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文化传媒事业的更替与勃兴

第二节 新旧文化传媒事业的更替与勃兴

20世纪初,南通近代化正式开启。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参与者,张謇一直十分重视传媒的作用,为了宣传个人政治主张以及南通地方自治成果,张謇在南通相继创办报纸和出版机构。南通作为一个县,其新闻出版业可说是独领风骚,即使与当时的京沪等大都市相比,也有自己的特色。

一 报刊与新闻事业的兴盛

报纸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介,有着悠久的历史。有史可依的中国最早的报纸,起源于唐朝的邸报。 (23) 近代,随着西方文化大规模进入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报纸开始出现,而由中国人自办的报纸可以追溯到1858年由伍廷芳在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内地则以艾小梅在汉口主编的《昭文新报》为发端。

《益闻录》于1879年3月创刊,是天主教系统在华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据清末民初南通地方土布商人林举百回忆,光绪中叶,该报已在南通地方销行,内容主要包括上谕和简短的国内外新闻,以及格致之学。此后,乃有《新闻报》《时报》等陆续销行。 (24) 南通地方自办报纸的产生与发展与张謇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张謇的日记、自订年谱等相关资料记载来看,早在19世纪80年代,报纸已成为其了解、思考世情的重要工具。清末,张謇在政治上积极倡导立宪思想;经济上,他投身实业救国,创办近代工业,进而扩展至教育、慈善公益等诸多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客观上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宣传手段。由于报纸具有聚集舆论、传播迅速、影响面广等显著特点,20世纪初,张謇开始陆续在南通创办了多份报纸,开南通近代报业的先河。

从内容和目的上来看,近代南通的报纸可以分为两种主要类型:一为传播时政信息,宣传政治主张和地方自治成果的报纸。1907年,为了配合立宪运动及地方自治的宣传,张謇主导创办了南通最早的报纸——《星报》,因每逢星期日出版故名。每期印行三四百份,年印行两万份左右。内容分为“论说”“地方要闻”“时评”“杂感”“专件”等栏目。中华民国成立后,张謇转而拥护民主共和制,《星报》随之停刊。另于1912年创办《通报》,该报每周发行两期,辟有“论说”“世界新闻”“中央新闻”“各省新闻”“地方新闻”等栏目。1914年,《通报》改组为《新通报》。同时,又于1913年创办《通海新报》,该报是南通第一张对开8版大报,双日刊,辟有“社论”“命令”“要电”“本地新闻”“外地新闻”“世界新闻”“杂著”“时评”“告白”等栏目和专版。《通海新报》在各个历史时期,以实际行动表达鲜明态度,为推动中国的民主革命浪潮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五四运动时,《通海新报》积极配合学生运动,发表评论赞扬爱国学生的行为,刊载南通学生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函告,报道各校学生进行爱国活动的情况,并停止登载日商广告。五卅惨案发生后,《通海新报》据实报道、评论,站在爱国者一边。进步学生丁瓒、刘瑞龙曾在该报编稿。1928年5月,该报发表署名“慰慈”的《悲壮可念的五月》《今年的纪念五四》《五四纪念与国民革命》等评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二为文艺类报纸,如创办于1919年的《南通报》《公园日报》。《南通报》经常刊载胡适的白话诗、冰心的小说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公园日报》为四开小报,除刊登更俗剧场上演剧目和各类商业广告外,还设有“小说”“剧本”“剧谈”“文苑”“新诗体”“社会评论”等栏目。《南通报》和《公园日报》由于内容极具文艺性,深受读者喜爱,对南通新文化宣传,以及人民素质的提高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20年《公园日报》改为《公园日刊》,同时对内容进行了调整扩充,开设“新闻”“评论”“杂谈”“小言”“笔记”“小说”“剧本”“剧谈”“现代诗歌”等栏目,文化界名流梅兰芳、欧阳予倩、齐云山、袁寒云、徐半梅、赵千里等,以及南通文化教育界名流顾怡生、张梅庵、易剑楼等都曾参与撰稿。此外,编辑施北沧还订阅了《新青年》杂志,经常在报上介绍或转载《新青年》发表的剧本等。南通报业的兴盛,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留下独特的一笔。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兴办地方报纸之外,张謇还参与创办了多份在国内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报纸。1908年,张謇等人创办《预备立宪公报》,大张旗鼓地宣传立宪运动。《申报》于1872年创办于上海,后为官方势力介入,以图控制舆论。1912年,张謇等人将其买下,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发行最多、读者群最广、影响最大的报纸。

此外,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南通地方一些先进青年集合到一起,先后也创办了多种报刊,如《血潮报》《民鸣报》《平民声》等等, (25) 宣传新思想,传播新文化,在南通地区文化和社会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二 新式出版机构的创设与文化的交流传播

出版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事业,是文化得以传播的重要手段。为了张謇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以及为南通地方实业、教育发展服务的客观需要,出版机构在南通应运而生。其中,翰墨林编译印书局是张謇在南通创办的第一家出版机构,同时也是中国近代最早创办的出版机构之一。

翰墨林印书局创办于1905年,采用股份制合资形式,经营兼备编译、印刷与发行三项,设有经理室、编校室、账房、印刷部、发行所、食宿各舍、栈房、装潢部等,共有房屋49间, (26) 职工人数最多时达124人,已是一个具有相当之规模、功能较为完备的专业出版机构。张謇去世后书局艰难维持,1938年日军占领南通,更是每况愈下。新中国成立后,于1951年并入韬奋印刷厂。

从具体经营的内容上来看,书局出版的图书及其他印件大体有以下五类:

1. 新式教科书,包括师范学校小学中学大学及各类专科学校的用书,如《论语讲义》《孝经讲义》《中学算术教科书》《中国地理课本》《乡土历史地理教科书》《柔软体操图说》《毛笔画本》等等。

2. 服务张謇个人政治主张宣传的著作。印书局先后出版了多部介绍日本和英国宪政的著作。

3. 出版各类学术专著。其中尤以诗文及教育类作品最为集中,如《岱源诗稿》《龚定庵集》《兴学要言》《女子教育家庭教养法》等等。(https://www.daowen.com)

图示

图6-2 通州翰墨林印书局(南通博物苑提供)

4. 为张謇个人著述及其所办实业服务。前者如《癸卯东游日记》《啬翁自订年谱》,后者主要包括各类实业章程、历年账略、文函、商标、徽标、杂志等等。

5. 出版南通发行的报纸。如《星报》《通报》《通海新报》等。

从文化交流上来看,翰墨林印书局先后聘请著名诗人诸贞壮 (27) 、书画篆刻家李祯 (28) 、学者金泽荣等襄助书局发展,他们的到来壮大了书局的实力,扩大了书局的影响力,同时,书局还邀请了王个簃、王焕镳、顾公毅、陈师曾、郑孝胥等一大批文化名人为出版物题写书名。以上种种使书局成为各地来通文人墨客雅集的场所,为各地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其中,朝鲜诗人、学者金泽荣长期任书局编校一职,在通期间,金泽荣将满腔报国热忱付诸学术创作。据学者统计,经金泽荣编印而出版的朝鲜汉文文献就多达三十余种, (29) 其毕生多数代表性著作也皆成于此时。 (30) 同时,大量朝鲜文献也得以借助翰墨林印书局整理出版,不仅形成了书局的独特个性,也对促进中韩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经营成效上来看,张謇先后聘请精于管理又长于业务的人才管理翰墨林印书局,印书局管理层注重质量,严格管理,在业界有很好的声誉。首先,翰墨林印书局高度重视版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创办之初就呈文两江总督魏光焘,要求官府出面保护出版者权益:“查各国印书,最重版权,中国近今编译各书局亦有版权之请。今恳咨明商部批准立案,并求札饬沪道出示:严禁各书贾翻印通州翰墨林书局编译之书,并照会租界领袖总领事立案。” (31) 除了向政府求助,书局还在报刊上登载启事,在图书内印上版权标记,标明“版权所有,不准翻印”等字样。翰墨林印书局是我国较早具有版权保护意识并开展版权保护工作的出版机构。其次,在翰墨林印书局经营渐趋稳定后,张謇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局、有正书局等大型知名书局合作,1906年在上海发起创建中国图书公司,不断扩大出版事业的规模与影响力。同时,将书局的影响力逐渐扩展至苏北各地,使其成为苏北地区影响力最大的出版印刷机构。书局几经扩股而得到发展。1913年,有职工42人,盈利1554.31两白银。 (32) 其三,制度严明,订有章程66条,对各项事务皆有严格规定。明事权,定功过,为书局的良性发展提供保障。宣统元年(1909),翰墨林印书局所出书籍参加通州物产会,得银牌。1913年参加南洋劝业会,又荣获银牌奖。 (33) 总之,作为南通地区首屈一指的出版机构,翰墨林印书局在推广文化交流、为实业提供服务等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 戏剧改良和电影事业的兴起

戏剧改良是近代戏剧界在新文化启蒙时遇到的新问题。南通在张謇的主导下,也进行了戏剧改良探索与实践,并因之在中国近代戏剧改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经过多年探索,张謇于1919年创立伶工学社,成为中国第一所新型综合性戏剧专门人才培养机构。伶工学社聘请了我国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担任学社主任。学社的章程、制度、课程设置等,都由欧阳予倩亲自制订,学制7年,学生一切费用均由学社负担。戏剧课以话剧、京剧为主,用昆剧打基础。文化课为必修的科目,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英文、体操等,讲授关汉卿、莎士比亚等中外剧作家的生平和成就。学校注重音乐、舞蹈的教学,以增强学生的艺术修养。欧阳予倩亲自编写教材,讲授并示范演出,还聘请了一批颇有名望的教师,如薛瑶卿、吴我尊、文荣寿、李月恒、陈灿亭、吕小卿以及冯子和、赵桐珊(艺名芙蓉草)、张荣奎等。同时,学校还积极开展教学评艺会等,促进教学水平的提升。因此,两年内,伶工学社的学生就能单独演出,并数次与来通演出的梅兰芳等配戏或同台演出。1921年秋,欧阳予倩带着伶工学社学生去汉口演出,与陕西易俗社相遇,交流教学经验。南通伶工学社开辟了中国近代戏剧教育的新路,后来创办的“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和“国剧传习所”都受到了它的直接影响。

为发挥戏剧的教化作用,以促进地区社会移风易俗,同时也为配合伶工学社的教学之需,在创办伶工学社的同时,张謇还于同年建成了现代化的更俗剧场(见书前彩图)。剧场有座位1200个,呈半圆形,纵深20多排,横向可坐40余人,无论观众坐在哪个座位上,视听效果都能达到最佳。舞台上有横向天桥三道,作布置布景之用。舞台底部有十余只大砂缸,有回声作用。有纵向通道三条,供演员演出时从台下出入。舞台上设备齐全,有著名绘景师绘制的50余幅水景、火景、雨景等活动布景,另配有风声、雨声、雷声等效果工具。各种面具、彩头、行头服装,应有尽有。 (34) 更俗剧场为迎接梅兰芳、欧阳予倩的到来,还专门建造了以两位大师姓氏命名的“梅欧阁”,由张謇亲题对联“南派北派会通处,宛陵庐陵今古人”。

更俗剧场在开始几年,编演的话剧和京剧新剧目有七八十出之多,在舞台上出现了京、昆、话剧新戏争艳的繁荣场景。梅兰芳、程砚秋、王凤卿、杨小楼、谭富英、赵桐珊、盖叫天、魏莲芳、姜妙香等许多知名演员,都曾先后在这里演出。其中,梅兰芳曾三次到南通更俗剧场演出,第一次更是连续演出十一天。他的舞台艺术风靡南通,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南通的文人也争相观看梅兰芳演出,为之吟诗作文,后编辑成《梅欧阁诗录》予以出版。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戏剧改良的过程中,张謇和梅兰芳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从张謇的日记和书信等资料可以看出,其对梅兰芳的才华十分赞赏,多年来书信往来不绝,从探讨艺术到嘘寒问暖,无微不至,成就了一段艺术交流史上的佳话。梅兰芳在南通演出期间,“啬公(张謇)偕畹华(梅兰芳)游博物苑及大生纱厂,畹华一一细观,必详询所以,啬公亦不惮指导之烦。畹华此次游通,增进学识实非浅鲜。” (35) 梅兰芳对张謇也十分钦佩,在回忆当年参观“梅欧阁”时,对于张謇的热情接待和赞许仍是感觉受宠若惊:“抬头就看见高高悬着一块横匾,是‘梅欧阁’三个大字。笔法遒劲,气势雄健,一望而知是学的翁松禅老人(翁同龢),这就是张四(张謇)先生的手笔。旁边还挂了一副对子:‘南派北派会通处,宛陵庐陵今古人’,也是张四先生自撰自书的。他是借用梅圣俞(宛陵)、欧阳修(庐陵)两位古人的籍贯来暗切我跟欧阳先生的姓的。……我听完了,顿时觉得惶恐万状。我那时年纪还轻,艺术上有什么成就可以值得纪念呢。这是他有意用这种方法来鼓励后辈,要我们为艺术而奋斗。” (36) 梅兰芳第三次到南通时,已对南通的戏剧改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在回忆录中不无感慨地说:“第二天我们先去参观伶工学校。校长欧阳先生领着我们到课堂、校舍、操场……各处去看。在那时的南方,这个科班的设置,是开风气之先,唯一的一个训练戏剧人才的学校。它在制度、教材方面,都采用了新的方法。如旧科班里的体罚习惯,他们已经废除不用了。课程方面,不单是注重戏剧,就是一般学校的国文、算术也都照样的悉心教授。所以毕业的学生,在文学上的水准,并不算低。” (37)

伶工学社和更俗剧场是张謇戏剧改良的主要手段,同时也是其戏剧改良成果的集中体现。不仅给南通人民带来了时尚的都市生活,对改善民风时习发挥了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也培养了一大批新型的戏剧人才,对南通乃至全国戏剧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如此,这种影响还直接促成了南通电影事业的诞生。20世纪30年代,南通更是形成了以赵丹为代表的话剧运动,成立了新民剧社和小小剧社,培养和造就了一批著名的电影艺术家,为中国社会改良储备了人才,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19年5月,有留美经历的南通青年卢寿联联络张謇及程龄荪、朱庆澜等,筹资十万元,在南通创立了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购买了美国摄影设备,并根据美国专家的意见,在南通东公园西侧建立了五大间玻璃摄影棚。同时在上海仁记路1号法国百代公司内设立了办事处。根据《中国电影制片史别话》记载:“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戏曲武打片《四杰村》,后来也拍摄一些纪录片和滑稽戏,并在南通开办了一所类似演员培训班的伶工学社。”可见当时南通戏剧事业的繁荣,也反映出南通的电影事业发展与南通的戏剧事业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无独有偶,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电影《定军山》,也是戏剧题材,可见不仅是南通,中国电影事业的诞生都与戏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实力颇为雄厚,中国电影史上的三个著名人物——戏剧家洪深、著名导演卜万苍、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都曾受聘这家公司。除了戏剧题材,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还拍摄了许多纪录片,如《张季直先生风采》《南京风采》《南京警政》《张謇先生游南通新市场》《张啬公游狼山》《五山风景》《倭子坟》《圣约翰与南阳球赛》《新南京》《陈团长阅兵》等,为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其中,1923年公司在上海拍摄的纪录片《中国外交游行大会》,记录了1923年3月25日,上海工、商、学各界市民为反对日本拒绝废除与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不平等密约以及拒绝归还中国旅顺、大连而举行的5万人对日外交游行示威请愿活动。该片在上海及时上演,造成了热烈的反响。1923年,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因资金告罄而息业,然而其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