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南通教育的发展
一 五代宋元时期南通官学的兴废
五代十国时期，南通先后属于杨吴和南唐政权管辖。南唐重视文化教育事业，不仅兴办了中央官学，对地方教育事业也大力提倡。《南唐书》载：“南唐跨有江淮，鸠集典坟，特置学官，滨秦淮，开国子监，复有庐山国学，其徒各不下数百，所统州县，往往有学。” (1) 在此背景下，南唐保大十年（952），如皋县重置时就设立了县学，如皋县学遂为南通地区最早的教育机构。
宋代建立之初，即确定了“重文轻武”的战略性国策，在大力发展科举的同时，鼓励地方兴办学校。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普遍重视，地方官学的普及程度有所提高。宋朝的学校，创立之初大多比较简略，多依文庙而建，尔后历经修葺渐成规模。主政南通的地方官员中，不少人对于学校教化的意义颇为重视，上任之后倾心于州学、文庙的修建。太平兴国五年（980）通州知州曾环发现城西南的孔庙，位处低狭之地，不庇风雨，于是择州城东门外平坦之处，建门墙殿宇，塑孔子像，始立州学。同时，通州属县海门、静海也分别建有县学。乾兴元年（1022）通州知州移建儒学于城内，一年而成，主要建筑有大成殿、讲堂、稽古阁，州学、孔庙合建于一处，州学景象焕然一新。此后增建庠门、射亭，基本保持到北宋末。南宋及元初，战乱频仍，江淮一带成兵家争夺之地，州学遭受三次大的兵灾。第一次是南宋绍兴初毁于战火，生徒只能在临时斋舍就读。绍兴二十三年（1153）通判方云翼重建儒学学舍。第二次是淳祐二年（1242）元兵入通州，再毁于战火，仅存礼殿、明伦堂。咸淳元年（1265）州学教授黄焱到任，即大建州学，备学具器用，八年通州静海县人、兵部侍郎印应雷捐资修建学斋。第三次是宋元之际再遭兵灾，元至元十年（1273）通州监郡、知枢密院事卜颜不花和知州郭某、直学罗汶成等捐资重建大成殿。元世祖即位后国家统一，社会逐渐走向安定，多次下诏兴学，被战火燹毁的学校得以重建。由州学之兴废，可略见南通地方官员对于教育的重视。
事实上，宋代通州州学的生员人数并不多，由南宋时学宫毁于战火时，知州康渊拿出私奉在城西购置临时斋舍安置生徒一事，即可窥见一斑。当时的士子普遍重视科举应考而不注重学校，因此才有了庆历年间范仲淹、熙宁年间王安石、崇宁年间蔡京等人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的设想和尝试。庆历时规定士子须在学校三百天方能应举，王安石则以三舍法取士，蔡京干脆以学校取代科举。这些兴学措施虽未能长久，却多少助推了南通古代学校教育的发展，通州借此机会成为“利市州”而名扬天下。同样为了使学校教育获得稳定发展，北宋逐步建立起稳定的教育经费制度，主要有助学钱和学田。助学钱是由朝廷或地方政府直接拨给学校，资助的形式有钱、粮两种，按人头分配。学田主要来源于朝廷赐田和官府拨田，也有少量个人捐田。熙宁四年（1071），朝廷遍给诸州学田十顷，确立宋代教育经费的基本制度，并为后世所沿用。
二 明清时期南通教育的兴盛
明清两代统治者较以往更加重视学校建设，明太祖朱元璋认为：“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 (2) 洪武二年（1369）即诏令各府、州、县设立学校，并把学校与科举紧紧联系在一起，建设力度之强、成果之大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首屈一指的。一方面，明代的地方学校通过制定学规、规范教学内容、举行乡饮酒礼、祭祀孔庙等途径，不断发挥其社会整合与思想教化的功用，成为中央政府管控地方社会的重要依托。另一方面，完善学校体系，并使之归入到科举体系之中，使成千上万的学子走上“科举必由学校”的进身之阶，完全改变了宋元时期科举取士抑或是学校取士的纷争。学校成为储才以应科目的场所，科举兴则学校兴，在科举、学校一体化的基础下，南通古代教育迎来了它的兴盛时期。
（一） 州县学的发展
1. 学宫的兴建
明代于学宫屡有修缮、重建与增扩。洪武二年知州熊春首先进行了修缮，正统年间知州刘復等人捐资，对殿堂斋庑门亭等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整修。天顺、成化、弘治皆有不同程度的修缮扩建。正德九年（1514）郡守蒋孔晹重建戟门及名宦、乡贤二祠。嘉靖年间，分别于二年、四年、九年、二十一年、三十二年五次进行维修新建，增加了号舍、敬一亭、志道堂等。隆庆、万历到明末又不断修补整新，整座学宫布局严谨、功能齐备，形成了以棂星门—戟门—大成殿—明伦堂—尊经阁为中轴线、东西两边井然配置的宏大建筑群。清代各朝，州学建筑又多有维修，但主体结构及其功能依旧保持明朝的基本格局。
如皋县学，元末毁于兵火，明洪武三年（1370）知县谢得民重建明伦堂、东西两斋。正统七年（1442）增建棂星门、两庑讲堂。明嘉靖十九年（1540），巡盐御史吴楼、焦琏，知县黎尧勋迁建于旧县学东，大肆整修，建文庙、大成殿、明伦堂、斋馆、号房、射圃等，县学面貌为之一新。明清两代，先后进行60多次修缮、扩建，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学宫建筑。
海门县学明清时期多次迁移。明初知县徐伯善重建县学，洪武年间即为江涛冲毁，永乐、成化朝多次重建。正德九年（1514）县学与县治一同迁往通州余中场。嘉靖二十四年（1545）海门县迁往金沙场南，知县江执又新建县学。清康熙十一年（1672）因海潮侵蚀城圮，海门裁县划归通州，县学随之废置。乾隆时期，海门复涨，于嘉庆十七年（1812）建海门厅学。南通州县学，直至清末科举告废时方结束。
2. 学宫教学规模
明代由学正一人主持州学学务，训导三人辅助学正，掌管教化、诵肆之事。清代设学正、训导各一人。县学由教谕一人主持，训导由二人改为一人。州、县学以儒家经典及史书为生员主要学习读本，如《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通鉴》《朱子家训》等，清代增有《明史》《孝经衍义》等。
学宫有颇为严格的学规。洪武年间明太祖多次颁布学校禁例，不许在学生员交结地方官员，禁止生员对“军民一切利病”发表言论。十九年颁布的《御制大诰》，被列为学校的必修课。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皆有圣谕、禁例颁布，常常以碑刻形式立于学宫，以晓示生员。通州州学明伦堂北面的敬一亭中，立有五块碑，御制卧碑两块，敬一箴、范俊心箴、程颐四箴各一块，主要为圣谕广训和劝学箴言。地方官员和学官也不时集聚师生，宣讲戒律和学规。
明清两代，对地方府、州、县学的入学人数皆有定额限制。明代，通州州学在籍廪膳生30名，海门县学、如皋县学各20名，每人每月可享受国家廪米6斗。宣德三年（1428）增添了增广生的名额，数量与廪膳生等同。正统十二年（1447）复增附学生员，无定额。据《通庠题名录》记载，明代通州入学人数共计2069人。 (3)
清代略有变化，分为文生员和武生员。文生员岁科入学额，顺治十五年（1658）通州、如皋定为15名，海门4名。康熙十一年（1672），海门县境日蹙并入通州，县学废而学额保留。康熙二十八年（1689）通州20名，如皋16名。雍正四年（1726）增额至通州25名，如皋22名，海门10名。同治年间，因捐助军饷银，通州、如皋各递增10人。除此以外，不定期增加灶籍名额。到光绪年间，通州为36名，静海（指海门）10名，如皋32名。 (4) 遇到国家庆典，则临时另加名额不等，如顺治、乾隆即位时，皆加通州7名、如皋5名、静海3名。武学生入学额，康熙朝定通州15名，如皋12名、海门6名。雍正朝通州17名，如皋13名、海门6名。同治年间因捐助军饷银，通州、海门各递增10人。
据统计，清代州学入学文生员共计4803人，如皋县学文生员3471名，另有海门静海乡文生员1583人。三者相加，清代通州文生员达9854人。③
此外，州学还负有按定额贡选生员入国子监的职责，贡选名单送于学政官，经院试合格者入国子监，不中者遣还。明代南通常规岁贡，洪武年州学从一年2人，改为二年3人，县学岁贡1人。正统六年（1441）更定州学三年2人，县学二年1人。弘治、嘉靖间，定州学二年3人，县学岁贡1人。此后遂成定制，终明未有更改。清代顺治二年（1645），州学岁贡是三年2人，县学为二年1人。康熙元年（1662），定州学二年1人，县学三年1人。康熙八年恢复旧例。由州县学生员入选国子监者，称为监生，可以直接授官，直接参加乡试。此外，尚有拔贡、优贡、恩贡、例贡和副贡等，亦可入监。
3. 学宫学田
通州州学置有学田，收入多作州学经费。清初有上、中、下学田233.1亩，下草田80.8亩，学田所收租米折征银140.3两。 (5) 乾隆年中坍没199.5亩，其后络续补充，到嘉庆十三年（1808）又拨补滩田80.3亩，共有学田366.1亩。官府对州学也有定额补贴，嘉庆十四年用于州学开支银约359两，约占实征税银4.26万两的0.85%，州学30名廪膳生粮银118.66两。
明代天顺八年（1464），如皋县学教谕周鼎置学田181.6亩，嘉靖三十九年（1560）知县童蒙吉增田273.9亩。康熙三年（1664）开垦学田129亩，学田共计582.5亩。 (6) 同治年又增加学田233.5亩，年租银增加147两多。明嘉靖十四年（1535）用于州学开支银约267.5两，约占实征税银2.35万两的1.14%，县学20名廪膳生粮银80两。
（二） 书院的发展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多由私人创办和主持，将图书的收藏和校对、教学与研究合为一体，是独立于官学之外的民间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书院之名始见于唐朝，五代之白鹿洞书院最负盛名。宋代随着理学的发展，各地书院逐渐兴盛，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徂徕书院等号为四大书院。南通最早的书院亦出现于宋代，目前最早见于记载的是通州的紫薇书院。据明万历《通州志》记载：“紫薇书院在州西北光孝塔右，今遗址四水尚存。” (7) 已知的宋元时期南通的书院，如王尧明书院、丁天锡书院，多是家塾类的教育机构。
明清两代是南通书院最多的时期，且多由地方官府设置，实际上具有半官半私的性质。明代通州有铁渠书院、通川书院、崇川书院、忠孝书院、五山书院，如皋有安定书院和修篁书院，海安有风山书院。明代南通书院多在曲折中存废、发展，除石港忠孝书院外，一般设置的时间都不长。从实际情况看，办学层次低，以生童教育为主，甚少学术研讨活动。书院不属于学校科举的系统，学生不是生员，非经行省提学官司考试录取，不得进入州、县学。明末，江西开始出现由书院直接保送若干学生参加乡试科考，书院遂逐渐纳入科举制度中，开始向考课式转化。
清代时今境域内有书院14所，通州6所，海门厅1所，如皋5所，海安2所，多数是在乾隆年间及其以后创办。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通州的紫琅书院、文正书院，如皋县的安定书院和海门厅的师山书院。 (8) 紫琅书院在州治北盐义仓后，乾隆十年（1745）知州董权文建，同治十一年（1872）知州梁悦馨重修。文正书院在石港场，康熙三年（1664）盐运判杨鹤年重修忠孝书院，改名文正书院。道光二十年（1840）、咸丰六年（1856）运判赵祖玉、沈炳先后重修。如皋安定书院，位于县治东北隅，初名雉水书院，乾隆十二年（1747）知县赵廷健设置，道光元年（1821）知县托克托布率绅士胡萱生等人重修，遂改名文正。海门师山书院在学宫西，嘉庆十四年（1809）同知刘平骄主持创建，由士民捐资赞助，共耗银一万多两。另外，明道书院设在泰州海安城（今属海安县），乾隆四十年（1775）“监生程旭捐资创建，四十五年改为书院”。守正书院在东台县角斜场中街（今属海安县），光绪十四年（1888）盐场大使唐如峒等筹款建立。 (9)
清代书院保持有讲学惯例，紫琅书院先后聘请吴坦、萧之礼、王曾翼来院讲学，但多数书院已向考课转化。每月在书院读书的生员及未入学的童生均需参加考课。考课分官课及师课两种，官课由州、厅、县官主持，师课由书院山长主持。每月官课一次、师课两次。课卷由官、师评定，生卷分超等、特等、一等；童卷分上取、中取、次取。考试名列前茅者可获得奖励。此外，书院置有田产，其收入用作书院经费，在书院读书的生童可获得定额补助，民间也多有人士出资助学。
（三） 其他教育的发展
明清时期的国子学、府州县学是较高等的教育机构，书院兼有高等教育与初等教育的性质。与此相比，社学、义学、私塾属于初等教育程度，基本处于蒙学阶段。而家学则相对复杂，具有综合性。随着南通地域地位的提高和政治经济的发展，上述教育类型在明清时期皆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和发展，对南通地区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1. 社学
社学是建于乡镇的基层学校，其设立始于元代。明代是南通社学发展最为兴盛的时期，初期多由政府设立，是明代基层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洪武八年（1375）始令有司更置社学、导民善俗，正统、成化、弘治、万历时期，亦多次下令各地设立社学，不但在乡村地区设置，城镇坊厢也需设置。
社学选择通晓经书的文人为教师，一般招收8—15岁的儿童入学，县学中被降等“发社”的生员也在社学中读书。在进行蒙学知识的启蒙教育外，讲授御制大诰、本朝律令和冠、婚、丧、祭等方面的礼仪，目的就是要教化百姓、整肃民俗。
明朝通州城有社学七所，分布在各坊之中。海门县有社学两所。通州盐场金沙、石港、余西、余东、西亭、吕四等均有社学。如皋县古代社学比较多，明洪武八年时达84所，后时有减少。嘉靖三年（1524）社学15所，万历十五年（1587）社学7所。今海安县的角斜及旧场乡、如东县的栟茶镇，清朝属东台县，均为盐场，也建有社学。社学大都置有社田30—50亩，收入用作办学经费。相比较而言，设在盐场的社学反而办得更好，如余西盐扬社学，建有社学大门、学舍、大殿、更衣所等处，盐场大使负责维修，时不时还增加些田租银助学。这是因为盐场教育机构少，地方士民有较为强烈的要求，盐运分司也具有这样的经济实力。
明代官方兴办社学的同时，鼓励民间自办社学。官办社学之初，有的强民入学，甚至上下其手，从中渔利，出现了“有司扰民”的情况。洪武十六年（1383）明太祖下令：“民间自立社学，延师儒以教子弟，有司不得干预。” (10) 即民间有力者亦可兴办社学，经费遂由社会、社田出资或地方绅民捐资，以减轻地方官府的负担，形成了官办为主、民办为辅的基本状态。明中叶后，由于经济负担问题，加上地方官吏又都不重视社学，听任自生自灭，未能形成完备体制的社学教育逐渐衰落下去。
清初统治者力图振兴社学。顺治九年（1652），清廷下令全国建立社学，要求每乡设立一所社学，着手恢复明代前期初等教育体制。雍正元年（1723），清廷再次下令各地设置社学。南通的部分社学得以重建，如乾隆时余西场重建，海安角斜社学移建，同治时余东场社学重建，但社学规模远不如明代兴盛。
2. 义学
义学为古代民间捐资或地方公款出资而设立的学塾，亦称义塾。义学以贫寒家庭的子弟为主要教育对象，实行免费授学。所教内容大多只是生活中基础实用的常识，以识文断字、算账出据为主要内容，以敦教风化为主要目的。明代社学兴盛时，义学地位并不突出。随着社学衰落，义学开始兴盛。义学本身与社学性质相近，因此通州金沙盐场大使遂把社学改建为义学。在清朝，通州城内、属县各地都有分布。通州城内有义学9所，乡下有多所；如皋县义学有11所；海安镇有义学2所。道光二十四年（1844）海门厅同知周维新捐置义塾8所，实际上是官办义学。民办义学则由捐田、捐银、捐房等维持。清代通州义学取代社学，成为地方基层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3. 私塾
私塾为旧时私人创办的学塾，它主要有两种形式：一为有钱人延请塾师于家，付给酬资，管其食宿，用以对子弟及族人子弟讲课，即坐馆。一为塾师自己在家中设馆教学，即门馆，对愿意入学的学童收取学费，远方来学需要住宿的可“寄读”。相对社学、义学而言，私塾带有鲜明的收费授学的色彩，兼具蒙教和举业性质。
明清时期私塾教材一般以《百家姓》《三字经》《千家诗》及《幼学琼林》为主，较高级的经馆也讲授《四书》《五经》及古文、唐诗等。私塾在古代是重要的教育方式之一，明清时期南通私塾遍布于广大的城镇乡村。例如，清末如东栟茶一地就有私塾100多所，掘港市镇内就有27家。官办的社学、义学等常因管理不善，经费不支而不能满足儿童入学之需，对大量儿童进行初等教育的还是私塾。清代已出现专门以私塾为业的家族，通州西亭宋氏以私塾传家而闻名。清末状元张謇自5岁起入邻塾读了七年的蒙学，12岁时其父聘请西亭秀才宋蓬山先生上门，“延师于家”，读了两年多的家塾，已能作诗文、成制艺。宋老先生去世后，张謇遵父命，到西亭复从宋蓬山侄子宋琳为师，“宿膳其家”。16岁应院试，取中二十六名附学生员。同治九年（1870），仍从学于西亭，科试取得一等十六名， (11) 成为一名秀才。经过13年的私塾学习，方才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清朝末年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各种旧学也先后停办，唯有私塾经改良后一直存续到20世纪50年代。
4. 家学
家学是“以私家藏书、经典家授、家教训示、家风传承、家族谱牒为质素要域的家传之学” (12) 。中国传统家学起源很早，东汉时已渐成风气。宋元后江苏境内家学兴盛，南通地区也不例外。早在北宋时期，如皋就出现了一门六进士的王氏家族。明清时期文化世家甚众，其中著名的有如皋的冒氏家族和通州的范氏世家等。家学得以形成，一是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撑，二是需要文化持续地传承。
如皋冒氏家族自元末迁至如皋，明代中后期逐渐走向鼎盛，历经清代，余绪直至近代。数百年间，冒氏家族祖孙绵延，或从政为官或治学著述，大多雅善诗文，出现了许多颇具影响的文人学士，如冒愈昌、冒梦辰、冒梦龄叔侄兄弟三人，冒起宗、冒襄、冒禾书、冒丹书祖孙三代四人等等。其中冒愈昌以诗文名震一时；冒辟疆以文章气节名噪当时，有“淮海维扬一俊人”之美誉。
南通范氏世家是指宋代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之次子范纯仁的直系后裔，从明朝嘉靖年间的范应龙直至当代范曾，历经明、清、民国而至今共450余年，诗文传家，薪火相传十三代。当代国学大师钱仲联对南通范氏诗曾作如是评价：“清代惜抱大桐城古文之派，以迄今日，厥传未绝，南通范氏其执吟坛牛耳者哉。”“不惟中国文学史之所仅见，亦世界文学史所未闻。四百年中，名人相望，大师辈出，陶钧鼓铸，涝沛成气，兀为中国文化史之奇迹。” (13)
这样的家学，对一个地区好的学风的形成，产生了良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