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

人文研究的诠释学性格意味着：思想和学术的创造几乎总是在特定的诠释学境域中展开的。在中国古代的学术和思想中，这一点尤为突出。上个世纪体系化地重构中国哲学史的努力，使得王弼思想的诠释学基调被从整体上忽视了。在这样的氛围下，王弼《老子注》不是首先被当做注释，而是被当做王弼本人的哲学构造来研究和引用的。王弼本人则被当成了某一类不受文本约束的“自由”的解释者。

瓦格纳（Rudolf G. Wagner）教授的《王弼〈老子注〉研究》在这样的整体氛围当中是一个辉煌的例外。作者首先致力于揭示王弼的注释技艺。他向读者呈现出了这样一个王弼的形象：在自觉地接受文本的内在约束的前提下，在致力于消除文本的多义性的同时，将《老子》本文中所蕴涵的哲学可能性发阐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进而，作者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既艰辛又充满“危险”的工作当中：重构王弼的《老子》本和《老子注》，并给出结构性的转写和翻译。在翻译《老子》本文和王弼的注释时，作者插入了大量推论性的成分，以尽可能地降低文本的多义性。与那种语焉不详的翻译相比，这样的做法至少提供了一种可以“证伪”的译本。而减少多义性这一根本指向，则充分体现了王弼《老子注》的基本精神。在上述文本研究的基础上，作者对王弼政治哲学、语言哲学以及本体论的考察，向我们完整地展现了哲学素养和品味对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毫不夸张地说，瓦格纳教授的这部著作在强调文本研究的思想史传统中，是具有典范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