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教育的确立
南通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及西邻扬泰地区成熟的盐业生产方式，为南通海盐生产的形成提供了技术条件。10世纪初期和11世纪中期，南通地域两次沙洲连陆，不仅有利于外来人口的迁居，同时也促进了当地农耕经济的发展。盐业生产和农耕文明成为南通早期城市文化构成的重要支柱。
一 海盐生产与管理的提升(https://www.daowen.com)
图3-1 唐东海徐夫人墓志铭（南京博物院藏）
从考古遗存来看，盐业开发已成为地方主管官员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晚唐、五代，江南吴郡姚氏家族成为占据南通时间较长的割据势力。1971年在南通陈桥乡九村九组出土“唐东海徐夫人墓志铭”，志文记录了姚氏家族统治南通时政治、军事和社会经济情况。墓志上的“唐”指的是南唐，墓葬的地点为“永兴场运盐河东二百步”，说明当时运盐河已经修到了南通北郊。徐夫人丈夫系“吴兴姚公”，任静海都镇遏使。墓志记载，姚氏家族由江南过江到静海，辅佐南唐、吴（杨吴）二朝，历官四世，“设官吏，烈将校”，“静边鄙，安民庶”，“司煮海积盐，鹾峙山岳，专漕运，副上供”。这里讲到盐业的生产、管理、上缴、运输等业绩。墓志盖为覆斗式，中间分三行，楷书“唐东海徐夫人墓志铭”九字，四周为八卦图案、十二肖属动物形象与日月星辰，四边刻有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图案。此墓志本身也是南通文化史的重要文物。1990年9月，在南通市郊又发现五代姚锷墓志，内容为姚锷祖孙四代在东洲、静海担任军政职务及其业绩，其中有“盐铁之场监殷繁，军庶之营居绵广”之语，表明晚唐至五代南通地区盐业生产已相当繁盛。姚锷与吴兴姚氏系同一家族，任静海指挥都知兵马使兼监察御史。这两个墓志是研究地方历史、研究盐业史的重要资料，从墓志的内容看，扼守边镇领地和监控盐业资源成为地方主管官员的重要职责。
五代后周夺取东洲、静海，因其地理位置重要，升为州建制，盐业管理机构级别也随之上升。宋初，通州专设利丰监，管理州境各盐场的盐务和运输。983年，盐监治所从城南的利丰场迁至城内，《宋史·地理志》对此有明确记载：“监一：利丰，掌煎盐。太平兴国八年，移治于州西南四里。” (12) 同时，设置专门储贮成品盐的盐仓，濠河西南的盐仓坝，即得名于此。盐监内迁和盐仓设置，进一步强化了盐业资源的管理和调配。北宋时期，通州盐业产量不断提升，海边生产的盐源源不断地从金沙河运到濠河，存放在盐仓里，再从盐仓通过运盐河转运到扬州。一时间濠河上舟楫往来，风帆云集，呈现繁忙的景象。濠河边上的盐仓坝成了通州海盐的集散地、转运中心。南宋时期，通州产盐稳步上升，李庭芝任两淮制置使，他主持开挖20公里运河，接通金沙等盐场，也就是为了把海边生产的盐运往扬州，以海盐生产获得的钱财供军队所需，为抗击蒙兵增添财力。在今南通地域，同属淮南盐场的，除了上述的利丰监，还有北部的海陵监。
图3-2 古代煎盐工具盘铁（佚名摄）
古代南通的盐场以煮盐为主要生产方式，煮盐重要工具盘铁由官府统一发放。据方志记载，“盘铁之形，非锅非灶，无边无稜，非目睹其产盐，则不知此物之为何用也。” (13) 南通地区的通州、如东、海门多次发现古代煎盐的盘铁。通州区观河乡、金西乡、唐洪乡出土的盘铁，厚约10厘米，有三角形，半圆形等，每块大小有一两百斤不等。由多块盘铁板拼成一副圆形盘铁，下有铁柱支撑。烧盐时，下面起火，把盘铁烧热，将卤水浇在上面即可迅速成盐，一昼夜可产盐千余斤。官府规定以盘铁产盐，用以强制盐民集中生产，唐宋到元明一直如此。盘铁由国家铸造，然后发给盐民生产。这种大型生产工具，私人无力制造，这样就限制了私盐的生产。南通出土的盘铁，其上限可追溯到唐代，是本地盐业生产与管理的历史佐证。
元代南通盐业继续发展。宋代盐场入元后经归并分合，在市境内共有12所煎盐场：角斜、栟茶、丰利、掘港、马塘、石港、西亭、金沙、余西、余中、余东、吕四，盐区总面积达两千平方公里。罗马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担任过扬州地方官，并到过南通。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他记下了当时南通的社会状况：“傍晚便到达一座名叫通州的市，这个城市面积不大，但一切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都十分充足。居民是商人，并拥有许多商船。鸟兽的产量很多。该城位于东南方。在它的左边，也就是说在它的东面，相距三天路程的地方，就可以见到海洋。在城市和海岸的中间地带，有许多盐场，生产大量的盐。” (14) 可以说，商船的大量使用，是由盐的大量产出和运输之需而促成的。
二 耕织文明的推进与发展
唐末五代，北方的动荡加速了人口的南迁，江淮地区人口渐增，经济增速明显。南通地区由于成陆先后的原因，北部开发先于南部，今海安、如皋一带的盐业、农业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宋初，官府鼓励农耕，赠种免税，粟、麦、黍、豆等农作物种植得以推广，江北诸州、淮南之地，水稻种植亦有所试验，南通北部的农耕生产渐有超越盐业生产之势。南宋时，江浙水稻与冬麦复种技术不下于淮北，南通北部的农耕文明逐渐向精耕细作发展。此外，桑麻种植成为当地重要的家庭副业。
相对而言，南部地区开发较晚，胡逗洲有鱼盐之利，而无丝粟之饶。随着胡逗洲与陆地相连及州城的建造，移民进入加速，农耕桑种受到重视，为这块处女地的开发，注入了新的能量。人们或砌灶煮盐，或择地而耕，到北宋神宗时期，通州人口大增，经济发展初具规模，已有追赶北部趋势。南宋时，静海县升为“望县”，有“鱼稻饶足”之誉，渐成鱼米之乡。 (15) 元代，统治者依旧以鼓励农桑的政策，维护着江淮地区的农业生产。总之，就宋元农业生产方式而言，南通地区依旧处于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
文献史料表明，通州的植桑养蚕是唐末从江南传过来的。在宋代通州的土产中，提及海盐外，还列有“丝”；而作为贡品上缴朝廷的，皆为海鱼及海鲜之类。“丝”指蚕丝，当时生产还只是农家的副业，尚不成规模。
《舆地纪胜》记载，宋开宝七年（974），通州盐户纳盐，往往用布帛茶米等折算盐的价值，这里所讲的“布帛”应当是麻织物。《舆地纪胜》在阐述“东布洲”名称来源时说：“元（原）是海屿沙岛之地，古来涨起，号为东洲。忽布机流至沙上，因名布洲，既成平陆，民户亦繁”。 (16) 这里的布机是用来织麻布的，那时沙洲上还没有棉花种植。宋代棉花及其种植技术尚没有在中原地区与长江流域广泛传播。元代，政府设置木棉司并对东南地区规定了年生产数量。元明之际，江南的棉花种植才向通州传播。
尽管棉花种植已经开始进入通州农家的生产之中，但苎麻仍然是农民的重要种植品种，麻织技术也更为精致。苎麻、本苎布及其他制成品在市场上的地位依然高于棉花。通州余东场不仅生产海盐，苎麻织造技术在通州也领先于其他各地。用苎麻与芙蓉皮合绩后织成的帕巾，成为市场上的畅销品。“朝沤白苎为衫子，夕采芙蓉作手巾” (17) ，即为这些织物工艺的写照。
南通农耕经济的稳步推进，依赖于这一时期江海堤岸等水利工程的建设。南通成陆史上，有多次坍涨而沧桑互变的经历。相对于疏浚河道而言，筑堤防江海之潮，难度极大，非凭智慧、勇气以及精心组织，便不易成功。宋代历史上，南通地区先后出现范仲淹、任建中、狄遵礼、沈起、任伯雨等主持筑堤阻潮、保护盐场和民田的官员。水利工程的修建，是处于江委海端的南通人民的生命线，于南通社会与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通州盐业的发展，带来城市的繁荣，势必带动经济、教育、运输、娱乐各个行业，文化将以各种方式渗透、孕育、发展在日常生活之中，为日后南通市的各业兴盛打下基础。而耕织文明的推进与发展，也是明清时期南通农业、纺织业发展的先声。这些，自然也是南通文化发展的催化剂。
三 教育兴起与大家胡瑗
南通教育兴起于五代、宋初，官府建城设州，将教育文化纳入政府管理的范畴。州县官学的建立是这一时期南通境内教育兴起的重要标志，崇文重教的文化风尚由此开启。杰出教育家胡瑗的出现，不仅带动了古代南通教育事业的兴起及发展，而且引发了南通文化对外的流转，有利于本地文化与外地文化的交流扩展。
（一） 州县官学的兴废
唐代之前，南通地区未见有官学记载。最早关于官学的记载是如皋县，五代南唐保大十年（952）如皋设县学于县治东北隅，北宋真宗时重建。南宋绍兴初年，县学迁往县治西南隅。元末战乱，为战火所毁。
宋代崇文重教，南通有州学、县学。旧志称宋代太平兴国五年（980），通州知州曾环始设州学于州城东门外一里处，其后静海、海门两县也分别建立了县学。最初州、县学大多较简略，多依文庙而建，尔后历经修缮、扩建，渐成规模。宋元时期，通州州学屡建屡毁。乾兴元年（1022），知州王随决定在州城东门内重建儒学（即州学）与文庙。经年而成，前有大成殿，殿后有讲堂、稽古阁，州学、文庙合于一处，州学位置由此基本确定。徽宗朝知州朱彦在此基础上又修建了庠门、射亭，至南宋初，州学毁于战火。知州康渊于州治西建造临时斋舍，安置生徒就读。绍兴二十三年（1153）通判方云翼在州学旧址重建儒学学舍，淳祐二年（1242）又毁于兵火。咸淳元年（1265）州学教授黄焱到职，复建州学，翌年落成。宋元之际，再遇战乱，元朝统一后，州学得以重建。据《通州儒学重建大成殿记》碑所记载，文庙大成殿最后一次建于元至正四年（1344）。
静海县学、海门县学同样历经兴废。静海县学存在的时间仅限于宋、元两朝，海门县学宋代建学时间失考。至元代至正十二年（1352），海门县教谕刘璿因旧文庙有沦没坍塌之忧，力主重建明伦堂。之后，教谕钱允敏又主持兴建殿宇，知县也失不花、张士良均捐款助建，次年海门县学整饬一新。至正二十三年（1363），海门知县季世衡重修县学。元末，同样毁于战火。明朝再建，直至清康熙朝撤县时废置。
就淮南而言，南通地方官学的兴起相对较晚，教育资源与积累远远不足。历经庆历、熙宁、崇宁年间三次兴学运动，地方向学之风渐盛，学子进步明显，以至在北宋末贡选考试中取得较好成绩，一度声名外扬。宋神宗时王安石推行“三舍法”制度，规定由地方向太学贡选生员，析太学生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从而把学校教育纳入了科举选官的范围。起初，通州解送太学的学生，不是因成绩差被遣回原籍，就是不能进“上舍”。大观四年（1110），通州知州朱彦按例选送三名生员入太学，经过考核，均居上舍，朝廷予以通州知州和学官嘉奖，并将每年的州生员贡额增加到10名。“州因得美名”，号为“利市州”，通州教育，由此名闻一时，州中生员，为之雀跃。宣和元年（1119），如皋县王俊乂参加太学上舍考试，宋徽宗批阅试卷，钦定第一，再创科举佳话。经数十年努力，到北宋末南通教育初显后发上升之势。但不久“靖康之变”发生，北宋灭亡，战火波及江北，人们纷纷渡江避难，南通教育深受影响，科举也渐趋式微。据统计，两宋时期，通州（包括静海县和海门县）中进士者24人，如皋16人。中举人者，通州不明，如皋12人。元代，通州不明，如皋进士2人，举人1人。 (18)
为便于地方士子应试，南宋时通州始建贡院。据南宋咸淳四年（1268）淮南节制参议王应凤撰写的《通州贡院记》记载，通州贡院最早为知州蒋雝建于淳熙十年（1183），有屋百余间，位于州学附近，即今南通市文化馆一带。至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知州乔行简又在紫薇书院遗址另建贡院，其位置应在今南通市实验小学西边。至淳祐二年（1242），蒙古兵攻陷通州城，大肆烧杀，该贡院亦在战火中毁坏。其后通州士子需要到南徐（今镇江）、海陵（今泰州）参加科举考试；不久又暂借通州州学考试，但是都不方便。咸淳四年（1268）知州冯弼重建贡院于州治西南，有屋88间。入元后，贡院再次被毁。
在官办州学、县学发展的同时，宋代开始建有官办小学，书院也随之出现。地方文献表明，南宋时通州紫薇书院，位于州治西北隅光孝塔右侧。如皋则有万竹书院及王尧明（俊乂）书院、丁天锡书院，元朝有陈应雷书院、许芳书院，后四者具有私立书院的性质，书院虽为官学之补充，但书院的兴盛与否，大体能反映一个地方文化气象的高低。宋代南通官学、私学并举，体现了官府、州民崇文重教的良好风尚。
（二） 胡瑗的学术地位及影响
在南通教育初立时期，南通地区诞生了一位杰出的教育家胡瑗。他的成就，率先为南通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争得一席领先的地位，影响至深弥远。
1. 一代宗师
胡瑗（993—1059），字翼之，如皋人，祖籍陕西安定堡，世称“安定先生”。少年时家境已落泊，但他聪颖好学，7岁善属文，13岁通五经，20岁后与好友孙复、石介赴泰山清真观苦读十年，常彻夜不眠，由此打下坚实基础。学成后从山东回到家乡，数次科考皆不中，遂放弃科举，在泰州、如皋等地讲学，以文交友。42岁时前往苏州私学讲授儒学经典，得知州范仲淹赏识，被聘为郡学教授，振兴学规，扭转学风。48岁主持湖州州学十二年，独创分斋教法。60岁任国子监直讲，主持太学工作，64岁升天章阁侍讲，为太子之师。前后讲学三十年，弟子数千，以至礼部贡举，每年所得之士，十之四、五皆为胡瑗弟子。胡瑗人格高尚，学识渊博，朝廷上下，视其为一代宗师。当时及后代学者赞誉不绝，王安石称之为“天下豪杰魁”，范仲淹尊之为“孔孟衣钵，苏湖领袖”，欧阳修赞其为景祐、明道以来，学徒最盛、教学之法最备的学者人师。 (19)
胡瑗以“明体达用”之学，倡导对汉唐烦琐经学的批判和扬弃，实为北宋理学先驱。他认为“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主张经义伦理与经世致用相互结合，率先举起了不信汉唐儒者注疏、大胆质疑、自立新解的大旗，突破了宋初仍然承袭汉唐儒者治经只讲训诂，而不探求道理的旧传统，把儒家礼义经世的践行提升到新的高度。胡瑗以师道恢复的姿态出现在宋初学术舞台，开宋儒义理之先声。黄宗羲认为：“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朱熹）有伊川（程颐）不敢忘三先生之语。”全祖望同样声称：“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 (20) 胡瑗在宋代学术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
胡瑗不仅在学术上倡导体用之学，而且把它贯彻到教学实践活动中，将经世人才的培养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苏湖教法”。他以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主持湖州州学十二年，大胆革新，首创分斋教学法，因材施教。“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选入经义斋，学习儒家经典；其他学生则根据兴趣爱好，选学治事、治民、讲武、堰水等具体实用学科，进入治事斋教学。胡瑗的教育改革，敦尚行实，一反科举重诗赋文辞的时弊，培养的学生有的谙于经义，有的长乎吏事，多成治世有用之才。分斋教学制度产生后，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四方之士，云集受业”，并被当时的京城太学取之以法，续之在全国推行。北宋以后，历朝太学、国子学、国子监等中央官学，包括一些大的书院，亦采用或模仿分斋教学之法。清初教育家颜元晚年规划的漳南书院，分设文事、武事、经史、艺能、理学、贴括六斋，是直接借鉴和发展了胡瑗的分斋教学制度。胡瑗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不仅示范于当时，而且垂法于后世，在中国教育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
2. 文化影响
胡瑗以布衣而为天下师，宋神宗视之为斯文楷模，当代学者称之为“宋学”先驱，其学术地位、历史影响，世人公认，无须烦述。纵观胡瑗一生所为，他的多数功绩、声名皆在他乡异地成就，其中尤以苏州、湖州和开封为甚，貌似与故里泰州、如皋关系不大，但实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就是“名人效益”或曰“属地效益”的作用。胡瑗以“苏湖教法”正“师道之立”，天下闻风翕从，朱熹许之为“百世之法”。泰州、如皋官方抑或民间，无不以之为荣，引动了泰州“文昌北宋”的春暖花开。南宋时期，泰州在胡瑗讲学之处，创办“安定讲堂”，以彰安定衣钵。清代刘熙载追慕地方先贤，主讲泰州龙门书院后，即行胡瑗分斋教学法，乡人誉之为“以正学教弟子，有胡安定风”。元明清三代，泰州、如皋纷纷建胡公祠、立碑题名，乃至筑桥修路，皆以安定命名，种种举动，翼以正民风、兴文教。清末民初，地方乡贤沙元炳以经义、治事、体用为办学理念，并写入如皋师范学校的校歌之中。这一切无不表明，故里始终受胡瑗学术教育思想影响，学风郁盛，文教有序。史料统计，自北宋至晚清，如皋文、武进士90多人，举人230多人。 (21) 一县之地，文士名人甚矣，反映了如皋文化教育的兴盛。
在影响当地文风的同时，胡瑗的学术活动也推动了区域文化的流转，有利于本地文化与外地文化的交流。胡瑗自身即为北宋文化流转的代表，他与孙复、石介被称为“宋初三先生”，以恢复儒学道统为己任，同为宋代理学的前驱。青年时三人结伴泰山研学长达十年，于南北文化颇多交流商讨，之后分别于苏浙与齐鲁讲学，著书立说，广纳弟子，彼此呼应，在唐宋儒学转型过程中推进了南北学术的交流与发展。其中，以胡瑗在南方的讲学最为成功，弟子最多，影响最大，胡瑗弟子刘彝说先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 (22) 。广泛的人脉及其影响力，使他的学术文化圈具有良性互动之效，同时也为家乡学子出外学习、交流创造了更多有利的机会。王观与秦少游的结交，可作为一个辅证。王观，如皋学子，仰慕胡瑗风范，十几岁时与堂弟王觌被送往苏州拜胡瑗为师，后又千里追随胡师于汴京太学，学业由此大进，兄弟俩数年后相继中进士，同朝为官。王观工于文词，王觌长于吏治，一身正气，传扬安定之风。秦少游，高邮人，少王观15岁，仰慕王观，两人成为挚友。秦少游35岁时为王观母亲作墓志铭，记述了他与王观的关系。其《李氏夫人墓志铭》曰：
至和中，先君游太学，事安定先生胡公。岁时归觐，具言太学人物之盛，数称海陵王君观及其从弟觌有高才，力学而文，流辈无与比者。余时为儿，侍左右，闻而心慕之，愿即见，盖不可得。后数年，二君相继举进士，中第，其试于有司，皆为开封第一。名实既发，所与皆一时之豪。余遂以故人子获从之游。 (23)
秦少游之父元化公与王观兄弟同师从胡瑗，因钦佩王氏兄弟的俊才风仪，而取两王之名以名其子。秦少游心慕王观，借父亲师兄弟的名义结识、结交了王观。可见，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包括同乡关系，在王观等学子的交流、交往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王观、元化公等正因为依托于胡瑗关系而拥有更辽阔的舞台，又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关系，这种良性互动有助于不同文化的交流。当然，这种外延的文化关系，同时会影响到属地文化之中。王观、王觌堂侄王俊乂受叔伯影响，刻苦攻读，终成太学舍试状元。《宋史》称他“与李祈友善，首建正论于宣和间”。学问道德隐然有安定遗风，地方文化的传承在如皋王氏一族中尤其显著。范仲淹的四世孙范公仪偕侄良傅来如皋北乡花源草堂讲学，因钦佩胡瑗先生，遂居此地，欲使安定之学传承不辍。其后，更有“元陈道弘应雷、明何柏斋瑭、孙山甫应鳌，皆卓然以明道为己任” (24) 。虽然当时如皋县尚未附属于通州，但因地域相联，影响也就不同于他州，郡人王应凤曾言：“视有邦厥邻，则安定体用之学可师。” (25) 胡瑗于地方后学之影响，可谓甚大而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