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设施的兴修
南通的水利设施修建始于西汉初年运盐河的开通。此后，由于盐业发展的需要，历朝历代不断开挖、疏浚河道，形成了将境内各个盐场连接起来的内河网络。此外，由于南通为长江冲积平原，全境地势较低，历史上常常发生江海漫灌的自然灾害。自宋代开始，为了抵御自然灾害、改善航运条件，南通境内开始修堤建闸，为生产、生活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一 河道的开通与疏浚
汉初，吴王刘濞利用海陵近海，拥有盐利，广招“天下亡命者”，“煮海为盐”，随着煮盐之人越来越多，盐产量也越来越大。为了将所产之盐运出销售，刘濞根据广陵（今扬州）、海陵与海相邻的优越条件，从广陵向东开凿邗沟， (1) 直通海陵的盐场。《汉书·枚乘传》称：“夫汉并二十四郡，十七诸侯，方输错出，运行数千里不绝于道，其珍怪不如东山之府。转粟西乡，陆行不绝，水行满河，不如海陵之仓。” (2) 这反映出这条运盐河上繁忙的景象。
图9-1 通扬运河南通段（佚名摄）
漕运是古代中央政府与地区经济相依相生关系的一大显著表现。这种相生相依关系自唐代中后期就已逐渐形成。对于这种关系，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说：“唐代自安史乱后，长安政权之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恃东南八道财赋之供给。” (3) 据史料记载，唐代时，每年由江淮运至长安的粮食，最多时达到400余万石，即使安史之乱后，最多时也在110万石，少时也有40万—50万石， (4) 可见唐中央对于东南漕运的仰赖程度。鉴于江淮漕运的重要地位以及安史之乱后运河长期失修导致淤塞的情况，后周世宗时令疏通运河。“先命武宁节度使武行德发民夫，因故堤疏导之（自埇桥东南抵唐境，皆武宁巡属也），东至泗上。议者皆以为难成，上曰：‘数年之后，必获其利’。” (5) 后周显德五年，周世宗攻占通州，并在此筑城，设为州治。筑城同时，开挖市河和濠河。同年，再令疏导运河：“是月，浚汴口，导河流达于淮，于是江、淮舟楫始通（此即唐时运路也，自江、淮割据，运漕不通，水路湮塞，今复浚之）。” (6)
北宋肇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都城汴京集中了大量军队，“蓄兵京师，以成强干弱支之势，故于兵食为重”， (7) 加之中央庞大的官僚机构，需要大量的物资供应。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宋太祖开始着手兴修运河，以利从南方调运物资。其中，与南通有关的如：北宋嘉祐年间（1056—1063），淮南浙荆湖置发运副使徐的调集兵夫整浚修古运盐河（即茱萸沟），“奏通泰州、海安、如皋县漕河，诏未下，的以便宜调兵夫浚治之，出滞盐三百万，计得钱八百万缗”。 (8) 此外，通州静海县也开凿了由任口向北接通白蒲的运盐河。运盐河北起海安立发，中经丁堰、白蒲，南达通州城，分别与各盐场场河相接。至此，自扬州湾头直至通州的内河运输全线贯通。熙宁九年（1076），王子京又修浚了泰州至如皋之间170多里的运盐河。 (9) 淮东的军政费用主要靠盐利，南宋末年，连年战祸，灶民负担过重，加之靠车运输，费用太大，盐利大减。咸淳五年（1269），李庭芝开凿西亭河、金沙河，西接运盐河，东连余庆、吕四场。运盐水道畅通无阻，避免了车运的劳顿，同时降低了运输成本。
元代也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元有天下，内立都水监，外设各处河渠司，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为务。”“当时之善言水利，如太史郭守敬等，盖亦未尝无其人焉。一代之事功，所以为不可泯也。”因之作“河渠志”。 (10) 元代在水利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大大促进了水利事业的发展，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明清时期，通州盐业进一步发展，同时由于棉花种植以及与之相应的民间纺织的发展，通州逐渐发展成为江苏乃至全国重要的棉花种植和棉纺织要地之一。为了保障盐业、农业生产和便利水利运输，这一时期，尤其是在明代，通州开展了较为密集的水利建设，其突出表现为境内运盐河和与之相通的城内濠河的进一步疏浚与拓展。 (11) 如明代初年，倭寇窜扰，信国公汤和于洪武十六年（1383）在石港挖濠河，筑土城，立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在长江的冲积作用下，南通沿海不断淤涨而成新的陆地。到了明代，原沿海盐场已是去海甚远，盐场因之逐步外移，运盐河的功能为之减弱。鉴于通州盐业的地位和影响，疏浚拓展运盐河，便利运输，势在必行。到明成化年间，总理河道刑部左侍郎王恕提议疏浚盐河时，河长已达340里。成化二十年（1484），巡盐御史李眰浚吕四河。弘治二年（1489），巡盐御史张镇浚河时，通扬运河又延伸到石港附近。弘治十六年（1503），两淮盐运使毕亨修浚了通州至仪征的运盐河。嘉靖十年（1531），海门知县赵九思主持疏浚运盐河，约50里。 (12) 嘉靖十六年（1537），通州同知舒缨主持开凿自利和镇经余西、余中场至吕四场的运盐河，约30里。隆庆二年（1568），由盐商集资在运河以北开凿新河，贯通了吕四、余东、余西、余中、石港、金沙诸场，名为串场河。另外，通过不断疏浚扩展，明代通州城的外廓濠河与内城市河均已颇具规模。据明万历《通州志》记载：“通州城周六里七十步，延袤一千六十八丈，高一丈九尺，面阔一丈，基广二丈，门三。有六濠广二十九丈，深一丈二尺。市河阔六尺，深八尺。”清代在明代的基础上，进一步疏浚、扩修河道，不断完善水上运输体系。如清康熙七年（1668），通州知州白映棠又主持修浚了通泰运盐河。经过清初多次开浚，串场河通过运盐河干道，连接淮南各盐场，已达盐城界。乾隆五年（1740），再次于盐城北开河，与射阳河相通，形成南北贯通的盐运河道。
民国时期，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在实业家张謇的主持下，南通全境各处又开挖兴修了多处河道。张謇在1921年时对南通境内开展的主要河道工程做了总结，其中“民国六年开浚三乐、竞化两区之三竞官河，民国七年开浚余西、余中两区之龙游沟，民国八年吕四区与海境合开蒿枝河，余东区与海境合开十三匡河……余中区与海境合开宽兴河。民国九年开浚吕四区之南倒岸河，本年开浚余西区之十甲河。” (13) 此外，张謇还提出在淮南旧有串场河（起于阜宁，止于海安）的基础上，另辟“两淮串场大河”的计划，并作出了详细的规划，试图将南通内部串场河与两淮串场河联通，认为“即目之为江北第二运河，亦无不可也”。 (14)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一些水利项目还成为历史上通州境内辖区县域分界的地理标志。如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勘定海门、崇明沙界，两县间开凿界河，界河东流入海，界南为崇明外沙，界北为海门县。同年，再开通海界河，界河以北为通州，以南为海门。 (15) (https://www.daowen.com)
二 堤坝与涵闸的修建
南通地处长江泥沙经过长期淤积而成的江海平原之上，海拔较低，地面高度在2—5米之间，最低处仅1米左右，而海潮位高的一般就能达到2.5—5.5米，因此常受江海冲击，水患时有发生。如宋元丰四年（1081），“静海、海门大风雨，漂没沿江官私庐舍二千七百三十有六”。元大德五年（1301），“暴风，江水大溢，高四五丈，崇明、通泰、真州沿江之地漂没庐舍，被灾者三万四千八百余户”。至正元年（1341），“崇明、通泰等州海溢，溺死一千六百余人”。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大风海溢破堤，溺死吕四等场盐丁三万余口。 (16) 海门县治被风潮摧毁，只得改建县衙。明嘉靖十八年（1539），海水骤溢，高两丈余，溺死万余人，漂没官民房屋、牲畜不可胜计。 (17) 诸如此类记述，不胜枚举。抵御水患，成为发展生产、保障民生的重要内容。翻阅史籍，多少年来，江海大地祖祖辈辈一直在坚持治水斗争，兴修了大量用于挡水溢流的堤坝。 (18) 仅就修筑捍海堤一项，从唐代开始几乎就从未停止过。其中，最为典型的要属“范公堤”的修建。
唐大历年间，“李承实任淮南节度判官，自盐城筑堰直抵海陵，绵亘百余里，名曰捍海堤，五代伪唐李昇与宋开宝中知州王文祐皆尝修筑” (19) 。北宋天圣元年（1023），时任西溪盐官范仲淹、泰州知州张纶先后集本地兵夫四万余人，用石头筑堤，历时六年，修筑捍海堤。 (20) 海堤起于淮河尾闾北岸，止于苏北废黄河南岸，因海势而筑，筑成140余里。 (21) 就通州而言，在范仲淹主持修建捍海堤后不久，北宋庆历元年（1041），通州知州狄遵礼又于古横江南修筑捍海堤，历时八年修成，后人称为“狄堤”，是“范公堤”的延伸。 (22) 据《王荆公年谱考略》记载，王安石闻知时任海门知县的好友沈兴宗的治水业绩，特为之作《通州海门兴利记》，其中谈到，沈“既堤北海七十里以除水患，遂大浚渠川，酾取江南以灌义宁等数乡之田。方是时，民之垫于海，呻吟者相属。君至则宽禁缓求以集流亡，少焉诱起之以就功，莫不蹶蹶然奋其惫而来也。由是观之，苟诚爱民而有以利之，虽创残穷敝之余，可勉而用也，况于力足者乎？兴宗好学知方，竟其学，又将有大者焉，此何足以尽吾沈君之才，抑可以观其志矣。而论者或以一邑之善不足书之，今天下之邑多矣，其能有以遗其民而不愧于豳之吏者，果多乎？不多则予不欲使其无传也” (23) 。沈兴宗修筑“七十里长堤”，被称为“沈公堤”， (24) 将原有“范公堤”向东南又延伸了70里。蜿蜒于黄海之滨的捍海堤以及星罗棋布的港、坝、圩、埭等，都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据《宋史·高宗纪》载：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朝廷“诏筑通、泰、楚三州捍海堰”。南北捍海堰终因之连成一线。此后海潮冲刷，屡破屡修。直至乾道七年（1171），泰州知州徐子寅建议各盐场设立使职，分段负责各自所在地堰堤的筑修，为捍海堰的修筑和维护提供了保障。明清时期，江海堤岸多次坍塌，明政府多次下令维修加固通州沿江沿海堤堰。如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海水冲毁吕四场堤堰，淹死场民三万余人。朝廷调集苏、松、淮、扬四府民夫大修范公堤。次年，再调集苏州府长洲、常熟、吴县民丁38000余人修筑通州一带海堤圩岸； (25) 永乐九年（1411），海门至盐城一带“海溢堤圮”，朝廷派总兵陈瑄组织40万兵夫修筑捍海堤，达1.8万余丈；隆庆年间（1567—1572），通州盐运分司判官包柽芳从石港旧范公堤缺口起，修新堤约20里，将马塘等地围入堤内，人称“包公堤”；万历十五年（1587），海门县知县蒋天麒主持在原“沈公堤”北修筑新堤，该堤东起吕四场，西到余中场，人称“姜公堤”；同时，修筑石港新堤；万历四十三年（1615），巡盐御史谢正蒙主修范公堤，南自吕四场，北迄庙湾场，总长800余里，明代古海堤堤线至此基本定型。
在修筑捍海堤的同时，南通还陆续兴修了江堤。如早在宋仁宗宝元年间，通判任建中于州城西筑江堤，长20里，人称“任公堤”。 (26) 经过历代的不断建设，南通沿江形成了连绵不断的江堤。据清道光年间的地方史籍《崇川咫闻录》记载：通州“江堤远者南距山二十五里，东绕海口轮倍之广五之，西接如皋缕堤不断如带” (27) 。江堤与海堤共同构成了南通的江海屏障，为保障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水闸是修建在河道、堤防上的一种挡水、泄水工程，与坝有着类似的功能。但就运输而言，船只过坝，一般需要借助人力、畜力牵引，不如水闸灵便。为了防潮排涝，以及方便水利运输，宋元时期，南通地方上还修建或改建了许多水闸工程。通济闸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个例证。通济闸为宋元时上接运河、下通大江的一道大闸，同时也是苏北地区海运的重要出口。其原址在今南通临江五山的最西处，当地老人称其名为老河口。明代水患多发，对水利设施修建十分重视，先后于南通各地修缮新建了许多水闸，如唐家闸、永兴乡二闸、司家壩闸、宣家壩闸等等。其中如唐家闸，明万历《通州志》所谓：“最要在唐家闸，治则利十，不治则害十”，“盖其去城十五里而近，去江七八里而近，下接江潮，上通河水，譬之咽喉，而不治则旱不能畜，数百里水尽泄于江，涝不能泄。” (28) 于是，地方上曾不断加以修缮。清代则在明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堤闸的修建，以解决挡潮和排涝的矛盾。至乾隆中期，形成我国水利史上闻名于世的范公堤归海十八闸。民国时期，又在清代的基础上，修建了大量的新式水闸和涵洞。其中，实业家张謇的贡献尤为突出。据张謇自己在1921年时总结，“已办涵闸工程入江者：一为民国七年二月新建之龙潭坝利民闸，用银一万三千五百余圆，分泄白蒲、平潮两区之水，由四十里口、三港口、姜家口直穿而下。”“二为民国八年九月改建之唐家闸，用银六千九百余圆，分泄唐闸、刘桥、通城三区之水。此闸与盐仓坝闸，距离十五里，相互为用。其入海者：一为民国七年一月新建之吕四东头总双门涵洞，用钱一千五百余圆。二为民国八年十月新建之吕四廿九总闸，用银三千八百余圆，均以分泄淮委河之水，为运河东下之正干设计，以多其流量者也。三为民国九年八月新建之遥望港九孔大闸，用银十三万九千六百余圆，分泄西亭、骑岸、金沙、余西、余中、余东六区之水，每秒钟能放一百二十立方米达。四为本年新建之骑岸镇闸，用银一万四千余圆，此以引西亭、四安、石港、骑岸四区之水，近道入遥望闸，而分泄运河之流量也。”此外，在原定计划之外，为县路干支各线建涵洞一百余处，引部分水势入江海。张謇还制定了庞大的“未来之计画”，包括：“应建余西新闸一座，现已购运物料，即日开工。又移建余东李灶河新闸一座，修余东旧恩济闸一座，修吕四旧船闸一座，建陆洪新闸一座，修盐仓坝旧闸一座。涵洞原计十一座，除吕四一涵已经建设，及刘家坝、姜灶港、余西九甲、余东圩岸四涵各有争议外，则包场、陆家坝、姚港、十里坊、云台山、新坝六涵，急须施工。”并言明：“专重实际，不取空言。” (29) 从实际情况来看，张謇确未食言，其所定计划大部分均得以实施，如盐仓闸本为南通内河与外江沟通唯一的水利设施，因为港道容量不够，每逢需要大量放水下江之时，便冲击两岸溃泛成灾。因此，于1923年冬另建新闸，1924年秋建成，名曰西被闸。该闸上接城河，下通任港，口径宽二十四尺，墙高十七尺。内河水涨，则宣泄入江，内河水涸，则放潮进入。1923年，张謇出资在海门东灶港建造海闸，时为海门唯一的船舶出海闸。 (30) 同年，张謇以南通水利会历年测查结果为依据，再订《南通水利计画书》，以定分泄入海入江之涵闸，其中：新定直接入海、入江水闸五座，涵洞七处；新定间接入海水闸两座，涵洞三处。 (31)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在民国初年南通的涵闸工程修建中，荷兰水利专家亨利克·特莱克作出了杰出贡献。1916年，特莱克受张謇之邀，任南通保坍会工程师。自此直到因病在南通去世，他主持和亲自设计建造了大量新式水利工程，西起如皋，东到黄海，都有他的足迹和完成的工程，
图9-2 遥望港九门闸建设场景③
有的工程直至20世纪90年代仍发挥排涝和挡潮的作用。如1917年，由于狼山港淤塞之故，由特莱克主持设计，采用钢骨水泥结构造闸于海坝镇东马厂圩；1918年，特莱克设计督造的遥望港九门闸开工；1919年，特莱克设计的海门青龙港会云闸，闸首上下均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等等。 (32)
这一系列涵闸工程的修建，对于稳固江海堤防，稳定内陆农业生产，以及便利水利运输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南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和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