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自治”与近代文明传播
中国传统政治结构有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个层面，基层治理中的地方乡绅是“中国政治中极为重要的人物”，有限皇权下由绅士主导的自治团体对地方公益事业的管理，是一种在天高皇帝远之下稳定的权力结构。 (44) 这样的社会结构，儒家社会伦理、礼治规范是社会管理的依据，乡绅则成为社会管理体系中的中心人物。在南通，张謇正是这样的中心人物，其他还有张詧、沈敬夫、刘桂馨、高清、沙元炳、孙儆、孙宝书、郁寿丰、韩国钧等地方绅士。西方现代科学文化包括社会治理经验，给张謇等有识之士提供了学习参考。
一 张謇的“地方自治”思想
张謇说：“鄙人自前清成进士后，默察世界之大势，谛观内政之状况，知时局不可与有为，即绝意仕途，愿为社会稍效微力。” (45) 张謇经营地方理念的形成是一个逐步发展丰富的过程。创办大生纱厂，张謇迈出了实业救国救民的第一步，而对南通地方进行全方位的经营，是在考察日本中得到的启发。1903年，张謇在日本进行了为期70天的考察，日本社会建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在《东游日记》中写道：日本“自维新变法三十余年，教育、实业、政治、法律、军政一意规仿欧美，朝野上下孜孜矻矻，心摹力追”，“日人治国若治圃，又若点缀盆供，寸石点苔，皆有布置。老子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日人知烹小鲜之精意矣。”张謇虽然在日本的治国经验中寻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意”，但他深知“与世界争文明，不进则退，更无中立，日人知之矣”。 (46) 通过对日本及西方国家发展历程的考察借鉴，张謇逐步形成自己的基层社会发展理念，这就是“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原是西方国家的一种地方政治体制，随着立宪运动的开展，“地方自治”思想得以在国内传播。然而清末“地方自治”的实践没有多少西方基层自治民主的核心内容，却和绅士经营乡里和建设地方的传统有机结合起来，使“地方自治”成为当时变革中的基层社会管理和建设的代名词。“目睹世事纷纭，以为乡里士夫，苟欲图尺寸以自效者，当以地方自治为务。地方自治条理甚繁，当以实业、教育为先。” (47) 张謇把士大夫的乡土责任和“图存救亡”国家使命相结合，认为以发展实业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地方自治”是解决社会危机、实现国家富强的基本路径，而这成为南通地方绅士的共识。
二 “地方自治”和社会建设
大生纱厂建成以后，张謇继续探寻着适合南通实际的建设和发展路径，从棉纺织业向盐垦、教育逐步推进。近代南通积极仿效和吸收西方近代文明的成果，但绝不是崇洋媚外，唯洋是从。张謇说：“对于世界先进各国，或师其意，或撷其长，量力所能，审时所当，不自小而馁，不自大而夸。” (48) 张謇强调的是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开拓胸襟，立定志愿，求人之长，成己之用；不妄自菲薄，自然不妄自尊大。忠实不欺，坚苦自立，成我通州之学风” (49) 。对于先进经验，要斟酌地方事业之适宜，因地制宜地予以吸收；同时更要以博大的胸怀和宏观的视野，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上来谋篇布局，“凡百事业，均须有世界之眼光，而后可以择定一国之立足之地；有全国之眼光，而后可以谋一部分之发达” (50) 。正是有这样的眼光和胸襟，南通的建设从一开始就立足于比较高的起点上。
南通的“地方自治”固然源于近代工业的发展，但张謇对南通的经营并不是仅仅局限于经济的发展，而是同时着眼于社会事业的推进和民生环境的改良，从而全面谋划、系统推进着区域发展的进程。张謇说：“查地方自治，以进增社会之能率，弥补人民之缺憾为其职志。而进行之事业，属于积极之充实者，最要为教育；属于消极之救济者，最要为慈善。教育发展，则能率于以增进，慈善周遍，则缺憾于以弥补。” (51) “謇自乙未（1895）以后，经始实业；辛丑（1901）以后，经始教育，丁未（1907）以后，乃措意于慈善。” (52) 在全力推进实业、教育的同时，通过公益事业来保障社会和谐。
在社会事业建设方面，南通从师范学校开始构筑了由近400所中、小学组成的基础教育体系，以盲哑学校、女红传习所、纺织专门学校等为代表的特殊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体系，而博物苑、图书馆、更俗剧场等文化设施也构成了社会教育体系，兴办育婴堂、养老院、医院等慈善事业，初步构筑了社会保障体系；除了交通、水利、供电、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外，还建立苗圃、气象台、体育场、公园，致力于人居环境的改善。上述众多社会公益事业中有一大批领先于全国而创立，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系统。
三 南通“地方自治”的体制(https://www.daowen.com)
在20世纪初期，张謇及其所领导的乡绅们已经以新的管理形态陆续建立了一批自治组织，如农会、总商会、教育会、水利会、警卫团等，逐步掌控了南通社会管理的实权。1907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试行议会及“地方自治”制度，张謇参照天津自治章程，会同教育会、劝学所及商会，草拟自治章程，办理自治事务。1909年初，随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通州成立筹备自治公所议事会和董事会，选举张謇为议事会议长、知州琦珊为董事会会长，另选30名议员、8名董事，并推定户籍、财政、工程、警务等各课人员，建立了自治机关。1910年7月，又将通州全境划分为二十一区，先后成立了乡镇自治会。至1914年，北洋政府饬令全国停办“自治”，南通两级自治机关撤销。但农会、总商会、教育会、水利会、保坍会、测绘局、路工处、警卫团等一系列地方管理与建设的自治组织仍正常工作。
南通的“地方自治”体系是“小政府、大社会”的结构，张謇领导的绅士集团取得了南通的实际控制权。张謇的“地方自治”思想中，“注重的是一系列改造效果和建设成就，而人民自主、自决的参与过程从来都不是其刻意追求的目标”。 (53) 首先，张謇对民众乃至议员的才智能力表示出相当的不信任：“众人知识才力，一与否？不一，有憎与忌否？有能涵覆而救剂之者否？非一日而先后左右其行者，有他变他患否？是皆可虞而当计及者。” (54) 其次，他对议会民主的方式表示怀疑：“自治事业之能否发达，全视监督机关之能否敦促实行。否则尽南通之人，人各一舌，舌各一语，语各一自，名曰自治，未必能自治。” (55) 所以，南通“地方自治”的社会管理体制，是地方相对于中央的“自存立、自生活、自保卫” (56) ，是张謇领导的南通绅士集团的精英“自治”。
南通的“地方自治”是通过建立“自治”的社会管理体制，以应对新的时局。这个以张謇为首的精英治理体制，有效地排除外来政治势力的侵扰和内部的纷争，同时运用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的社会管理权力，迅速集中起南通有限的社会资源，开展了大规模建设和发展的行动，使南通在短期内实现了快速崛起。
四 “自治”精神的树立
近代南通的“地方自治”是在西方殖民势力尚未抵达、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的，是在完全自主的情况下进行的规划建设。张謇强调“地方自治”就是“自存立，自生活，自保卫，以成自治之事。”自治的关键是人的“自治”、民众的自立自强。张謇说：“欲预备自治，必自治其地其人始。欲自治其地其人，必自治其地其人之人始。” (57) 张謇为通州师范学校题写的校训：艰苦自立、忠实不欺，既是“勖勉诸生”，也是“生平强勉自励”。张謇认为只有人的素质全面提高了，才能真正实现自治。同时张謇认为自治就是要从我做起，他指出：“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 (58) “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鄙人之办事，亦本此意。” (59) 只有人人奋起，各任其职，各尽其力，脚踏实地，日积月累，方可真正效力于地方的发展进步。
南通“自治”精神是在地方精英表率倡导下逐步树立起来，张詧、沈敬夫、刘桂馨、高清等张謇实业方面的重要助手及其家属纷纷慷慨解囊，加入教育、慈善、公益之中。除了南通城，地方绅士们也在各自乡里开展建设、造福一方，出现了一批“小张謇”。如沙元炳，除了投资于大生纱厂、广生油厂、资生铁厂、大达内河轮船公司以及各垦牧公司外，还在如皋创办如皋师范学堂及附属高等小学、如皋私立乙种商业学校、广丰腌腊制腿公司、皋明电灯公司、如皋公立医院、鼎丰碾坊、裕如钱庄和广生德中药铺等。如孙儆在金沙开办初等小学、高等小学、初级中学、游民工厂等。如郁寿丰在海门（今启东曹家镇）先后办了小学6所，造“寿丰”桥14座。在这种“自治”精神感召下，南通城乡的乡绅或平民，稍有余资，也加入公益之中。如吕四人彭鼎，20多岁去世，遗嘱将其在上海的房产尽数捐给江苏省教育总会和上海贫儿院，南通的田地家产“三分之一嘱张謇用于兴学”。 (60) 而南通创办的一系列公益慈善事业，“如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诸端，始发生于謇兄弟一二人，后由各朋好之赞助，次第兴办，粗具规模。” (61)
南通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自治”精神，得到了外界的广泛赞誉。1921年底，上海海关税务司向英国政府提交的《1912—1921年海关十年报告》中，最后一章以“通州”为标题，全面描述了南通的经济、社会情况。该章开头说：“现为上海附属口岸的通州，早在1899年就开始了建设。它从一开始就坚持自治的原则。当地有财有势的商人在二十年前就组建了南通自治会，对通州后来的发展，对于为建立警备力量、修筑通路、兴建医院学校而筹措资金作出了贡献。”南通靠自己的力量在短期内迅速崛起，引起了世人的瞩目：“通州是一个不靠外国人帮助、全靠中国人自力建设的城市，这是耐人寻味的典型。所有愿对中国人民和他们的将来作公正、准确估计的外国人，理应到那里去参观游览一下。” (62) 显然，南通人民的“自治”精神让世人看到了中国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