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的立场
王弼并没有让自己局限于在注释中一行行地追随文本，他还撰写了对《周易》和《老子》的结构分析。他所注释的三个文本都有一个彼此之间无甚关联的独立短章间的松散结构。它们不是系统的阐释。在《周易略例》和《老子微旨略例》中，王弼随意地引用相应的文本，并将这些引文插入到着眼于其沉默结构的潜文本的系统阐述中，但即使单个的注释也穿破了环绕着每一意义单位的围墙。正如前面呈示的那样，这些注释从所涉文本（它们含蓄提及或明确引用的其他文本）中为某种解读的可能性寻获分析的策略和标准。在这一过程中，这些注释在所涉文本的不同部分以及王弼注释过的不同文本间建立起了一个厚实的哲学、隐喻和术语关联的网络。这些关联在给定的文本内部创生并唤起了某种文本同一性，这一同一性又在王弼的《略例》（对作为整体的文本统一的哲学意义的结构分析和阐述）写作中找到了它最极端的表达。这些关联还创生出这些文本之间的哲学同一性，它使得王弼得以发现它们相同的主题和立场。 (29)
这一结果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特定的分析策略的产物。对于我们来说，了解这些策略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们在某种构建《老子》的行为中呈显了王弼，并告诉我们他本人的、与《老子》不同的步调。
为了行文的方便，我将以对《老子微旨略例》的引言性文句的详尽分析开始，以之来展开将在后面得到验证的第一组假设：
夫
物之所以生， 功之所以成，
必生乎无形， 由乎无名。
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
不温不凉， 不宫不商。
听之不可得而闻，
视之不可得而彰，
体之不可得而知，
味之不可得而尝。
故
其为物也则混成，
为象也则无形，
为音也则希声，
为味也则无呈。
故能为品物之宗主，包通
天地，靡使不经也。 (30)
这一3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论文的令人震惊的开头值得认真审视。
首先，王弼的分析的入手处不是某一文本的“必然”特征，而是物质性的物和非物质性的功的“所以”的“必然”特征。换言之，他对《老子》的分析的入手处是关于万物及其“所以”之间关系的逻辑必然性的假设。他断言，它们共同的“所以”必然缺失所有具体的特性，即形和名。通过将这一无形无名的“所以”同《老子》中的“万物之宗”等同起来，他断言这一分析的“必然”结论已经包含在《老子》中了。《老子》没有限制自己论及这一“宗”和“主”；在这一假设的证明中，王弼又一次在《老子》中辨识出强制性的论断，即“所以”是感官无法达到的这一发现。《周易略例》的开头重复了这一结构，并强化了我们的论辩。我们假定《老子》在王弼那里的权威，基于《老子》对万物之“所以”的必然特征的深入理解。
其次，“所以”与万物的关系处于王弼哲学探究的核心。万物的特征（即形和名）是感官和直接认识可以达到的，而“所以”的特征则不能，王弼从万物的可证实的结构推论出万物之“所以”的特征必定是怎样的。因此，他的方法是归纳的。他不是从假设的最高范畴如太极、道或阴阳演绎出万物的结构和变化。他不是以《老子》、《庄子》或《文子》的方式简单地道说和阐明，而不进一步证明他的洞见。而且他没有将《老子》的文句当做拥有这样不可置疑的权威的文本：注释者的工作被贬降为或是阐明它们的意义，如《文子》、《韩非子》和《淮南子》所做的那样，或是将它们转译为对道徒行为的命令性指南，如想尔注那样。
第三，王弼使用了逻辑必然性的概念，在第一句话中用“必”这个词表达出来。在上引文段之后，王弼检讨了相反的例子。如果“所以”具有特殊性会怎样？“若温也则不能凉矣，宫也则不能商矣”。因此，“必”的对立面是“不能”。《周易略例》的开头重复了这一概念。
夫彖者，何也？统论一卦之体，明其所由之主者也。
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
至寡者也；
夫动不能制动，制天下之动者，贞夫一者也。 (31)
故
众之所以得咸存者，主
必致一也。
动之所以得咸运者，原必无二也。 (32)
在哲学上，这一逻辑必然性的观念将读者的理性建立在与作者平等的地位上。作者不能引证经典中的先例或孔子的话作为他的论述的真理性的合法证明，而是把他的论辩呈交给某个有较高教养的、无虔敬态度且老到审慎的隐含读者的理性的审视。如果作者能证明他的命题，读者就会被说服；反之，则不会。在此过程中，读者也处于压力之下。他必须乐于抛开任何此前形成的观念，只要这里提出的论辩具有逻辑的说服力。在对“所以”的共同追寻中，在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哲学对话中，声称遵循任何传统、学派或权威都是不合法的。
逻辑必然性这一重型武器不是王弼的日常分析工具。它只是在一个关键的时刻被引入的。“所以”的特征只有通过以可感知的存在者为基础的归纳才能发现。为了让这一归纳从推测的任意性或直接启示的需求中摆脱出来，此种“尽管它不能在其自身得到证实，但在可证实的材料的基础上可以确定它‘必’是如此”的逻辑推论工具被引入进来；结论是通过对相反的那种“如果是与推论的假设相反的情况，那么它就‘不能’如此”的验证来证实的。王弼的归纳是由证明的逻辑方法引导的。
在社会学上，这反映了作为一种思想上的盲从力量的师法和家法的消亡。正如卢盛江指出的那样 (33) ，这一消亡开始于2世纪初大型私家学院（常有超过千名学生）为太学而产生的竞争。学者们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对出自不同传统的文本的阅读为课程带来极大的多样性。到了2世纪末，马融不仅阅读并评注了所有经典，而且阅读“百家”之书，并评注了《老子》。汉代的终结引生了已经越来越弱的教育权威的终结。王弼本人就公开地与那些思想倾向由其学派渊源预先决定的士人争论。在一种彻底的廓清中，他在《老子微旨略例》中斥责了所有的思想流派，因为它们都受缚于预设的观念，结果它们也都错失了《老子》的主旨。 (34) 对于个人的批评也不是没有。王肃就是典型的例子。作为郑玄的学生，他转而反对他的老师，并撰写了一本专门批评郑氏的错误看法的著述。 (35) 王弼追随着王肃的足迹；但王肃批评的是郑玄的具体解释，而王弼则是讽刺郑玄的基本立场以及他解读《周易》的方法。 (36) 这一不虔敬引起的公众的震撼在刘义庆《幽明录》中传下的一则故事中仍能感受到，在此故事里，郑玄的鬼魂被年轻的王弼的不虔敬所激怒，闯进他的书房抱怨他。结果，王弼第二天就死了，这是解释引致危险的例子。 (37)
然而，在正始时代著名的士人中间，向优越的论辩倾服是恰当的态度。我们在前面曾描述过何晏在王弼面前优雅的退让。 (38)
在思想上，这表明了批判精神的增强，这一趋向在王充（27—97年）、王符（约76—156年）和仲长统（179—220年）等人的著作中可以找到极好的文献支持，他们依据可能性、一贯性的标准来检验思想观点，并依据道德标准检验社会实践。在所有例证中，日益成长的、不虔敬的“合理主义”（加贺荣治） (39) 或“义理学”（王葆玹） (40) ，与对学究气的、传统的观点的讽刺一道流行起来。的确，在这一立场中有某种傲慢和轻率（这在当时已经引起注意），但它对哲学做了有益的事情。尽管王弼延续的是始于几代之前的理性批判的传统，但这位《老子微旨略例》的作者走得更远。在对万物之“所以”的无成见的追寻中，他赋予读者某种核心的作用。王弼平等地与怀疑的、不信赖的读者论辩，用他的富于说服力的逻辑征服了他们；而且由于他注释并撰写结构分析的文本，由于他的努力的焦点，他得以免于理性的肤浅。
第四，在王弼手中的《老子》（或《周易》）与他的注释之间没有线性的关系。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两点：跨越《老子》各章边界的种种关联的展开，以及关于各独立文本的写作（即《周易略例》和《老子微旨略例》），尽管大量引用《老子》和《周易》，但王弼本人在写作中设定了自己的论辩步调。对上引《老子微旨略例》的引言中此类引文的分析，将显明王弼建立他自己的步调的方式。
在《老子微旨略例》中，王弼的第一个命题最终将“所以”的无形无名与《老子》的“万物之宗”等同起来。这一指涉宣称《老子》已经包含了第一个命题中所问问题的答案。然而，《老子》中没有将“万物之宗”与“无形无名”关联起来的论述。第一个命题是一个恰当的例子。《老子》4.1为：“道冲而用之又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万物之宗”是“道”的一个含糊的、暂时性的名号，与王弼“必”的严谨逻辑相去甚远。《老子》明确主张“道”的“无名”。《老子》第32章首句曰“道常无名”。《老子》41.15又说“道隐无名”。因此，“所以”的两个特征之一［无名］就明确出现于《老子》，但《老子》中并不包含“道无形无名”这样直接的陈述。对于无形，王弼引《老子》41.14以为支持：“大象无形”。这一论述出现在一系列内容相似的平行句子（如“大音希声”）的最后，随后是总结性的陈述：“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善成。”（译为：“道隐藏而且无名。［然而］，事实上，只有道善于给予、善于成就。”）王弼对此句注释道：
凡此诸大，皆是道之所成也。在象则为大象，而大象无形。
这样，“大象”成了道的另一个名称，它的属性可以转加于道。在“无形”这一理论范畴下，王弼还融摄了许多《老子》中表现模糊性的用词。 (41)
总之，王弼主张这些“大”的东西超越了大与小的对立，它们绝对的“大”实际上就是道本身；而且在这一绝对的“大”中，它们是不可测度的；就大象来说，它是“无形”的。他的隐含的论辩（主张对“所以”的无形无名的归纳可以在《老子》的论述中找到）的证据出自三个地方（第4、第32和第41章），其中一例只是通过王弼将大象等同于道才建立起来的。这一过程中没有明显的阐释暴力，王弼谨慎地驻足于合理性的范围内。而且，在王弼的论辩的语境里，《老子》的个别要素被赋予了王弼《老子》文本表面缺失的系统分析的氛围。我们假设王弼重新安排了《老子》（及其他文本）的分散要素，将其纳入到一个系统论辩的整体当中。我们将用紧接在第一个命题之后的段落，来检验这一假设。
王弼在此主张，万物之“所以”不能有任何特殊属性。因此，能够察知特殊属性的感官将无从附着。在他的论述中，这些感官被分入一个二元的结构：以“视”和“体”察知物的形，以“听”和“味”察知功或事的名。为了证明《老子》中已经包含了这一洞见，王弼从三个不同的分章中引用了《老子》的四个陈述。应该注意的是：这里王弼或《老子》究竟是在正面谈及某物的“有形”，还是否定性地谈及某物的“无形”，这无关宏旨，只要他们在说及“形”就够了。其中没有一个呈显出王弼在其中引用它们的那一系统。《老子》35.3：“道之出言，淡兮其无味也，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可既。”（译为：“关于道的言辞淡而无味，看它，它没什么值得看的；听它，它也没什么值得听的；而运用它，又不可能穷尽它。”）在这一段落中，有三种而非四种感官——味、视和听；最后一项“用”不指任何感官，它表明此处的文本无意于系统地罗列所有感官。
在《老子》14.1中，给出了另一个不可能知觉道的感官知觉的系列，这一次包括了视、听和体（搏）。在《老子》41.14—15，以与听相关的“大音”和与视相关的“大象”给出了一个对子。最后这一对子极好地应和王弼的二元结构。王弼将一系列甚至在风格上不相配合的单个的《老子》文句安排进一个统一的、系统的二元序列。在这一同一化过程中，骈体的严格规则甚至迫使他放弃了逐字引文，而重新加以表述。他在《老子微旨略例》中谈及“所以”的“无呈”（即“无味”）时，为了应和“混成”、“无形”、“希声”这三个双字的名称，放弃了《老子》35.3“道之出言，淡兮其无味”中的“淡”。这里需要的是关于道固有的淡而无味的双字陈述；由于没有找到这一表达，王弼补足了这一结构。还有其他的段落有相同的情况。 (42) 在此我们看到一种动力在发挥作用：由于对《老子》的洞见的极度关注，王弼对于将其中分散的思想火花纳入一种高度结构化的、论辩充分的模式并无不安。在文本处理的层面上，这一做法反映了一种重要的转向，即朝向一种系统哲学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