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业与南通地方文化
南通因盐而兴，从西汉初年开始就已有先民在此从事盐业生产，之后伴随着南通陆地的逐渐生成、扩展，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不断迁入今南通地区，南通盐业因之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全国重要的产盐区。在长期的海盐生产过程中，来自各地的盐民共同生产，共同面对困难，逐渐形成一个整体，其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也逐渐相互融合，在南通地方文化的发展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一 压迫侵略与盐民的抗争
（一） 压迫剥削与盐民的反抗
中国古代，以盐谋生的劳动人民生产极为艰苦，对此历代文献皆有描述，如北宋文学家柳永在其《鬻海歌》中所描述的：“周而复始无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驱妻逐子课工程，虽作人形俱菜色。”再如元人陈椿在《熬波图》图咏中所说：“男子妇人，若老若幼，夏日苦热，赤日行天，则汗血淋漓；严冬朔风，则履霜蹑冰，手足皴裂，悉登场灶，无敢闲惰。”盐民作为基层的盐业生产者，受到层层剥削，生活十分困苦，一遇变故，极易破产。同时，盐业事关国家税收，历代政府因之不断强化对盐业的管理，一些政策的制定和实行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盐民的负担。生活的压力，加之政府、盐商的种种压迫，使得盐民不堪重负，激起了盐民的反抗。
就通州而言，盐民暴动事件时有发生，不胜枚举，其中较为典型的事例，如元代后期，泰州白驹场盐民张士诚兄弟发动起义，获得了包括通州所属掘港场在内大量盐民的积极响应。元至正十三年至十六年（1353—1356）间，起义军先后攻占泰州、兴化、高邮、通州、常熟、平江（今苏州）等地。其间，免征灶户税赋，深得人心。明弘治年间，通州所属各盐场盐户受生活所迫，大量逃离。崇祯三年（1630），通州、海门灶民不堪忍受官府的苛政，揭竿而起，波及整个通州城。举人明万里、苏如轼也乘机发起反对通州恶劣士绅的市民暴动，后为狼山镇标王扬德所镇压。清顺治二年（1645），清兵攻取扬州，为镇压反抗，屠城十日，引起极大反感，抗清运动此起彼伏。同年，王耀以无生教号召盐民数万人于掘港场、马塘场起兵抗清。虽遭镇压失败，但其残余力量退居海上，与东南沿海渔民、盐民结合，继续坚持反清复明的斗争。清末，为反抗地主对盐民的压迫和剥削，掘港场曹埠盐民自发组成“齐心会”，长期组织盐民活动，维护盐民利益。民国初年，南通沿海兴起废灶兴垦，灶民一时面对失业、迁居和生活无着的状况，抗争事件屡有发生。加之政府财政拮据，以盐税为抵押与列强签订“善后大借款”，对盐业的剥削日益加大，盐民压力进一步加大，与政府摩擦不断。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虽名义上废除食盐专卖，但实际上盐业仍为家族和官僚势力掌控，盐民的压力并未得到实质上的缓解，盐民的斗争也从未停止。
（二） 外来侵略与盐民反抗运动
南通地处沿海，世代以煮盐为主要产业，人民与外界来往较少，生活相对闭塞。北宋王辟之谓：“通州南阻江，东北濒海，士大夫罕至，居民以鱼盐自给，不为盗，讼希事简。”仕官于此者“最为优逸”，是故士大夫称通州为“淮南道院”。 (70) 虽不免有夸大之嫌，但却大致描绘出通州虽然贫瘠穷苦却安定祥和的整体社会风貌。“南阻江，东北濒海”的通州，自古少有外来侵略。明代的倭寇入侵和近代的日本军国主义入侵是南通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两次外来入侵。在抗击外来侵略的过程中，盐民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明嘉靖年间，通州境内屡遭倭患，通州沿海各盐场倍受侵扰，当地盐民奋起反抗，抗击倭寇，保卫家乡。其中，余西场的盐民曹顶愤然应征入伍，发动盐民，组织抗倭，直至战死沙场，成为著名的民族英雄，直至今日，南通人民仍世代不忘曹顶的功绩，设祠祭祀，香火极盛。
1938年3月17日，南通沦陷，进入了漫长的抗日战争时期。南通人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与日本侵略者斗智斗勇，演绎出一部可歌可泣的抗争史。其中，盐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39年，国民党抗战支队政工队派出海滨工作组，深入如皋苴镇（今属如东）一带盐区宣传抗日，动员组织盐户中的积极分子组建了“盐民抗日协会”，简称“盐抗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盐民抗日自卫武装——“如皋盐民自卫队”，发动盐民开展反抗压迫的斗争。194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掘港、吕四一带盐民和长、短工，先后又成立了灶民抗日协会（简称“灶抗会”）和工人抗日协会（简称“工抗会”）等。这些组织的先后建立，对保障盐民利益，发展人民民主政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 盐业与南通的地名
伴随着南通的成陆过程，一批批移民来到这里，以盐业作为最主要的产业，并以与盐业有关的名称来给所在的地方命名。至今，从南通的地名中，仍能感受到南通与盐业的不解之缘。
（一） 盐的产销与南通地名
盐的产销主要包括盐的生产、仓储与销售，与之有关的名称主要有盐、灶、墩、仓等。其中，直接以“盐”为地名的如当今如东县的“盐村”“邻盐”等等。“灶”是盐民用以煮盐的设施，今南通地区以“灶”为名的地方还有很多，如如皋市的“十灶”“羌灶”；通州区的“姜灶”“秦灶”“袁灶”；海门市的“东灶”等；如东县的“古灶”“双灶”“何灶”，等等。“墩”是盐场为避海潮而筑，并在其上制盐的高墩，今如东县的“古墩”“钱墩”“太平墩”等地名均缘于此。“仓”是用以屯盐的库房，仓与仓之间有河道相通，方便运输，今南通城南的“盐仓坝”即与之有关。
（二） 盐业管理机构与南通地名
中国自古重视盐业生产，历代政府对于盐业的管理都十分重视，并传承有序，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体系复杂的盐业管理系统。盐业管理机构的名称，历史上多有变化，以南通而言，与当今地名有关的主要有“亭”“场”“团”“总”“甲”等。“亭”和“场”最初都是古代盐民制盐所在之地的名称，唐代设置基层盐务行政机构，大者设场，隶属盐监，场下设亭。“场”和“亭”后均被沿用为地名，如今通州区的“西亭”“正场”；海安市的“西场”“旧场”；如东县的“晒盐场”；如皋市的“盐场子”，等等。“团”源于宋代开始实行的团煮制度，即盐户分散制卤，聚合煮盐之所称为“团”，每团辖数“总”（灶丁聚集生产的单位），每总有灶丁20—30户不等。今南通尚有通州区的“五总”“十总”；如东县的“八总庄”“九总庙”“十四总”“十八总”；启东市的“念总”（“念”为“廿”的谐音），等等。“甲”为盐场内基于灶丁人户划分的行政组织名称，源于宋代在盐区实行的保甲制度，每3—10灶编为一甲。今天南通地名里也不乏以“甲”为名的，如启东市的“二甲”“三甲”“十甲”；海门市的“四甲”“六甲”，等等。
需要说明的是，一些原为盐业产销的场所或工具的名称，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化为盐业管理机构的名称。如上述之“亭”“场”，再如“灶”，在民国时期演化为盐场境内基层行政组织的名称，称为灶区，并编有序号。
三 盐业风俗的形成
南通地区的发展与盐业的发展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对南通地区民间风俗的形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南通的成陆过程中，由于生存需要、躲避战乱、政府强制等等多种原因，大量人口不断迁入今南通地区。北宋大观四年（1110）通州知州朱彦所作《海山楼记》谓：“其地潟卤而瘠，无丝粟之饶；其民苦窳而贫，有鱼盐之利。” (71) 盐业作为古代南通的支柱性产业，吸收了迁徙到此的多数人口。南北各地人口汇聚一处，南通地区从相对封闭逐渐走向多元融合，形成了多元特色的南通盐业风俗。
（一） 盐民的组成结构
自西汉初年始，今南通地区便不断有移民迁入。具体来说，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西汉初年，吴王刘濞招致“天下亡命”，在此“煮海为盐”。（2）东晋以后，北方战乱，人口大量南迁。（3）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唐代此地已形成多处沙洲，“上多流人，煮盐为业” (72) 。中唐以后，官府正式登记，编入专门户籍，称“亭户”，专事盐产。（4）五代十国，北方战乱，大批人口向南迁徙。（5）北宋初年，将判死刑获得宽恕免死的罪犯发配到东南沿海地区强制从事盐业生产，为后世沿袭。盐业人口有确切统计数字始自宋《太平寰宇记》记载，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海陵监所管八处盐场有煎盐亭户718户，煎丁1220人；利丰监所管八处盐场有煎盐亭户1342户，煎丁1694人。 (73) （6）元朝沿袭宋制，发配罪犯到盐场煮盐。从相关记载判断，前期主要为北方人口的南迁。
明代，通州又经历了几次大的人口迁入，主要来自江南。明初，朱元璋从苏州、松江、嘉兴、常州一带一次大规模征发迁徙民户8000余户，计2.4万余人，到苏北各地盐场从事盐业生产，史称“洪武赶散”。对于此事，清康熙《两淮盐法志》也做了记载：“灶民率多吴民。相传张士诚久抗王师，明祖怒其负固，而迁恶于其民，摈之滨海，世服熬波之役以困辱之。噫，亦甚矣！”洪武十四年（1381），规定将福建、广西的罪犯发配两淮从事煎盐劳役。洪武二十三年（1390），淮南遭遇潮灾，淹死淮南灶丁3万余，明政府又征发大批江南民户到淮南盐区，以补充盐丁人数，特别是受灾最严重的吕四、掘港二场，至今民间仍有“四姓重开掘港”和“七姓重开吕四”的说法。燕王朱棣起兵南下攻打南京，为避战祸，苏州一带居民大批逃往江北，其中一部分流移到了淮南各盐场。清末，太平天国起义军攻至长江流域，江南一带人口再次大量迁往江北。
在人口迁徙的过程中，形成了南通人口的基本结构，即主要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流民（包括发配至此的罪犯），分成灶户和民户，以及随之而来的从事盐货运销的商户，还有到此担任守边屯戍任务的军户。
（二） 南通盐业风俗
如上所言，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全国各地迁徙而来的人口构成了南通的盐民群体，他们所带来的各地文化在此汇聚、融合，并在长期共同的盐业产销活动中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南通盐业风俗。正如明嘉靖《两淮盐法志》所载：淮南“诸场错列扬楚间，区分域限，风异气殊，盖至赜而弗齐矣”。
首先，南通盐民大部分来自“流民”，即流离失所之人，到南通后从事制盐，不辞劳苦，为的是谋得安生，因此，形成了勤劳俭朴、安分守己以及相对保守的风气。正如通州旧志所谓“令适百里，非裹三日粮则费然返”“俗近古，无躁进之心”等等。 (74) 成稿于清嘉庆年间的《两淮通州金沙场志》描绘了金沙场盐民的生活面貌：“金沙民灶杂处，半属侨寄。大约俗尚勤俭，喜质朴，好弦歌；男耕女织，不事奢华。” (75)
其次，南通盐民就海制盐，常常遭受风潮灾害，在与大海的长期交往中，盐民形成了对大自然强烈的敬畏心，海神崇拜十分普遍。同时，对于在灾害防御中有突出贡献的人士也十分崇敬，往往立祠祭拜。通州旧志中记有“俗尚鬼，喜迎神赛会”，《两淮盐法志》中也有“海俗尚鬼”的记载。③甚至官方还谕令祭祀江海神灵，如明正德十一年，“有谕祭江海神”，景泰七年，“有祭告大江神”， (76) 等等，更进一步加深了民间的神灵崇拜。当今南通，有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称为“僮子戏”，即是傩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77) 同时，由于实际需要，盐民中逐渐产生了诸多谚语，内容丰富，涉及天气、潮汐等等，以指导盐民的日常生产。在长期的生产交流中，逐渐成为各盐场盐民生活的一种独特的习俗。
其三，一部分到南通从事盐货运销的商户，对南通的地方风气演化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据明嘉靖《两淮盐法志》所载：“四方弊贾操其奇赢，往往游荡场肆间，乘坚策肥，履丝曳缟，以涂眩愚氓之耳目。鼓扇撼摇，辄相则效……至贫者亦呰窳偷生，而亡积聚，得百钱即醵饮沾醉，仙仙舞衢巷间，然尤好博，呼卢夺雉，多贷以为乐，即一掷倾其产弗惜焉。邹司成有言，‘淮扬俗侈，蠹之自始’，非污也。” (78) 显然，在官方看来，盐商是导致各盐场风气败坏的罪魁祸首。
其四，盐民倚海制盐，虽辛勤劳作，然层层盘剥而致生活贫苦，盐民多希望自己的子弟能出人头地，改变家庭面貌。一部分由文化相对发达地区迁入南通的盐民十分重视子弟的培养，而后渐成风气。明嘉靖《两淮盐法志》说：“士多奋起于科第……虽愚如卤丁，亦知有所谓贤圣，歆羡之，而不敢亵。” (79) 崇文重教的风气由是逐渐形成，为南通成为文风兴盛之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此外，南通地方戏剧的多元是南北方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反映。当今南通，传统戏曲作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普遍分布于南通各地。南通人对戏曲的热爱十分广泛，清同治、光绪年间，金沙即已组建起传授昆曲的“古沙曲社”。 (80) 昆曲流行于江南苏州、无锡一带，是江南移民遗风在南通流传的一种表现。南通人也十分热衷于京剧，在今通州区、如东县、如皋市等地十分流行，其中，通州区石港镇和如皋市白蒲镇还被文化部命名为“京剧之乡”。京剧在南通的流行是北方移民文化在南通生根发芽的一种反映。黄梅戏、越剧也在南通各地民众中广泛流行，这与明清时期南通盐商多数来自徽商和浙商（主要是宁波人）不无关系。
南通盐民来自大江南北、全国各地，各地风俗杂处一处，却能相容并包，逐渐融合而成当今南通南北特色兼有，开放包容的鲜明风貌。
四 盐业与文艺创作
（一） 盐业与文学作品
盐业事关国计民生，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历代文人也多有关注。就南通而言，历代志书存目即不下数百种，特举其中最为典型者概述如下。
北宋中期，通州利丰监盐官陈晔著《通州煮海录》，记述西亭、丰利、金沙、余庆、石堰等五所盐场制盐工艺，是迄今为止所知中国最早的盐业科学技术专著。有学者称其“堪称中国最早的地方专业志著作，但此前和此后漫长的历史时期都未曾出现专门的盐业志书留存” (81) 。清康熙年间，掘港场贡生吕清著《太平盛世》一书，论述两淮盐法杜私救弊之策。南通古代盐业发达，但由于长途运盐，风险常伴，十分不易，这一情况在一些文人的作品中也得到了反映。如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运输淮南盐的船只在仪征批验盐引所江面失火，烧毁船只130只，船民焚溺而死者1400余人，著名文学家汪中有感于此，作骈文《哀盐船文》，对此事进行了详细描写，表达了自己的哀思。清宣统二年（1910），实业家张謇所著《张季子说盐》一书由通州翰墨林印书局出版，一时风行全国，对当时的盐政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着南通盐区教育的不断发展，文人渐多，加上出游至此，以及到此担任官职的文人，产生了大量记录南通历史人文的诗作。据统计，仅州县旧志存目的诗集就达百余种，其中与盐业有关的不在少数。如宋代文天祥《卖鱼湾》、元代陈基《通州》、明代沈梦麟《余中场》、清代林阆《同阮相圃游栟茶场洋南灶》、张謇《观日本味埜村盐田》、民国时期徐一瓢《煎丁（二首）》，等等。乾隆年间，通州人曹星谷辑录了金沙场文人的诗歌作品，编成《古沙补巢集》。
另外，记录于各代《两淮盐法志》《通州志》以及县志等各种文献中的历代碑记，如《修狼山巡检司记》《修捍海堰记》《掘港场范文正公祠记》《石港察院记》《栟茶场五贤祠记》《重修金沙场北山庙碑记》《申豁通州铺户领盐碑》等等，其中也有着大量与南通盐业有关的内容。
（二） 盐业与民间艺术
盐民聚集于盐场集体劳动，为了协调动作，同时愉悦身心，逐渐形成了盐区特有的歌谣形式“号子”，根据生产环节不同，又分为“车水号子”“耥灰号子”“挑灰号子”“打卤号子”“搀盐号子”等等，往往一人唱，百人和，场面颇为壮观。至今，“号子”仍在南通的一些盐民中流传、发展。20世纪80年代，启东三甲乡文化站彭裕坤先生对长期流行于当地盐民中的生产号子进行了搜集、整理，并加以改编、润色，使之焕发出新的生机。
在长期的生产中，历代盐民还创作了大量民歌、民谣，成为反映历代盐民生产和生活面貌的重要史料。由于为民间创作，未有成集，今大多散见于各类旧志，经南通地方上一些热衷于民间文化的学者多方搜集，业已取得了一些成果。 (82)
(1)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3267页。
(2)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六十《吴王濞列传》，第2822页。
(3) 运河西起扬州茱萸湾，东通海陵仓，直达如皋蟠溪，当时称邗沟（非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沟通长江、淮河之邗沟），后称运盐河，为旧通扬运河前身。
(4) ［明］童蒙吉修，谢绍祖等纂：嘉靖《重修如皋县志》卷一《疆域·山川》，第41页。
(5)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第2565页。
(6)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五十四《食货志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78页。
(7) 墓志1971年在当时的南通县陈桥乡出土，现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于南京博物院。“唐”即为五代十国时期李昪在江南建立的政权，史称“南唐”。墓志铭文表明了“徐夫人”丈夫为“吴兴姚公”。志文内容共30行，每行37字，约1100字。该墓志无论是时间，还是内容，均为南通史上罕见，是了解五代十国时期南通地区历史的极其珍贵的史料。
(8) 墓志1990年出土于南通市新桥四村二十二中校办厂所在地，现收藏于南通博物苑。该墓志全称为“唐故静海指挥部知兵马使兼监察御史冯翊姚公墓志”，墓志记载了姚锷的生平，包括姚氏家族、生平大事等，是研究五代十国时期南通历史的又一珍贵史料。
(9) ［元］脱脱等纂：《宋史》卷二百七十，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264页。
(10) 参见张荣生编撰：《南通盐业志》，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114页。
(11) ［元］脱脱等纂：《宋史》卷一百八十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38页。
(12)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一《庆历三年六月甲辰》，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388页。
(13) 参见张荣生编撰：《南通盐业志》，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114页。
(14) ⑤参见严崇明、苏远明主编：《南通经济发展简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页。
(15) ［意大利］马可·波罗口述，［美］曼纽尔·科姆罗夫英译，陈开俊、戴树英、刘贞琼、林键合译：《马可波罗游记》，第168页。
(16) 另有今如东境内的角斜、栟茶两场，归属泰州分司。
(17) 《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230页。
(18) 参见张荣生编撰：《南通盐业志》，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页。
(19) ［清］单渠等编：嘉庆《两淮盐法志》卷二十七《场灶》，同治九年扬州书局重刻本。
(20)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编第75册，（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471页。
(21)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49页。
(22) 参见张荣生编撰：《南通盐业志》，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195—196页。(https://www.daowen.com)
(23) 张謇：《整顿垣章禀场立案文》，《张謇全集》第1册，第47—49页。
(24) 张謇：《致同仁泰盐业公司股东函》，《张謇全集》第2册，第253页。
(25) 张謇：《致两淮运司函》，《张謇全集》第2册，第197页。
(26) 参见张荣生编撰：《南通盐业志》，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116页。
(27)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五十四《食货志四》，第1378页。
(28) ④［宋］乐史撰，王文楚等校点：《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第2569页。
(29) 今南通市博物苑有收藏展示。另外，南通地区的通州、如东、海门多次发现盘铁，如通州区的观河乡、金西乡、唐洪乡等。这些盘铁，厚约10厘米，形状有三角形、半圆形等，每块重量约一两百斤不等。这些铁盘的重量显然与官方所制相差甚远，应为民间自制，反映出民间煮盐的兴旺。
(30) 参见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1) 板晒即铺设晒盐板，底下用砖或石垫高，将盐卤用木勺舀到晒盐板上，至卤面与板框平口略低为止。经阳光曝晒，板底出现颗粒结晶，再用木板扒刮，使之聚集成堆，便于收集。滩晒则顾名思义，在海滩就地开辟盐池，引海水入池，就地晒为盐晶。
(32) ［清］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七十六，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234页。
(33) 三种方法中，以煎盐法所制之盐颗粒为细，称为小籽盐或火盐；板晒法所制之盐居中，称中籽盐；滩晒法最粗，类似池盐，习称大籽盐。
(34) 参见张荣生编撰：《南通盐业志》，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21页。
(35)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六十《吴王濞列传》，第2822页。
(36) 事实上，不仅盐商如此，盐民亦不受州县管辖。《新唐书·食货志》中说：“盐民田园籍于县，而令不得以县民治之。”参见《新唐书》卷五十四《食货志四》，第1379页。
(37) 参见张荣生编撰：《南通盐业志》，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208页。
(38) 同上书，第209页。
(39) ［日］圆仁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40) 参见张荣生编撰：《南通盐业志》，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41) ［元］脱脱：《宋史》卷一百八十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43页。
(42) 参见张荣生编撰：《南通盐业志》，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43) 同上书，第18—19页。
(44) 据南通博物苑官方网站报道。“砠”为秤量食盐的专用器具，其作用类似于天平的砝码。石砠为鼓形，腹侧分别阴刻书“大咸官盐栈”“民国乙亥年置”“南通金通盛造”和“较准市砠壹佰觔”。其中，“民国乙亥年”为1935年。“较准市砠壹佰觔”中的“觔”是“斤”的异写字，1934年，民国政府颁布了《度量衡法》，规定计重统一使用市称，这件石砠应该就是为了适应新规定而制作的。
(45) 两淮盐政在清道光十年（1830）被诏令裁撤，两淮盐务统归两江总督管理，以一事权，但习惯上沿用旧称，仍称盐政。
(46) 从具体的盐政实行情况来看，隋朝虽开放全国盐业资源，任百姓开采，唐朝初年也沿袭隋朝的政策，但在管理方面却是在不断加强的。具体情况，参见本章的其他部分内容。
(47) ［清］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七十四，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203页。
(48) ③参见张荣生编撰：《南通盐业志》，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页。
(49)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李煦奏折》，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20页。
(50) 参见张荣生编撰：《南通盐业志》，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23—24页。
(51) 张謇：《预备资政院建议通改各省盐法草案》，《张謇全集》第4册，第171—178页。
(52) ［元］脱脱：《宋史》卷一百八十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40页。
(53) 参见张荣生编撰：《南通盐业志》，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54) 参见宋良曦、林建宇等编：《中国盐业史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415—416页。
(55) 张謇：《变通通九场盐法议略》，《张謇全集》第4册，第78页。
(56) 参见张荣生编撰：《南通盐业志》，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57) 借款合同规定，在中央政府财政部下分别设置盐务署和稽核总所，盐务署负责分管产销、缉私，稽核总所负责收税、放盐。其中，稽核总所又分为行政和稽核两个互不统属的平行部门。稽核机关权力很大，设有华总办和洋会办各1人，所有发给引票、款项收支均需洋会办签字才能生效；同时，设有各地稽核分所，设华经理、洋协理各1人，所有事务也均需洋协理签字才能生效。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因认为“善后借款”损失国权甚大，乃令稽核机关停止行使职权，暂由盐务行政机关兼理收税。1929年，恢复稽核机关，但清除外人势力干涉，“善后借款”由财政部负责偿还。
(58) 参见张荣生编撰：《南通盐业志》，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59) ③［宋］乐史撰，王文楚等校点：《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第2568页。
(60) 参见张荣生编撰：《南通盐业志》，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61) 同上书，第89页。
(62)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校点：《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第2570页。
(63) 同上书，第2568页。
(64) ［明］申时行等：《明会典》卷三二《户部十九·课程一·盐法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26页。
(65) 参见张荣生编撰：《南通盐业志》，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4页。
(66) ［嘉靖］《惟扬志》卷九，《盐政志》，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版。
(67) 参见张荣生编撰：《南通盐业志》，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18—24页。
(68) 受“善后大借款”的影响，该稽核分所分别置华人经理和外国协理各一人，是为外人插手中国盐政之始。
(69) 马塘、石港、金沙、西亭四场均已荒废，于1936年移交江苏省政府接收。
(70) ［宋］王辟之撰，吕友仁点校：《渑水燕谈录》卷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6页。
(71)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四十一《通州》，第1704页。
(72)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校点：《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第2565页。
(73)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校点：《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第2568、2570页。
(74) 参见张荣生编撰：《南通盐业志》，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407页。
(75) ③同上书，第408页。
(76) ［明］林云程修，沈明臣等纂：万历《通州志》卷二《疆域志·山川》，第26页。
(77) 傩文化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形式，通过各种仪规，祈求风调雨顺，时和世泰，是自然崇拜、宗教信仰及巫术的结合。
(78) 参见张荣生编撰：《南通盐业志》，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408页。
(79) 参见张荣生编撰：《南通盐业志》，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408页。
(80) 参见陶国良、沈志冲主编，通州区历史文化研究会编：《通州历史文化概览》上册，第103页。
(81) 常宁文：《一部鲜明风格的良志佳作——评〈南通盐业志〉》，《江苏地方志》2012年第4期，第50页。
(82) 参见张荣生编撰：《南通盐业志》，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414—4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