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论性翻译的说明
在本书第一编中，我试图勾勒出王弼的注释策略，并将它们与对同一文本的其他构造对照。这里对王弼《老子注》的翻译说明旨在为我自己的解读和翻译策略提供某些根据。
对于一个像《老子》这样的文本并没有所谓的首次解读。任何历史的读者都已经在不同的层次上接触到这一文本： 通过有关其假想作者的最普通最含糊的信息，通过关于“道家”的传闻或阅读，通过出自文本的业已变成片断的箴言，或者最终，通过借注释或译文对该文本的阅读。我们时代的注释者常常有这样的假设： 他要恢复一种被后来的读者和注者歪曲、误解的有着最原初意义的“原文本”。这一现代的态度有着相当长的中国世系。王弼对各家为适应自己的学说做出的错误构造作了有针对性的批驳，他声称自己重新发现了这一文本中包含和隐藏的哲学精华。而我们可能并不期望自己相信他的宣称，我们可能早已被告诫要放弃此类文本的某种“原意义”的概念，将其视为基本无用且不可用的启发式假设。即使通过某种魔法让《老子》的作者或作者们复活，并告诉我们他们的思想，他们无疑也对从一般的文化和哲学背景流入其文本的许多要素全无自觉；对于这一文本——通过不同时代、不同环境的不同读者和注者再界定、再活跃自身的文化焦点，他们的解释极有可能不会对理解有一丁点儿的助益；而且，最糟的是，他们的解释还可能表明他们的意义和意图，比起所有读者、注释者或译者已经达到的东西要肤浅得多。
注释者通常将其著述看做是在为文本服务的；相应的，他会示意比起他的注释来，文本属于更高的层次，甚至是古代圣人留下的经典文本。然而，这一等级关系并没有精确地描绘出《老子》与其注释者之间的关系。的确，《老子》的文本大体上是相同的，而注释者却往来纷纭。而每一个注释都试图固定文本的意义，以达到排除其他可能的以及已经出现的意义的程度。在这一意义的固定中，注释试图与文本合并。传统注释者的目标是给整个文本提供一种一致的解释。正如孟子已经解释过的那样，在这一一致的解释中，注释者试图把握作者想要说的东西，他的“意”，他将根据有效的证据验证这已经假设的意义，而且，如此有足够的文本材料支持，将使得整个文本归属于这一统一化的过程。在这一层次上，注释者，特别是如王弼那样以意义为导向的注释者，将根据这一核心意义重构整个文本材料。因此，我们看到注释者接管了文本的意义解释，并以此方式达到了高于文本本身的程度。由某个解读共同体造成的对注释者解释性宣称的接受水准，标志着融合的水平；我们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比如王逸的《楚辞注》，在这一注释里，注释取得了对某个给定文本的意义的千年来无从挑战的霸权。
与此同时，注释仍在主观和客观上与文本相分离，在鼎盛期后，它还可以被抛弃。从主观上看有这个分离，这是因为注释者知道他只是众多面对这一达到某种一贯理解的终极挑战的人之一，而且也知道他的构造与文本材料之间的距离： 这促使他一再地强迫自己为在文本的整体意义与那些拒绝整合的段落之间建立媒介的方式做出更具创造性、更为复杂或者甚至是更为笨拙的努力。这可能时时导致他拒绝某个与统一体不协调的段落，由此将其区划为赝品。从客观上看也有这种分离，这是因为读者在容许注释者引领其阅读之后，可能会发现注释使用了太多补充的构造，在引导注释者的整体意义与文本表面之间的鸿沟仍然难以消化。在这种情况下，读者将丢开注释者，而非文本；他可能想要阅读其他的注释，让它来给他解释文本的意义。
对于《老子》，注释者面对的是大体上能背诵文本并且已经通过其他注释对它有所了解的读者。新的注释者与读者的交流不是从纯白无染开始的。他不仅要说服读者，而且在此过程中还必须推翻各种替代性的解释可能。
因此，这样一种注释的翻译者处身于捆绑之中。任何将中国文本转为现代汉语的翻译（无论是译成现代汉语、日文或西方语言），都将极大地减少文本在其漫长的理解史中获得的意义空间。这一意义空间不仅涉及到某些词汇（如“道”或“玄”）的意义，而且涉及到语法、修辞、隐含的主语和宾语以及没有在任何句子中表达出来但却浸染了整个文本的整体宗旨。在《老子》及许多其他具有经典地位的文本中，这一意义的历史空间是非常广阔的，正如前面对《老子》的几个分章的推论性翻译所表现的那样。第一步，注释的译者将不得不让自己接受注释的引导，将文本翻译成注释者想要的那种读法。这就意味着，对于这一翻译的读者而言，所有其他注释读法的有效性都将消失；如果王弼将“刍狗”读作“草和狗”，那么关于“刍狗”的礼仪性运用以及“刍狗”的隐喻意义的注释就完全被排除掉了。通过翻译对意义空间的减少也有牺牲者，即注释家。他的分析性贡献，他在历史的读者中间激起的震颤消失了，因为它只能根据那时有效的读解来衡量，并且在那时有效的文本整体意义的假设与文本单个句子的注释分析之间谋求应合。
在这种方式下，译者不得不给出某种同质的本文/注释的连续体，清楚地表现注释者在其整体意义设想的语境中所建议的解读某一给定句子或段落的方式。这正是我的翻译将要做的。尽管结果看起来容易，但这样的翻译实际上是一个极为困难的过程。绝大多数注释者没有将本文翻译成充分阐发的意义，而只是暗示某种读法。这一本文的读法不得不从注释的暗示中推论出来。同样，《老子》的译者也没有某种初次解读的纯白无染。某种特定的《老子》翻译和理解路线已经在晚近的两百多年间确定下来。在许多情况里，这些翻译甚至声称依据的是他们假设的“王弼本”，但对注释者作为二手学者的总体轻视，阻止他们从王弼注中推论王弼的《老子》构造，尽管我不知道哪种文本对关于《老子》的意义及特定的哲学问题的汉语思考有更大的影响。对于一个要克服现有翻译的相当统一的嘈杂并进而走上通过一种中国注释家的指示“再发明”《老子》的崎岖道路的译者，需要具有高度创造的灵动性以及同样高度控制的强制性。从不时发现的我此前未能注意到的注释所要求的翻译和读法中，我痛苦地意识到在王弼、《老子》和我本人之间的三方谈判可能无法完满地达到。我仍然相信此处在帮助译文的读者理解意义的历史性原则、达到《老子》的一种具体的历史性意义以及得到比较《老子》注释家所建议的不同意义的手段方面有所贡献。
通过注释翻译文本的策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将是，在理想情况下，注释看起来是自明的和浅显的。以我的看法和经验，一种突显注释的哲学和分析成就的翻译是不可能的，因为一种探索性的注释与文本意义的特殊的流动性之间的复杂互动是不可复制的。没有摆脱窘境的途径。唯一让读者意识到注释者的实际努力和贡献的方式是以这样的方式翻译本文：给出注释可能建议的读法，但仍然提醒读者在他自己的自发理解与注释者架构起来的文本意义的桥梁之间的距离。
如果文本的翻译依循注释给出的方向，它将在同一过程中通过暗示翻译出注释对其他选择的拒绝，以及对构造某一给定段落的特定方式的建议。由于翻译无法让这些其他选择显然可见，而且由于王弼所针对的其他注释业已佚失，要定位和标注出我们手中的构造不仅是一种一贯的构造，而且同时是其他被拒绝的选择的埋葬地是非常困难的。一种理想的译文在每一个句子前将从一个无终结的括号开始，里面列出现存的其他读法并指出它们的优缺点，然后才给出新的构造的翻译。没有读者会愿意进入这样的解释学折磨中。
我们这里的翻译提供了两样东西： 一种对后世所有注释者（无论是哲学还是宗教取向的）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老子》的特定历史构造；以及3世纪一个年轻的天才对《老子》的哲学探索及其意义的详尽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