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的南通革命文化
1945年8月，日军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此后不久，国民党再次挑起内战，解放战争爆发。
一 “南通惨案”的发生与革命文化的蓬勃发展
抗战胜利后，滨江临海的南通城，因为特有的地理位置，其战略地位也受到了各方重视。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立即派人抢先入城，在南通城内设立党、政、军机构和特务机构，迫害进步人士，制造事端，内战一触即发。
由于南通地区日益频繁的军事冲突，1946年3月中旬，由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三方代表组成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淮阴小组来到南通地区，视察国共双方执行停战令的情况。国民党政府为了应付视察，一方面强迫市民填写污蔑共产党的所谓“请愿书”，一方面部署特务分子监视人民。此时的南通，笼罩在一片混乱不安的氛围之中。军调小组首先到达如皋白蒲，调查在停战令生效后国民党军队进攻白蒲的事件，如皋县参议员徐浩泉如实反映情况后，不久便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暗杀。事件很快传到了南通城，引起了强烈反响。3月18日，军调小组进入南通城，为了反映南通人民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意愿，中共南通城工委动员了一千多名群众，举行请愿大游行。他们高呼“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要求民主，反对独裁”的口号，前往南通城外欢迎军调小组，并派代表递交了公开信和学生的建议书。此外，游行群众还到军调小组驻地，要求会见，递交请愿书，但都被国民党代表单方面以代表们已经疲倦，无暇接见为由予以拒绝。
南通人民声势浩大的反内战、争民主游行示威活动，使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军调小组尚未离开，就迫不及待地向群众举起了屠刀。3月23日起，国民党特务组织展开了全城大肆搜捕，进行残忍的报复行动。23日，秘密逮捕民主运动积极分子南通文艺协会负责人顾迅逸和进步青年郑英年、孙日新，不久3人均遭杀害。27日，积极参加营救被捕人员的青年记者孙平天被特务残害后投入长江，不日遗体浮现江面，被发现时“手脚用铁链紧绕，并缚以大石，眼鼻为刀挖去，状极凄惨” (35) 。4月3日后，文艺协会会员季天择、记者戴西青，以及南通中学进步教师钱素凡、进步青年罗镇和4人又相继被捕，并于5日夜间“将他们剥光衣服，用绳子捆起来，用刺刀戳破胸腹部，丢入长江” (36) 。从3月23日起至4月5日期间，被捕人数达23人，8人惨遭杀害，酿成了震惊全国的“南通惨案”。
惨案的发生首先激起了南通人民的极大愤怒，南通文艺教育界人士随即联名发出《为南通惨案告各界人士书》，揭露事件的真相和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为争取和平和民主大声疾呼：“用一切力量来制止”国民党当局的暴行。文艺协会和青年剧艺社等团体的成员，分别转移到上海和如皋，展开控诉国民党反动派反动罪行的活动。一分区文化协会等团体也开展了各种活动，如创作诗歌，演出话剧《长江血》，编印《南通惨案》资料等。南通学生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要求立即停止对民主人士及青年学生的捕杀，立即释放被捕的学生及文化人士，迅速查清惨案真相，惩办祸首，切实保障人权等。4月11日，为避免迫害不得以流亡上海的十余名南通进步青年，在上海举行的文化界人士招待会上，痛陈“南通惨案”的经过，引起群情激愤，纷纷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特务的暴行。“南通惨案”的发生震惊了全国，4月26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南通惨案》的社论。重庆《新华日报》也发表了题为《人民的自由权利在哪里？——抗议南通大血案》的社论。苏北解放区各县还成立了“南通惨案后援会”，慰问烈士家属，声援南通人民的斗争。
然而，舆论的呼吁，民众的呼声，并没能阻止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南通惨案”的发生以及国民党当局的态度，进一步暴露了其假和平、真独裁的真实面目，使人民进一步认清了革命的方向。
二 七战七捷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一方面以和谈作为掩护，一方面积极备战，准备清除共产党。1946年6月，国民党军在重兵围攻中原解放区的同时，为了达到攻占中共实际控制的苏皖边解放区，夺取边区首府淮阴的目的，又集中约12万兵力，发动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计划首先进占如皋、海安地区，以巩固长江以北沿岸阵地。其后，以主力沿通（南通）榆（赣榆）公路，一部沿运河右岸向北作战，策应徐（徐州）蚌（蚌埠）线东进的国民党军，合力夺取淮阴。中共作了应战部署，集中主力33000余人，从1946年7月13日起，至8月27日结束，前后历时40多天，先后经历宣泰战斗、皋南战斗、海安战斗（海安防御战）、李堡战斗、丁林战斗（丁林攻坚战）、邵伯战斗（邵伯保卫战）、如黄路战斗（如黄路遭遇战）七次战斗，最终以解放军七战七捷告终，一举粉碎了国民党夺取苏中根据地的企图。其中皋南战斗、海安防御战、李堡战斗、丁林攻坚战（丁堰、林梓地区）、如黄路遭遇战（如皋黄桥交界处）五次战斗在南通境内进行，据统计，南通地区参加这次战役的民工达到近50万人次，供应粮食约13万担， (37) 为战斗取得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1986年，在七战七捷40周年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在海安县南郊建造了“苏中七战七捷纪念碑”（见书前彩图），碑高27米，呈古铜色的刺刀状，直指苍穹，象征着参战指战员锐不可当、所向披靡的英雄气概。
七战七捷是全面内战爆发后，解放军取得的第一个胜利的战役，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进程，彰显了苏中军民的伟大力量。战斗的胜利还使中共获得了宝贵的内线作战的经验。特别是在战役指挥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的战法，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同时，战斗的胜利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军队的信心，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深远的影响作用。
1946年10月，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南通地区。全县大小集镇几乎全部被敌占领，在此期间，全县的党组织遭受到严重破坏。
三 战后文化教育的恢复
（一） 文化的恢复
1. 国统区的文化恢复工作
基于对文化教育事业重要性的认识，抗战胜利后，为了肃清日伪统治时期的奴化教育影响，江苏省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促进文教事业的恢复，同时加强了对文化事业的管理。
首先，着手恢复文化场馆。日伪统治期间，江苏的文化设施和文化事业损失严重，且囿于经费困难，恢复不易。但在省政府的积极督导之下，各地文化场馆的恢复工作还是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抗战全面爆发前，全省共有公立、私立各级民众教育馆276所，图书馆49所，公共体育场85所，博物馆5所。到1946年底，全省共整理、恢复了镇江、徐州、南通3所省立民众教育馆及30个县市的32所县立民众教育馆，以及国学、镇江、苏州3所省立图书馆及17个县市的17所图书馆，9个县市的9座公园。 (38)
2. 国统区里的中共革命文化
在国统区的南通城里，进步青年在共产党秘密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争取和平、民主为主旋律的文化斗争活动。当地主要报纸均先后为中共地下组织控制和利用，成了宣传中共革命思想的阵地。上海的《文汇报》和《民主》《周报》《文萃》等进步报刊和书籍，均通过中共地下组织的运作源源不断地输入南通城里，在青年中得以广泛流传。青年剧艺社等话剧团体活动也十分活跃，演出了如《夜店》《原野》等一批进步话剧，同时还多次举办文艺晚会，持续扩大了革命文化在国统区内的影响，为争取全国解放作出了贡献。
3. 解放区的革命文化
在解放区，革命文化更是蓬勃发展。1945年9月21日，新四军收复如皋城，这里成为战后初期南通革命文化运动的中心。
新成立的中共华中第一地方委员会（简称“华中一地委”）创办了《江海导报》，创办了党刊《方向》，并成立了新华社华中一支社，同时成立韬奋书店。1946年1月，苏皖边区第一行政区文化协会成立，同时出版综合性杂志《文综》、文艺性杂志《民间》《江海大众》《戏剧与音乐》。此外，戏剧活动在如皋也是盛极一时。由前线剧团演出的历史剧《甲申记》、华中野战军七纵文工团演出的《同志，你走错了路》、前哨剧团演出的《李闯王》、一分区文工团演出的《自由魂》等，一时成为群众热烈追捧的对象，盛况空前。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解放区不断扩大，歌颂胜利，配合土改和军事斗争，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等等，大大丰富了革命文化的内容，革命文化运动日益活跃。
（二） 教育的恢复
自抗战全面爆发到最终取得胜利，江苏一直是多方势力争夺的重要区域，又处于日伪统治的核心区，战事频繁。此种状况对文化教育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以至于“胜利以来，原有教育事业，经暴敌之彻底摧毁，校舍夷为废墟，图书化为灰烬，一切设备荡然无存” (39) 。
为了使教育事业尽快恢复，江苏省政府除了加大拨款力度以示支持外，还迅速制定了教育复员计划，拟分四期执行。第一期自1945年10月至1946年1月，“按照教育复员紧急措施办法，接收伪省立教育机关，恢复收复区一部分省立学校及社教机关，督促收复区各县赶办教育复员工作，调查省立教育机关战时损失”；第二期自1946年2月至8月，主要任务为“改组临时学校，并继续恢复收复区省立学校及社教机关，甄审收复区中等学校员生，修缮省立各教育机关，并添置设备”；第三期自1946年9月至1947年1月，“继续恢复收复区省立学校及社教机关，添设省立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及中学”“继续修缮省立各教育机关并补充设备” (40) 。随着教育复员计划的实施，南通地方上的教育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在初等教育方面，各类小学和国民学校相继得以恢复办学。在中等教育方面，根据“教育复员计划”，自1945年10月起，分期恢复省立中等中学。其间，省立南通中学得以恢复。 (41) 在高等教育方面，一些高校也先后得以恢复，这其中就包括了南通学院。
南通城地理位置优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标志着抗日战争的正式结束。9月，国民政府接管南通特别区公署。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随着中共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赖以存续的主要军事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全国形势发生根本性逆转。中共解放全国步伐全面加快，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1949年1月31日，中共解放南通城的战斗打响。驻守南通城的国民党军队很快陷入混乱，溃不成军。2月2日，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通过东门吊桥入城。上午8时，华中九分区副司令员彭寿生亲手将一面鲜艳的红旗插上了南通城中心政府所在地钟楼的顶端，至此，南通全境宣告解放。从辛亥革命开始，到南通城全面解放，南通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积极投身革命，致力于创建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星星之火，最终燎原，革命取得了最终胜利，从此翻开了南通文化发展的崭新一页。
(1) ②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8册，第1029页。
(2) 南通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辛亥革命与南通》，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6—7、16—17、21页。
(3) 南通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辛亥革命与南通》，第194页。
(4) 参见南通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辛亥革命与南通》，第38页。
(5) 参见南通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辛亥革命与南通》，第89页。
(6) 白一震：《记我的父亲白毓昆》，参见政协南通市崇川区《崇川文史》编委会编：《崇川文史》（第一辑），1992年版，第6页。
(7) 参见南通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辛亥革命与南通》，第189页。
(8) 参见南通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辛亥革命与南通》，第35页。(https://www.daowen.com)
(9)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史纲》课题组编著：《江苏史纲（近代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页。
(10) 《新闻报》，1919年5月16日。
(11) 参见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江海奔腾——1919—1937年南通地区革命斗争回忆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12) 参见海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海门市志》（上册），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第20页。
(13) 参见南通市文化局、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江海号角——南通革命文化史料选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1—2页。
(14) 参见刘瑞龙：《刘瑞龙回忆录》，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15) 参见政协南通市崇川区《崇川文史》编委会编：《崇川文史》（第一辑），1992年版，第33页。
(16) 参见海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海门市志》（上册），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
(17) 中国共产党南通独立支部纪念碑坐落于南通市港闸大生集团内。1991年4月，南通市委、市政府设立此碑以作纪念。碑文标明为“1926年春”。纪念碑基高70厘米，寓意立碑之年为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碑高4.2米，象征当年是南通解放42周年。圆球造型直径为65厘米，象征当年是南通独立支部建立65周年。白色栏杆高0.6米、台阶6级，寓意独立支部建立时的6名党员。
(18) 参见南通市文化局、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江海号角——南通革命文化史料选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2—3页。
(19) 参见海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海门市志》（上册），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
(20) 参见刘瑞龙：《刘瑞龙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9页。
(21) 参见刘瑞龙：《刘瑞龙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2页。
(22) 同上书，第12—15页。
(23) 参见南通市文化局、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江海号角——南通革命文化史料选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3页。
(24) 具体参见本节第二部分“社会进步力量与南通抗战文化”的内容。
(25) 1938年8月，中共江北特委在上海成立。主要依托国民党地方武装开展工作，具有身份上的优势，江北特委的中共党员通过这种合法身份组织了政工队、宣传部，在群众中成立了青年抗日协会、青年工作队和剧团等，吸纳优秀人才，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26) “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无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参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736页。
(27) 参见南通市文化局，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江海号角——南通革命文化史料选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7页。
(28) 参见中共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苏中史编写组：《苏中抗日斗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4—135页。
(29) 前身为张謇于1902年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1938年3月南通沦陷后，学校被毁，学校迁往位于东南沿海的第二附属小学坚持敌后办学，至1946年迁回南通城，这一时期习称“侨校”。
(30) 参见南通市文化局，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江海号角——南通革命文化史料选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8页。
(31) 南通市文化局，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江海号角——南通革命文化史料选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16页。
(32) 同上书，第26—27页。
(33) 参见南通市文化局，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江海号角——南通革命文化史料选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4—5页。
(34) 参见政协南通市崇川区《崇川文史》编委会编：《崇川文史》（第一辑），1992年版，第93—94页。
(35) 《为南通惨案告各界人士书》，江苏省档案馆藏。
(36)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江苏解放风云录》，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73—174页。
(37) 参见政协南通市崇川区学习文史委员会、南通市崇川区教育局、《崇川文史》编委会编：《南通史话》，1997年版，第114页。
(38) 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江苏省三十五年度教育工作总检讨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9) 王懋功主编：《江苏省政府政情述要》（教育部分），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1页。
(40) 王懋功主编：《江苏省政府政情述要》（教育部分），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2页。
(41) 同上书，第1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