹，又似铆钉，模仿皮囊惟妙惟肖。该器物在今人民路北侧南通电影院前出土，埋藏处距地面7尺，周围无墓葬及其他伴随物。根据明、清《通州志》记载，该处在元代为万户府，明、清两代为守御千户所、参将府、总镇府等。宋以前无记载，但很可能也是通州地区最高军事衙署所在。这件皮囊式壶可能是五代或宋、元时军事衙署遗留下来的。皮囊式壶是北方游牧民族日常的酒水器具，南方越窑烧制出具有北方地域风格的皮囊式瓷器，反映了南北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总之，南通与邻近的苏州、扬州相比，历史是短暂的，地理位置偏于东隅，环境的制约相对较大。但是通过接纳历次动乱中的各地移民，南通接受邻近苏、扬、淮、中原文化的影响，在包容汇通中，逐渐形成并显现出自己的文化风尚与发展的前景。
(1)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淮南道》八《泰州·海陵县》，第2565页。
(2) ②［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淮南道》八《泰州·海陵县》，第2568页。
(3)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四十一《通州·风俗形胜》，第1704—1705页。
(4)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六十《职方考第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41页。
(5)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淮南道》八《通州》，第2568页。
(6) ［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第五《淮南路·通州》，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9页。
(7)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八十八《地理志四·淮南东路》，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181页。
(8)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四十一《淮南东路·通州》，第1702页。
(9)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四十一《淮南东路·通州》，第1703页。
(10) ［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第五《淮南路·通州》，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9页。
(11)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淮南道》八《通州》，第2570页。
(12)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八十六《地理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81页。
(13) ［清］杨受廷等修，马汝舟等纂：嘉庆《如皋县志》卷七《盐法·拆盐》，第586—587页。
(14) ［意大利］马可·波罗口述，［美］曼纽尔·科姆罗夫英译，陈开俊、戴树英、刘贞琼、林键合译：《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168页。
(15)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四十一《通州·风俗形胜》，第1705页。
(16) 同上书，第1708页。
(17) 李琪：《崇川竹枝词》，见季光编注：《崇川竹枝词》，《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6年版，第16页。
(18) 参见南通市教育局编：《南通市教育志》和政协如皋市委员会编：《如皋历史文化》。《南通市教育志》第二章中统计宋代如皋进士12人、举人11人（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如皋历史文化》第四章中统计如皋进士16人、举人12人（国际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
(19) ［宋］欧阳修：《胡先生墓表》，《居士集》卷二十五，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页。
(20) ［清］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一《安定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页。
(21) 政协如皋市委员会编：《如皋历史文化》，国际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页。
(22) ［清］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一《安定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页。
(23) ［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4—1095页。
(24) ［清］郑修龙修，周植等纂：乾隆《如皋县志》卷三十《儒林传》，乾隆十五年刻本，第1页。
(25) ［明］林云程修，沈明臣等纂：万历《通州志》卷三《学校》，第9页。
(26) 白寿彝：《中国交通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141页。
(27) ［明］林云程修，沈明臣等纂：万历《通州志》卷六《列传》，第9页。
(28) ［宋］欧阳修：《胡先生墓表》，《居士集》卷二十五，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页。
(29) ［元］脱脱等纂：《宋史》卷三四四《王觌列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94页。
(30) 刘钟愉：《王学士宅碑记略》，［清］杨受廷等修，马汝舟等纂：嘉庆《如皋县志》卷二十《艺文志一》，第1857页。
(31) ［明］吴宗元：《沈公堤》，［明］吴宗元修，崔桐纂：嘉靖《海门县志》卷六《词翰第十·诗》，上海古籍书店1964年影印本，第6页。
(32) ［清］王继祖修，夏之蓉纂：乾隆《直隶通州志》卷二十一《艺文志下》，第45页。
(33) ［元］陈应雷：《游中禅寺》，［明］童蒙吉修，谢绍祖等纂：嘉靖《重修如皋县志》卷十《诗》，第351页。
(34) ［宋］文天祥：《出海诗》，［明］林云程修，沈明臣等纂：万历《通州志》卷二《疆域志·山川》，第26页。
(35) ［明］林云程修，沈明臣等纂：万历《通州志》卷五《古迹》，第37—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