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特征初显
先秦至隋唐是南通文化的再次形成与初步发展时期。南通文化有一个较为广泛的地域范围，北部的海安、如皋、如东三市县，中部的崇川、港闸和通州三个区，地域形成的时间有先后，移民的来源与成分不同，所以南通市北部、中部的地域文化略有差异。
一 南通地域文化多元特征的形成
南通文化再次形成的早期阶段与扬州、泰州陆地的东扩关系密切。如东、海安两县市的栟茶运河以北，通扬运河北段，里下河地区属淮河水系。这一片区基本属于维扬文化片区的范围。西周初，山东夷族反抗周王朝的统治遭到镇压后，北方一部分夷族向南方迁移。这次北民南迁，南北民族的融合，使维扬文化融入了北方文化的因素。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吴楚多次发生战争，扬州曾经为吴、越和楚国占领，因此维扬文化又受到吴越文化、荆楚文化的影响。扬泰大陆的东扩，对南通地区及南通周边地区人文地理环境的变化有较大影响，南通北部最先受到扬州地区维扬文化的影响，早期的南通文化是东移的维扬文化。
东汉末年至两晋南北朝，北方人民大批南迁到南通北部一带，把中原文化带到这里。扶海洲与扬泰陆地并接先于胡逗洲，尽管沙洲在并接大陆之前有四五百年处于同大陆隔离的状态，但沙洲于公元4、5世纪之间并接大陆后，沙洲上原居民受维扬文化影响的时间较长，而各地迁至扶海洲的居民因其生活习俗等受维扬文化的影响而被融合，所以，南通北部的海安、如皋、如东三县（市）与维扬文化差异并不太大。
古代南通中部的胡逗洲形成以后至唐末才与大陆相接，在两晋以来的民族大迁移中，各地迁来的居民生活在沙洲上，他们受隔江相望维扬文化的影响不大。在与其他地区相对隔离的情况下，齐鲁文化、维扬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在胡逗洲交汇、融合，形成独特的南通中部地区的文化，这种文化含有多种成分，且与北部文化有明显的差异，是为南通地域文化的核心部分。
先秦到隋唐时期，随着扬泰陆地的东扩、扶海洲与胡逗洲的形成和并陆，扬州的居民和北方人民向南通北部、中部迁移。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淮扬文化不断向东扩展其范围，特别是在原胡逗洲地带，与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相互交融、叠加，形成南通地域文化。这种文化的早期阶段含维扬文化及南通核心文化两大部分，呈现出多元特征雏形。
二 南通地域文化多样性的特点
有学者主张，“按照观念文化和一定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进行分类，将文化分为农业文化、工商业文化和游牧文化” (36) 等等。从这个角度来看，南通地域文化包含海盐文化、农耕文化和工商文化等部分。它最早以海盐文化的形态呈现在人们面前，随着人们生产与生活的需要，农耕生产方式进入南通北部与中部地区，并逐渐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南通地域文化有一个由海盐文化向农耕文化转变的过程。
海盐文化是早期南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活在沿海地带的人民把海洋视为生活资料，渔业、盐业成为主要产业。濒海条件和地理环境，使南通北部与中部地区早期的海盐生产得以发展，渔业则由人们生存的一种补充手段逐渐成为专业生产方式。北部如皋一带汉代盐业生产遗址以及唐代如东沿海盐亭、盐灶的存在，中部唐代胡逗洲居民以煮盐为业，说明汉唐时期，南通中部原胡逗洲地区与东北部沿海一带海盐生产依然兴盛，长时期的盐业生产方式在南通东北部及中部产生了海盐文化。
农耕文化时期是南通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阶段。南通地区居民以汉族为主，汉民族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对土地的依赖，使人们生成重农轻商、守土乐业的观念。南通气候温暖，土壤肥沃，雨量充沛，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优越。两晋南北朝时期，大批北方人民因避战乱而举族南迁，他们带来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牛耕技术的推广及铁器农具的使用使南通北部地区和胡逗洲这块待开垦的处女地上的农业生产得以发展。北方人民赖以生存的农业生产逐渐成为南通北部、中部的主要生产方式。唐代末年，这一带的农民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农耕生产，农户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农业以稻谷粟麦为主要作物，桑麻豆蔬也成为农家生产的重要项目，农民还栽桑养蚕。千百年来稳定的农业生产，形成了南通深厚的农业文化积淀。
南通北部沿海和中部地区的地理条件不同，社会生产力的分布状况和发展程度也各不相同，海盐生产方式与农耕生产长期共同存在，缓慢发展，传统的农耕文化占有较大的比重。与此同时，渔业生产、建筑、造船以及其他手工生产也因各行业的需要而逐渐形成与发展。地域文化具有不平衡性和多样性的特点。西部靠近扬泰地区的文化较东部沿海一带发达，东北部沿海地区的文化积淀较西部、中部滞后。
三 南通地域文化的包容性特征
秦汉至隋唐时期，南通北部、中部来自各地的移民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发展程度各不相同，他们带来的中原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与维扬文化相互交融，因而这一时期的南通文化具有包容会通的特征。
1. 两种主要的文化形态
秦汉至隋唐，前后约1100多年，南通北部、中部地区的先民以盐业和农业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产生了海盐文化与农耕文化两种不同文化形态。
古代南通盐产区幅员广大，北部沿海及中部胡逗洲均为产盐区。早期盐民不乏当地人，也有为了逃避灾难而来的四方流人或游民，他们以煮盐为业，也成为古代南通的盐民。古代南通有鱼盐之利，又可兼作农副业，久而久之盐民们形成株守故土和故业的生活倾向；尚有部分盐民为流放之人，官府令其终生以煎盐为业，不得离开盐区。移民们从故土带来的原有民风习俗经过长期的融合，形成独特的盐区民风。频繁的重体力劳动，恶劣的自然环境，养成盐民不畏艰苦、勇敢剽悍的性格。
南通北部、中部地区的先民很早就从事农业生产，但生产力水平不高。北方大批农民南迁以后，先进的生产技术普及，古代南通的土地熟化；江海平原的水资源的优势充分发挥，南通北、中部逐渐演进为农产丰富的耕作区。世代相袭较为稳定的聚族而居的生活及农业生产方式培养了南通先民对于土地的深厚感情。他们必须依赖小片土地，进行年复一年的精耕细作，难以生成强烈的开拓愿望。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安居乐业，养成故土难离的习惯；他们为人淳朴敦厚，善于接纳外来文化，进而养成宽厚和兼容并包的精神。
古代的盐民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他们极少接受文化教育，与之相反，农耕区的农民却有耕读之风，其文化层次相对高于盐民。性格各异却不影响人们的正常交往，文化不同却相互包容。以宗教为例，佛教、道教在胡逗洲传播，而盐区底层盐民中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具宗教色彩的文化形式，即僮子。 (37) 隋唐时期，佛教成为封建士大夫的时尚信仰，他们书案有佛经，言谈有佛理。而产生于唐代的僮子“是古傩的一个分
支” (38) ，没有完整思想体系和用文字体现的经典，其信条多与生活习俗相交融，口口相授，代代相传。历经多年，原来产生于盐区的僮子已经向农业区传播，其所信奉的神灵，儒、佛、道三家均有。这是南通地域文化包容性的一个特例。
2. 移民风俗
秦汉至隋唐，南通的先民多为移民，他们来到长江入海口的沙洲上，成为这些沙洲上的拓荒者。人们的语言、风俗、生活习性，在这里相互交融，因人们所处地理环境不同，面对的物质条件也各异，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民风习俗。
南通北部三市县的民风习俗与中部地区的基本相同，因地域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异。北三市县沿海一带的民房屋脊多有尖角翘起，而中部及内陆地区的房屋屋脊基本是平缓的。南通水域面积广大，水产品丰富，居民多喜食鱼类，但因职业不同，吃鱼的习惯也有差别。渔民吃鱼时鱼是不能翻身的，否则就触犯了禁忌，内陆的居民就没有这种禁忌。北部地区糯稻较少，过年时人们蒸糕的样式与中部地区就不同，一般为小方糕；而中部产糯稻，人们蒸糕多用糯米做原料，大糕较多。
3. 独特的方言
秦汉、南北朝时扶海洲与胡逗洲上的居民与生活在扬泰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不尽相同的，这种由不同地理环境产生的文化形成一定的文化差异。南通地域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地方语言上。地方语言是地域文化的基本载体与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南通地域方言的产生有其独特的过程。
南通成陆的过程中，特别是北方人民向南方大迁移的过程中，人们不断来这里定居，给这片大地带来讲各种方言的居民，他们长期共同生活、互相交际，逐步形成既含北方方言语素、又含南方吴语语素的特色方言区。南通市北部海安、如皋、如东三市县的江淮方言，中部崇川、港闸、通州三个区的南通方言即是这样。
秦汉至隋唐，南通市的方言形成了北部与中部两大语言片区。秦汉至南北朝，扬泰地区及北方各地人口迁徙到南通北部，讲江淮方言的居民为主体，与其他地区迁来的居民长期共同生活、互相交际，逐步形成含有南北方各地语素的独特的南通北三县（市）的江淮方言，亦称“泰如方言”。 (39)
南通中部的南通话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因素，南通中部以胡逗洲为主体，有较长时期以沙洲的形式存在。中部崇川、港闸、通州三个区在历史时期内各方方言在这里相互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南通话。按语音的区别，南通话分为老派和新派两派。老派南通话保留了南通话中的最典型的语素，使用这种南通话的居民分布于南通市港闸区，并由此向西、向北延展到如皋南部与南通接壤的平潮、刘桥、石港一带农村。使用新派南通话的人数最多，分布于崇川区，并由此向东、向北延展到兴仁、四安一带农村。 (40)
与崇川区的新派南通方言不同，港闸区老派南通方言不受或是很少受周边语言的影响。港闸区有相当长的时间是农村，长时间的封闭与保守的特性，决定了它与外界的交流及不上城市，作为交流方式的语言相对稳定。平潮、刘桥、石港、四安以及崇川区，环抱着港闸区，在其四周形成一条语言隔离带。这条隔离带把老派的南通方言和北边的如皋话、东边的通东话、东南边的启海话阻隔开来，且不受它们的影响。换句话说，即这条语言隔离带保护了原胡逗洲上最古老语言的原始状态。南通的僮子戏，则是运用这种方言的艺术表演形式。
(1) 参见陈新明：《揭开历史的面纱》，《东台文博》2011年创刊号，第50页。
(2) 参见南京博物院：《江苏兴化、东台市蒋庄遗址良渚文化遗存》，《考古》2016年第7期，第19—20页。
(3) ［明］万历《扬州府志》卷一《山》，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5册，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
(4) 参见董玉龙、杨斌、周宏文：《海安县志（1993—2008）》（上），方志出版社2015年版，第108页。
(5) 张应和：《海安胜迹录》，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页。
(6) 王文、谢志仁：《从史料记载看中国历史时期海面波动》，《地球科学进展》第16卷第2期，第272—273页。
(7) 陈金渊原著，陈炅校补：《南通成陆》，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https://www.daowen.com)
(8)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53页。
(9)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六十《吴王濞列传》，第2822页。
(10) ［明］童蒙吉修，谢绍祖等纂：嘉靖《重修如皋县志》卷一《疆域·山川》，上海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41页。
(11) ［汉］桓宽：《盐铁论》卷一《通有》，《四库全书》69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87页。
(12) ［汉］王充：《论衡》卷四《书虚篇》，《四库全书》86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0页。
(13) 参见［晋］张华撰，郑晓峰译注：《博物志》卷三《异草木》，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97页。
(14)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91页。
(15) ［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南直方舆纪要序》，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70页。
(16)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四十《古迹·海陵仓》，第1687页。
(17) ［日］圆仁撰，顾承甫、何泉达点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18) 参见张荣生编撰：《南通盐业志》，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568—569页。
(19)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第2565页。
(20) 《尚书·禹贡》卷二，《四书五经》（上卷），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67页。
(21) ［清］王继祖修，夏之蓉纂：乾隆《直隶通州志》卷二《疆域志》，乾隆二十二年刻本，第3页。
(22)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四十《楚世家第十》，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19页。
(23) 参见吉光、陈毅明等总纂：《海安县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黄毓任、冒键等：《南通历史文化概观·方言》，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丰坤武：《南通文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江小洋、徐四海、姚义斌：《江苏地域文化概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8页；李晏墅、郭宁生：《泰州通史》（上卷），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54页。
(24) ［晋］杜预等：《春秋三传》，上海世界书局（据武英殿版）1936年版，第533页。
(25) ［晋］杜预等：《春秋三传》，第533页。［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四库全书》24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18页。［宋］罗泌撰，［明］吴弘基重订：《路史·国名纪》卷一，光绪甲午校宋本缩印文瑞廔重印，第30页。［清］王掞、张廷玉等：《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卷三十七，《四库全书》17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97页。
(26) ［明］王夫之：《春秋稗疏》卷下《郧》，《船山全书》第五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92—93页。
(27) 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下册（修订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669页。
(28) 参见管劲丞：《南通历史札记》，南通博物苑、南通市图书馆1985年印，第2页。
(29) 参见史为乐、邓自欣、朱玲玲：《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68页；夏征农、陈至立：《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60页。
(30) ［日］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2页。
(31) ［汉］班固撰：《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90页。
(32) ［日］圆仁撰，顾承甫、何泉达点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33) 现代出版物中多以如皋定慧寺始建于隋开皇十一年，然证据不足。今从清嘉庆《如皋县志》“唐贞观间建”的说法。
(34) 参见陈济煌：《南通道教源流与变迁》，内部资料，2014年印，南通城隍庙提供。
(35) ［南朝梁］陶弘景撰，赵益点校：《真诰》卷十四《稽神枢第四》，第253页。“对白章岸”，笔者据《舆地纪胜》改为“对句章岸”。
(36) 赵洪恩：《中国传统文化通论》，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47页。
(37) 参见尤世玮：《南通特色文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页。
(38) 尤世玮主编：《南通特色文化》，第111页。按：丰坤武在所著《南通文化研究》第五章之“胡逗洲傩文化”中分析了僮子的历史演变过程，认为僮子起源于周代，否定僮子产生于唐代的观点，详见该书第136—137页。
(39) 黄毓任、冒键等：《南通历史文化概观》，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
(40) 参见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南通市志》（下册）卷七十一《方言·语音》，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