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者的二元结构组织
物与功：其特征及其感知
王弼的关注点不在于考察万物的全貌，勾画它们的分类、关系和变化过程。而且，由于他的探究对象是本身玄奥难知的万物之“所以”，他在这一探究中只能通过对可知的存在者的固有规律和结构的目标明确的分析来展开。《老子微旨略例》和《周易略例》的开头又一次为我们提供了关键的证据。在研究王弼之前的某些思想发展之前，我们将首先呈示他本人的思考的内在逻辑。
在《老子微旨略例》的开头，万物出现在两个类别，即“物”和“功”之中。前者指物理性的对象，如“四象”或“五物”（可能是指五谷） (43) ，其中也包括生物和物质财富。 (44) “功”通常被称作“事” (45) ，这个词也用于政府事务，在这里是指人类世界中非物质存在者的类别，如行动、过程或社会声望。处理君臣、父子、夫妇、昆弟之间关系的“五教”，就属于这类“事”。在其中一段里，王弼使用了“万物万事”这一更老的词汇。 (46)
由于这两个范畴共同构成了“万物”，它们常常像上面那样以链体结构出现。在王弼对《老子》1.1的注释中，它们表现在“指事造形”这一句中。在《老子》5.4注中，物与事又一次作为存在的整体出现。在《老子》29.4注中，《老子》本文中单个的“物”字被扩展为“物事”。王弼还以物/事这一对子作为《老子》47.1注的开始：“事有宗而物有主”。从《老子注》和《老子微旨略例》中，我们看到万物被分为两个子类别，其特性分别由“形”和“名”来界定。
《周易略例》的开头重复了这一论辩结构，但用词上有所变化。在那里，王弼谈到的是“众”和“动”而非“物”和“事”。“众”不能控制“众”，本身处于运动的东西不能控制他者的众多运动。控制“众”的必然是“一”；控制“动”的必然是“静”。在此，无形无名的“万物之宗”与“物”“事”之间的关系在“一”与“众”、“静”与“动”的关系中再次出现。在《老子》16.2注中，王弼使用了另一对万物的子类别，即“有”和“动”，分别指物质性的存在者以及运动。
王弼对待《周易》显然与《老子》不同。《周易》被读作圣人有意识建构的一种象征的结构 (47) ，它的特征可以当做现实的范畴来用。王弼的论述与《周易》这一象征结构直接相联。《易》卦有六爻，但其中的一爻往往决定了整体的倾向，这一爻在各爻的爻辞之前的彖辞中得到了描述。王弼关于“一”与“众”的论述断言：《周易》一爻控制众爻的结构实际上是关于一与众关系的隐含的哲学论述。“动”指《系辞》中提到的“六爻之动”，它处理的是变化。这些“动”有某种圣人可以观察到的“会通”。 (48)
王弼对这一二元结构的建构有大量的呼应，在这方面，没有分割《周易》和《老子》的边界。 (49) 尽管术语上有所变化，在达到一种清晰界定的术语系统的企图下，王弼将各种语言材料内聚到这些二元范畴中。
为什么物和事构成了整体分划于其中的两个范畴？王弼将这一分划立基于它们根本不同的特性之上。物由形来界定，事由名来界定。王弼在《老子》38.2注的结尾写道：
名则所有分， 形则有所止。
虽极其大，必有不周； 虽盛其美，必有患忧。 (50)
译为：
那么，对名而言，会
有让其特殊化的东西；
对形而言，会有限制
它的东西。即使穷尽
其大，也有东西不能
包纳；
名虽然美到极端，必
会有忧患之处。
我们必须从它们使用的上下文来推断这些词的意义。
这两个词都是大的范畴。形包括象，名包括声。 (51)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事和物是很古老的对子，形和声也同样。后者的根本区别基于它们不同的认知模式。王弼将形与视和体关联起来，将名与听和味关联起来，名与味的关联是由于《老子》“道之出言，淡兮无味”的陈述。形是可见的和物质性的，名是可以听、可以道说的。由此，我们得到了如下存在者自身的组织、它们的特性以及对其感知的模式：
存在者 物 事
特性 形 名
感觉 视、体 听、味
上述结构安排反映了《老子微旨略例》开头的论辩的链体风格论述的修辞安排。这一安排包含另一命题：物和事两边的内在结构是严格平行的，尽管它们在根本上是相对的。它们结构的平行基于它们的共同要素，即它们都具有特殊属性。王弼在《老子微旨略例》中写道：“形必有所分，声必有所属。”这一特性使得它们可以被认知。在这一平行的基础上，可以对它们共同奠基其上的无形无名的“所以”作出陈述。通过内裂式的注释技巧，王弼将《老子》中的大量书面语词合并为单一的“无形无名”，它成为王弼《老子注》中道的标准名称。 (52)
在中国哲学发展的语境中，《老子微旨略例》开头的这一系统是全新的发明。它是以这一能力为标志的：在可验证标准的基础上组织哲学概念，在平行的串系中关联存在者、它们可辨识的特征以及特定的认知工具——所有这些都极为简约地从属于发现“所以”的必然特征这一最终目标。只要在王弼运思其中的哲学思考语境中解读它们，那么在王弼所致力的这一边界领域中，他的革新的分析力量就变得更加明显。我下面将转向对这一语境的概括，当然是在与上述问题相关的范围内。
物与事的前史
王弼并没有创造这里使用的语词对中的任何一者，只是最早将它们整合进一个逻辑一贯的系统。将存在者领域分为物和事两大类不是某种特定哲学家工作的结果，而是出自语言本身的沉默秩序。 (53) 物/事这一语词对似乎已经单独进入日常话语，如“万物”、“万事（或百事）”以及相当多数字性（百姓、百兽）或成对的语词（天地），它们都指示一个给定的整体。
“万物”和“万事”是这一组词语的相对较早的成员。 (54) 尽管没有在西周的金文中找到，也没有被列入Schuessler英文版的《西周汉语辞典》，“万物”一词却频繁地出现于《庄子》、《管子》、《彖辞》、《序卦》、《老子》以及其他有哲学抱负的文本中。“万事”可以在《墨子》、《管子》和《礼记》中找到。“万事”也以“百事”这一形式出现，这显然是受到了《逸周书》、《左传》和《周礼》中的百官的影响，它在《墨子》中偶然出现过一次。 (55) 这一词汇常作为其他具有相同秩序的数字词的系列之一，这表明它包含所有的事，但只是存在者的一部分。在《管子》和《荀子》中“事物”（意为属于事与物两个类别的东西）一词也偶有出现，这个词汇在现代汉语和日语中仍然存在。在这些用法里，事和物不是以上面呈示的方式用作论辩性和结构性的修辞手段。
这些陈述没有给出究竟什么算作万事和万物的明确解释。然而，百事具有各种政府事务的传统意义；而经常用在万物上的生育术语，如“生”，保留了“物”实际上通常指生物的记忆。例如，《老子》5.1描述了天地对待万物的态度，与圣人对待百姓的态度相同。这似乎表明了自然与社会相对的观念，以万物指各种生物（关注的是它们的自然和生理存在），而百姓则指与社会生活相关的品类。在类似的语脉里，《序卦》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因此，万物/万事这一对子就创始于两种相关的事类（生物和政府事务）在其中被关注的治理视角，并且发展为一个更抽象的万物概念，最终达到王弼在《老子微旨略例》中所用的那种完全抽象的意义——在那里，它指所有存在者，无论是由形还是由名界定的。
《文子》是我可以找到的将万物和百事并置于平行的句子中、共同指示存在者整体的最早著作；它们由此成为一套现实的二元结构的部分，其他的语词还有阴阳和天地。《文子》写道：“万物之总皆阅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门。”这类陈述的平行结构的深层观念是，两个平行系列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在这种意义上，此句中的事和物就指存在者整体的两“半”。在这一句的解释中，《文子》写道：“万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而且再一次用这一对子加以总结：“万物有所生而［真人］独如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真人］独守其门。” (56)
在类似的意义上，《文子》在描述圣人如何优游于道之后写道：“如此，则万物之化无不偶，百事之变无不应也。” (57)
《淮南子》使用了《文子》中的许多句子，但加入它自己的一句，其中也使用了平行结构，而且这一陈述明确提到了两部分的共同结构及其统一的根基。 (58) 包含许多先秦资料的《说苑·谈丛》收入了一句格言：“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 (59) 这一对子也出现于马王堆文本的《道原》篇的开头。
从上述引文可知，万物和万事是处理它们统一根基的论辩性修辞手法的部分；拥有对这一世界结构的洞见的圣人或真人将持守这一根基，作为处理所有事物的方法。这两个词不是出现于对每一组的特殊属性的详尽讨论的开头，而是在结尾出现的。
这一论辩性修辞手法的实际内容一部分是言语化的，另一部分则深植于王弼的第一个命题的平行结构。言语化的形式为二者建立了一般性的规则。没有任何一个领域是随意安排的。在本质和附属的要素之间，物具有一种空间的等级；事则具有一种在其中展开的时间次序。由两个句子的平行带来的沉默的论述是，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存在者的完整的整体，而且它们相对的结构在本质上是相类的，因此，有关两个部分及其根基以及这一根基与这些部分之间关系的论述是可能的。
在这一概念等级中，“万物”出现在两个不同的位置（首先是作为存在者的整体，其次作为这一整体的一部分）的尴尬处境，在《文子》的一种少见的用法以及《大学》的著名句子“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中被消除了。 (60) 在子类别中，数字被省略了，因此，“万物”仍可以继续发挥作为整体的作用。这一用法为王弼所采纳。
然而，王弼撰写了《老子》的注释。在《老子》中这一对子的基础何在？尽管“万物”一词出现于《老子》，但此处讨论的物/事这一对子却没有在文本表面出现过。然而，王弼在《老子》的许多标准句子中发现这一对子的基础网络。在《老子》第38章注中，王弼写道：
故苟得其为功之母，则
万物作焉而不辞也， 万事存焉而不劳也。 (61)
句子开头的“故”通常引出《老子》的引文，以证明《老子》包含王弼论断的结论的核心。然而，这里似乎只有涉及“万物”的引文。出于对称的要求，王弼添加了第二个句子。通过与万事的并置，这里的万物显然只是存在者的一部分，即前面描述过的物。按王弼对《老子》34.2的读法，“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而不居”，这意思是：
万物依赖于它［道］而得生，但它并没有任何辞令。事功都［经由它］才成就，但它却不居功。
这一部分不是以链体风格写成的，两个陈述之间的平行是相当薄弱的，包含“生而不辞”和结尾的“成而不居”；但“万物”和“功”之间没有形式上的偶对。基于这一薄弱的平行，王弼创造了一个与对“万物”的处理相似的涉及“万事”的句子。我们看到，在将智慧的洞见转译为一种系统的论辩的努力中，王弼不仅将出自《老子》不同地方的要素重新组合为一个统一的系统，而且在许多场合下不会被他本人的术语系统与《老子》的术语系统之间表面上的差异扰乱。在他本人的语言中，万物是所有存在者，可以细分为物和功。基于对《老子》的文风和内容的审慎解读，他在这一注释里，将引文中的《老子》语汇“功”同化为“万事”来匹配“万物”，这样，他就将自己的术语系统中的物和事分派给万物和万事。
而且，许多以链体风格写成的《老子》分章似乎都是由这一对子结构的。例如，在《老子》第44章中，名（社会声望）和货（物质财富）这两个概念被并置起来。在那里，它们被与另一对子——社会地位（名）和生理存在（身）关联在一起。后一对子也出现在《老子》7.2中，它讨论的是社会性的“先”和生理性的“存”。《老子》第3章通过“尚贤”和“贵难得之货”这一对子展开；第26章由圣人的“宴处超然”与“不离辎重”结构而成，一个再次重复事/物主题的对子。最后，事/物和形/名的二元结构在王弼对《老子》第1章前两句的解读中得到阐述。
事/物这一对子具有相当大的分析潜能。然而，在上面概括的用法中，它没有被转变成一个经明确界定的哲学语汇。无论是存在者的结构，还是它的特定标准，都没有得到讨论。为此，王弼转向了《系辞》中的一个论述，这一论述将无限多样的存在者的秩序归于圣人的创造，它是《周易略例》的开头论述的基础。《系辞》写道：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得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 (62)
我们没有王弼的《系辞》注。第一句话“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的“赜”字的读法并不明确。它的通常定义是“神秘的”。然而，这个词与“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的“动”字平行，而从进一步的上下文看，它在此一定是指有形的物的“众”多。在《周易略例》中，“动”和“众”就构成了一个对子：“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动不能制动，制动者，贞夫一者也。” (63)
《系辞》的段落是重要的。它将存在者的混乱众多以及关系和运动的复杂性看作一个哲学问题，将它的解决归给圣人。从存在者的令人眩目的多样性中发现它们的范畴和类别，通过《周易》的结构来表象它们，并设置了众/动这一基本对子，这是圣人的功绩。尽管事/物这一对子的关联没有出现于此。
因此，在存在者结构的层面上，王弼做了如下几个方面：
● 使用先秦政治话语中的共同语言对——万物/百事；
● 去除了它的数词特征，使之从属于单一的标目——万物，这个词最初指各种动物，在王弼那里被改造为指涉“所有存在者”的抽象概念；
● 将《系辞》中关于圣人对“赜”和“动”这两个领域的发现及象征性地表象与事/物这一对子关联起来：“赜”［=众］与物相联，动与事相联；
● 根据他本人的《周易注》和《老子注》的文本分析证明了他的构造的合理性，它表明这一结构是《老子》的论辩和《周易》的文本组织的基础。
总之，前面给出的结构的上半部分将早期文本中的多样化和难以系统化的语言惯习综合进一个逻辑一贯的、论辩性的结构。王弼似乎是最早明确地建立了“万物：物/事”这一模式，并将《老子》以及其他文本中传下的术语系统转译进这一模式中的人。
圣人平平道出的东西，在王弼那里又一次成为一个详细阐述的论辩性结构。在《庄子·渔父篇》中，正是孔子这样说道：
且道者万物之所由也。
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 (64)
这里我们找到了（似乎是第一次）被安置在恰当的等级中的所有核心要素。Graham将此篇算作公元前3世纪末的《庄子》篇章中的一篇。 (65)
在王弼的系统中，物是由它们的形界定的，而事则由名来界定。形名这一对子早在王弼之前就已经明确建立起来了。它以两种不同的意义出现，二者都为王弼所用。第一种，“名”是用来描述“形”的。第二种，“形”指社会身份的外在物质性显现，如服饰；而“名”则指与这一社会身份相关的“声望”。 (66) 二者建立起社会差异。它们被用于社会而非自然的讨论。王弼这里的用法源出于第二种意义的变体。在他的用法中，这两个词浓厚的社会性语境被极大地去除了，它们成为用于两种存在者类别的属性的抽象范畴。王弼由此在他的二元结构中插入了继承来的另一对语词。由于他的兴趣仍在于政治哲学，他在去除形/名的社会性语境时不是十分彻底，因为在他的哲学发现的转译中，本来源于它的特殊形式的抽象范畴在应用于社会时，它的社会性语境还会再一次浮现。
最后一步，王弼将存在者的属性与感觉和认知的工具关联起来。他好像也是首次建立这一关联的人。在这一试图达到一种系统的二元组织的尝试中的努力乃至思想暴力，可以在两点上感受到。传统的五官，由于是奇数，在这里没有位置。王弼轻易地将“嗅”觉从这一列表中除去，因为《老子》没有提到它；它在一种二元结构中是多余的，而且它无法感受两种主要的特性。另一方面，“味”在相当不同的意义上被保留下来。它“味”的是“言”或“名”的特性，以及道之言的“淡”而无味。它被描述为一种积极的语言认知工具，与“听”作为消极的语言认知工具相联、相对——在体/视这一对子中重复了这一并列关系。
王弼由此为现实、现实的特性以及感知它们的工具提出了一种同质的二元结构。这一现实的核心要素是存在者的类别的特性。尽管常常用于这一特性的“分”这个词具有某人在社会中的恰当位置的社会性意义，它暗示了一个秩序化的结构，但存在者种类的特性本身却并不必然暗示秩序。随机性和混乱可能在存在者相互作用的整个过程中起统治作用——作为它们实现其规定性行动的结果。王弼看到了并讨论了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