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的架构
汤用彤是第一位断言汉代思想与魏晋玄学之间根本差异的学者，他指出（以在括号中插入英文的方式）：汉代哲学家探讨的是“宇宙之论”（Cosmology or Cosmogony），而王弼等魏晋学者追寻的则是“存存本本之真”（Ontology or Theory of Being）。在发表于1940年的“魏晋玄学流别略论”一文中，他写下了一段设定了近年来众多著述和文章的路向的文字，值得完整地征引和注解如下：
溯自扬子云（公元前53—公元18年）以后，汉代学士文人即间尝企慕玄远。凡抗志玄妙者 (1) ，“常务道德之实，而不求当世之名。阔略杪小之礼，荡佚人间之事” (2) 。（冯衍《显志赋》）“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世之责，永保性命之期” (3) 。（仲长统《昌言》）则其所以寄迹宅心者，已与正始永嘉之人士无或异。而重玄之门，老子所游。谈玄者必上尊老子。故桓谭（公元前43—公元28年）谓老氏其心玄远与道合。 (4) 冯衍“抗玄妙之常操”，而“大老聃之贵玄” (5) 。傅毅言“游心于玄妙，清思于黄老” (6) 。（《七激》）仲长统“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 (7) 。则贵玄言，宗老氏，魏晋之时虽称极盛，而于东汉亦已见其端矣。
然谈玄者，东汉之与魏晋，固有根本之不同。桓谭曰：“扬雄作玄书，以为玄者天也，道也。言圣贤著法作事，皆引天道以为本统。而因附属万类王政人事法度。” (8) 亦此所谓天道，虽颇排斥神仙图谶之说，而仍不免本天人感应之义，由物象之盛衰，明人事之隆污。稽察自然之理，符之于政事法度。其所游心，未超于象数。其所研求，常在乎吉凶。（扬雄《太玄赋》曰：“观大《易》之损益兮，览老氏之倚伏。” (9) 张衡因“吉凶倚伏，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 (10) 。）魏晋之玄学则不然。已不复拘拘于宇宙运行之外用，进而论天地万物之本体。汉代寓天道于物理。魏晋黜天道而究本体，以寡御众，而归于玄极（王弼《易略例·明彖章》）；忘象得意，而游于物外。（《易略例·明象章》）于是脱离汉代宇宙之论（Cosmology or Cosmogony）而留连于存存本本之真（Ontology or Theory of Being）。汉代之又一谈玄者曰：“玄者，无形之类，自然之根。作于太始，莫之与先。” (11) （张衡《玄图》）此则所谓玄，不过依时间言，万物始于精妙幽深之状，太初太素之阶。其所探究不过谈宇宙之构造，推万物之孕成。及至魏晋乃常能弃物理之寻求，进而为本体之体会。舍物象，超时空，而研究天地万物之真际。以万有为末，以虚无为本。夫虚无者，非物也。非无形之元气，在太始之时，而莫之与先也。本无末有，非谓此物与彼物，亦非前形与后形。命万有之本体曰虚无，则无物而非虚无，亦即物未有时而非虚无也。 (12)
汤用彤阐述了如下重要观点：
● 汉代的哲学思考发展了宇宙论，其共同点在于对时空内的原初物理因的探寻。甚至在扬雄将这一终极原则定义为“玄”而且以更为微妙的方式对之进行了描述以后，仍有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处于这一立场之内。
● 魏晋的玄学家迈出了朝向本体论的重要步骤。他们将“无”界定为万物的本体。
汤用彤的框架已成为绝大多数超越训诂学和观念学的中国学者的研究范式。他的研究成果在“百家争鸣”时期的前后（1957年和1962年）被重印，此后，中国大陆的哲学研究完全被政治分析取代。 (13) 20世纪80年代初，这些研究成果再次被重印，而其他一些此前未曾刊印的研究成果也首次刊出（如他草成的玄学与文学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 (14) ，自此，一些学者承续了他的基本范式——现在被明确界定为宇宙论向本体论转变的范式，而且他们在许多细节上丰富了这一范式。 (15) 甚至偶尔的批评也没有动摇这一基本范式（如冯友兰1986年的批评）；冯辩驳说：王弼等人实际上没有在宇宙论和本体论之间作出如汤用彤所断言的那样明确的区分。 (16)
然而，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在这一框架中填加可以找到的而且常常是稀缺的材料，研究玄学的不同方面和流派。我认为还没有学者曾反省这一哲学问题：这里的“本体论”的所指何在，或者对将古希腊的演变框架移到3世纪的中国时的种种困境引起重视。
而且，在汤用彤关于的王弼的文章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
● 汤用彤从他对早期欧洲哲学的研究中提取了从宇宙论到本体论发展的基本历史学框架，在早期欧洲哲学中，这一过程被描述为从前苏格拉底对宇宙终极物的寻求向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转变。亚里士多德本人曾宣称在他之前的哲学家只是自然哲学家，而他本人是第一个言及存在的。 (17) 事实上，汤用彤提到过“王氏形上之学”。 (18) 尽管欧洲的历史模式为考察汉魏转变的重要性提供了有趣的、强烈的刺激，但很明显，汤用彤所描述的汉代“Cosmology或Cosmogony”——就其强调天人相类以及随之而来的管理人类社会的尝试，与前苏格拉底的原子论者对宇宙终极事物的寻求毫无共同之处。我们可以推断：无论是所面对的问题，还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与玄学思考之间都存在着同样大的差别。
● 汤用彤没有解释他用“Ontology”意指什么，而且他用的中文语汇也没有给出更多的解释。在那个时代发表的研究中，汤用彤没有用过既有的“本体论”一词 (19) ，尽管它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在昆明和伯克利的讲课笔记中（汤一介编）。 (20) 在上引文章中，他的术语系统仍是变动的；例如本体被译为“实体” (21) 或“实在” (22) ，他对“Ontology”的中文解释“留连于存存本本之真”，是以《系辞》的话为基础的旧词新用，必须被翻译为“关注使存在者存在，使其根于其根的真” (23) 。在完成于1943年的另一研究中（到1957年才发表），汤用彤还使用了其他语汇，分别以“构成质料”和“本体存在”指“Cosmology”和“Ontology”。 (24) 他给这一语汇的唯一清楚的提示是：魏晋玄学家不再找寻存在者的终极的“外在”生成因，而是探求深植于存在者的存在中的终极原则。尽管汤用彤的范式被学者们泛泛地解释为宇宙论/本体论转变，学术的关注点并没集中在“Ontology”所指为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王弼的哲学思考可以适用于这一语汇的问题。
其他一些与汤用彤的论述没有交流的学者（首先是A.C. Graham）主张一种语言学上的决定论，断言在这一“本体论”中所有的“有”和“无”等词根本无法讨论本体论问题。他们主张，分别意指“有”和“没有”的“有”“无”，与“存在”（to be）的语言学结构不相称。 (25) 这一论断不是对实际的哲学资料的深入研究的结果，而是源自对Lee Whorf等人提供的论断的一般考察，这些论断即使是在语言学的领域里也并非不可动摇。正如玄学家的许多新的论述策略以及旧词新义表明的那样，他们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语言的局限，而且意求找寻新的探索途径。汤用彤本人的方式也同样，他力图用一套新的汉语语汇来表达他的看法和研究结果。
我将给王弼一个开放的场域来呈示他的论辩，而且不会在一开头就基于玄想来决定他能够或不能够说出什么。因此，我将首先试着以能使他本人的声音显露出来的详尽的文献证据，提出王弼哲学思考的逻辑和结构。接下来，我将试着将王弼的思考置入早期中国观念的背景。最后，我将在对现有的王弼玄学的概念化模式的批判性讨论中提出我自己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