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的身后
上面有关这位英年早逝的哲学家的传略提示了某些对王弼的思想可能产生了影响的条件。他的家世背景使他进入了一个富有的、排他性极强的精英家族的群体： 有悠久的思想和文学传统，彼此间和最高的政治等级关系密切，并且反对中央政府的过度扩张——这些有可能对他的政治理论产生影响。 (32) 这一家庭背景为他开启通向那时最上层的哲学沙龙的大门的同时，他的藏书使得他拥有通向各种哲学文本的独一无二的捷径，这些书中有当时颇为稀有的传本，如某个《庄子》的传本，以及后来张湛据之作注的《列子》抄本。 (33) 汉王朝的崩溃去除了保存旧学的制度结构，王弼与荆州的渊源使他与早期对汉代正统的挑战有了关联，加上他所处时代对年轻人不浪费在琐碎学识上的才华的迷恋，这些条件创造了一个短暂而珍稀的历史时期，容许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在一个极为开放和竞争的环境中探索他的分析技艺。与其他玄学家一道，他也在从事对孔子及其弟子的境况的企羡性重演，正如在《论语》对“微言”的口头和处境化表达的强调中揭示的那样。在孔子及其弟子的模范设置中的不同角色被比拟，尤其是颜回；但有些人，如上面引用的何晏，甚至敢于比拟孔子本人。尽管王弼在哲学的口头表达方面赢获了声名，但他仍继续使用书写文本的复杂表达结构，以书写性的注释作为有缺陷但又不可避免的哲学工具。他对语言哲学的突出强调，表明了来自那些主张语言根本无法讨论道的问题、因而经典只是古代圣人智慧的糟粕的批评者的压力。 (34)
王弼的生命也许是短暂的，但他的身后却并非如此。尽管他没有与何晏一道被杀，而是死于249年政治动荡中被免职之后，二者仍一道构成了正始玄学的象征。晋代的名士效仿他们的哲学和风度，他们试图像何晏等人企羡孔子及其弟子那样，达到这个时代的极致。 (35) 王弼的哲学论点被广泛地讨论，其中既有像钟会这样支持他的，也有像荀融那样攻击他的（荀批评他的《周易注》），或像纪瞻那样对他的哲学系统喋喋不休的。 (36) 在对《周易》的解释的竞争中，王弼最终胜过了郑玄，他的注释在南朝被逐行讲授。 (37) 在刘宋于439 (38) 年新建立的四科中（南齐建元年间又被重新建立），即玄学、儒学、文学和史学，王弼的《老子注》按王葆玹的研究一定属于玄学科的核心课程。 (39) 最后，孔颖达在他的《五经正义》中选择了王弼的《周易注》。在序言中，他直率地指出，王弼的注释“独冠古今”。考虑到这些功绩，武则天于公元704年诏令王弼从祀孔庙；他由此加入了左丘明、孟子以及他的老对手郑玄等贤人的行列。 (40) 尽管他的《老子注》在唐代被河上公注和玄宗的御注遮掩，他仍左右着《周易》的解读，而且宋代的道学家正是以他的注释作为他们自己致力于这一基础文本的起点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过一番辩论之后，王弼因《周易注》而在儒家传统中被供奉。作为这一文本的主角，他成为儒家经典的一部分，并使他作为贤人进入孔庙；他关于孔子优于老子的主张对此也有帮助，尽管他的理由很难得到儒家学者的称赏。这里被供奉是因为他的注释的强有力的分析品质而被仿效的，它们设定了“意义注释”的新标准，与通过名物度数等资料补充某一文本的学识性注释相对。尽管绝大多数早期对王弼注释的赞扬被给予了他的《周易注》，这显然与《周易》在儒家教育中的突出作用有关。我们有理由主张，这赞誉是给予作为注释者的王弼的，对于他的《老子注》和《论语释疑》也是同样。
尽管年轻，王弼仍被给予了第二种身后及角色，而且这一身后及角色与正始时期的政治紧密相关。在这第二种身后中，王弼与何晏一道构成了一个名叫“何王”的反派角色。当然，二者有某种分工。据说何晏运用他强大的政治地位推行正始时期的变革计划，除了一些肤浅的辩驳外，晋代的史家几乎消抹掉了所有能容许我们理解这一变革的特性的痕迹；何晏还为以腐朽堕落、服药和空谈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典范。王弼则据说是试图通过他的注释散布作为唯一重要的哲学主题的无和玄的概念，因此让国家精英的心智背离了保持国家统一和民众秩序这类实际问题。这一图像很早就开始出现了。
在中原陷落、部分中国精英南渡以后的几十年，范宁在一篇使他不朽的论文中指出，晋室败亡的精神原因可以在何晏和王弼的思想中找到。要不是这篇论文，范宁只是一个出自佛徒家庭的边缘儒者而已，他无休止地努力恢复旧的礼法，这使他讨厌到了被人免职的地步。这篇论文是以那时流行的对话体撰写的；范的对话者对何晏、王弼的颂扬反映出范宁的观点在那时是何等的边缘。他的传记声称：“时以虚浮相扇，儒雅日替，宁以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由于这篇短文对后世的重要性，完整地引用它现存的部分是恰当的：
或曰：“黄唐缅邈，至道沦翳，濠濮辍咏，风流靡托，争夺兆于仁义，是非成于儒墨。平叔神怀超绝，辅嗣妙思通微，振千载之颓纲，落周孔之尘网。斯盖轩冕之龙门，濠梁之宗匠。尝闻夫子之论，以为罪过桀纣，何哉”？
答曰：“子信有圣人之言乎？夫圣人者，德侔二仪，道冠三才，虽帝皇殊号，质文异制，而统天成务，旷代齐趣。王何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缙绅之徒，翻然改辙，洙泗之风，缅焉将坠。遂令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古之所谓言伪而辩、行僻而坚者，其斯人之徒欤！昔夫子斩少正于鲁，太公戮华士于齐，岂非旷世而同诛乎！桀纣暴虐，正足以灭身覆国，为后世鉴戒耳，岂能回百姓之视听哉！王何叨海内之浮誉，资膏粱之傲诞，画螭魅以为巧，扇无检以为俗。郑声之乱乐，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为一世之祸轻，历代之罪重，自丧之釁小，迷众之愆大也。” (41)
范宁对何王著述超凡的思想品质的承认，突显了他的批评的无力，这是孙盛等其他东晋著者共同的窘境。 (42) 范宁对那个时代的精英的怒斥再猛烈、激昂不过了。何晏和王弼轻佻的生活方式、他们对儒家的经典解读的传承的蔑弃以及他们发展出的使精英群体沉迷其中的繁复的、迷人的解读，导致了社会标准的解体、国家的自然引领者——儒者的权力的丧失，并最终导致了公元316年以后中原的沦陷。桀纣丧失了个人的生命和王朝，而何王则导致了祸及数代的中国的沦丧。因此，他们的罪恶更甚于桀纣。以这种方式，王弼、何晏成了导致所谓“分裂时代”的悲剧的罪人。在后来儒者对想要承担维护国家、传承正统的责任的其他思想流派的辩驳中，范宁的论述成了通用的票证。
学者们敢于大胆地给王弼的思想和学术成就以公正的评价，将他的双重角色复归为一，是许多世代以后的事了。目睹了明代覆亡的顾炎武（在坚持旧的观点时可能有其自身的生活处境），毫不留情地斥责正始时代的学者致使“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他们不仅亡了国，而且亡了天下。 (43) 朱彝尊（1629—1709年）在数年之后已经敢于挑战这类观点，以及它们的隐含假设： 儒家对国家的意识形态控制的任何松懈，都意味着国家的灾难。在“论王弼”中，他断言“毁誉者，天下之公”，而不应为个人偏见左右。范宁的诋毁“辞太激”，而“学者过信之”。北宋的程氏兄弟承认他们受到王弼的影响，而且没人能否定他的思想贡献。当汉代儒家的《周易》注释者“流入阴阳灾异之说”时，正是王弼，“始畅以义理”。 (44) 钱大昕追随朱的足迹，直率地否定了对何晏、王弼崇尚老庄贬抑儒学的传统批评。 (45) 这些学者明确地拒斥了范宁在玄学与国家覆亡之间建立的脆弱关联，恢复了王弼作为汉以后主要的思想家和注释家的地位。此书关注的正是这一作为注释家的王弼。
(1) 王弼在官职等级中没有达到足以进入正史的官位。何劭为王弼写了一个《别传》。《三国志·钟会传》的裴注中收入了《别传》的摘要。在《世说新语》中有几则轶闻。相关的资料被收集在楼宇烈《王弼集校释》的附录中。迄今为止最系统的传记研究是王晓毅的《王弼评传》。
(2) 参见R. Miao，Early Medieval Chinese Poetry：The Life and Verse of Wang Ts'an（AD177—217），此书对王粲的家世谱系做了些研究，但没有考察这个家族的社会地位。王晓毅的“王弼故里新探”对东汉时期山阳的作用和地位做了详尽的研究，参见《孔孟学报》75，1998年。
(3) 参见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如中村圭尔，《六朝貴族制研究》（东京，1982）；D. Johnson，The Medieval Chinese Oligarchy；P. Ebrey，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
(4) 《后汉书》，46.1819.13。
(5) 参见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何启民，《魏晋思想与谈风》。葛洪的《抱朴子外篇·正郭》中给出了关于郭泰的重要材料。
(6) 《三国志·魏志》，21.597.10。
(7) 范晔，《后汉书》，60B.1979。黄老思想指的是汉初流行的哲学和政治学说，它强调社会的自治力量，反对过度的中央集权。它宣称自己出自黄帝和老子的学说。
(8) 《世说新语》17.1，635；Mather，A New Account，页323。
(9) 张华，《博物志》，载于《三国志·魏志》，28.796.11。
(10) 科举前史，《九品官人法の研究》，页125。
(11) 钟会所撰生母传记，引自《三国志·魏志》裴注，28.784。
(12) 何劭，《王弼别传》，引自《三国志》裴注，28.795。
(13) 同上。
(14) 同上。
(15) 何劭，《王弼别传》，引自刘孝标《世说新语注》，2.6。
(16) 对于这一群体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涉及的政治斗争，参见拙文“Lebensstil und Drogen”，页87—108。
(17) 《世说新语》，4.6；Mather，A New Account，页95。
(18) 《世说新语》，4.7；Mather，A New Account，页97。这些文章现已散佚，只有一些片断尚存，我们将在讨论王弼哲学的部分详细分析。
(19) 《论语》，9.23。
(20) 何劭，《王弼别传》，引自《三国志》裴注，28.795。
(21) 关于这一代的生活方式的详尽描述，参见拙文“Lebensstil und Drogen”。另见森三树三郎，“魏晉時代における人間の發見”，《東洋文化の問題》1（1949）：121—201。
(22) 这一论断最早是由王晓毅作出的，参见《中国文化的清流》，页74。
(23) 《三国志·魏志》4.123.13。
(24) 何劭，《王弼别传》，引自《三国志》裴注。
(25) 《魏氏春秋》，引自《三国志·魏志》，9.293。《晋书》2.25承续了何晏对司马师的赞扬。司马师死后被追封为晋景帝。这里的《系辞》引文引自《周易引得》。
(26) 《论语》，7.26。
(27) 司马光《资治通鉴》75.2380曰：“何晏……自以为一时才杰，人莫能及。晏尝为名士品目……盖欲以神况诸己也”。
(28) 何劭，《王弼别传》，引自刘孝标《世说新语注》，4.6；Mather，页95。另见何劭，《王弼别传》，引自《三国志·魏志》，28.796.6。
(29) 《周易略例》，楼宇烈《王弼集校释》，页609。
(30) 刘义庆，《幽明录》，页20上。
(31) 何劭，《王弼别传》，引自《三国志》。王晓毅，“王弼故里新探”，178，注1。
(32) 这一论断在1956年汤用彤和任继愈共同署名的一本著作中得到了最广泛和严谨的探讨。但它似乎只用了汤用彤的一些旧的札记，而论述本身则完全是任继愈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大陆学者讨论玄学的方式。参见任继愈，《魏晋玄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
(33) 张湛，《列子注》。
(34) 参见本书第三编“识别‘所以’：《老子》和《论语》的语言”一章。
(35) 关于正始时代这一竞争的例证，参见Mather，A New Account，页40，55，103，113，137，226，235，237。
(36) 关于荀融，参见何劭《王弼别传》，引自《三国志》。关于纪瞻，参见《晋书》，68.1819。
(37) 参见王葆玹，《正始玄学》，页412—25。
(38) 同上，页424。
(39) 孔颖达，《周易正义》序。
(40) 《佛祖统纪》，T. 1035，卷49，页371上。它的日期并不明确，但可以从随后一章的开头推测出来，它以中宗于705年重新掌握朝政开始。
(41) 《晋书》，75.1984。
(42) 孙盛，引自《三国志》裴注。引文可能出自孙的“易象妙于见形论”。
(43) 顾炎武，《日知录》，“正始”。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3卷，页34—38，其中收集了关于王弼和何晏的许多历史评述。
(44) 朱彝尊，《曝书亭集》，“王弼论”。
(45) 钱大昕，《潜研堂集》，“何晏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