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对“所以”的探究

 王弼以基本上相同的方式开始他对《老子》和《周易》的结构分析。在他看来，《老子》（明确地）和《周易》（含蓄地）讨论的都是唯一重要的问题，即万物之“所以”的必然特征。这一语汇的优点在于，既可以清楚地指明主题，又没有以“实体”和“存在”这类词汇解读中国材料时带来的偏见。

《老子微旨略例》的第一节结束于“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周易略例》的第一部分“明彖”，在开头论述卦象的六爻：“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也；夫动不能制动，制天下之动者，贞夫一者也。”因此，“彖”是“统论一卦之体，明其所由之主者也” (26) 。

通过对这两个文本的分析，王弼设置了一种新的哲学步调。早期哲学家关于存在者的根源和始基做过许多评注，但由于王弼，这成了唯一重要的哲学问题。实际上，他通过这两个文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表明，这个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唯一重要的问题；它是圣人及仅次于他的老子思考的核心，但他们的洞见已被淹没在各家宗派性的意见中。

他的探寻的特定步调是开放性的。王弼没有假定一种万物的绝对始基，然后推演出一套宇宙论或本体论。他的探究是归纳性的，追问的是万物之“所以”的“必然”特征。在他的著作中，“所以”既不是通过启示、神密的领会和习俗来界定的，也不是政府的正统所强加的。因此，有关“所以”的本质特征的问题是开放性的。这一在核心的极端开放性标志着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革命性的转折点。年轻且带着蔑视偶像的骄傲的王弼，在一个溃乱的王朝及其同样溃乱的世界观的碎片中一个枢纽的时刻降生，并利用这一短暂的喘息时机探索一种推论性哲学，这种哲学依靠论辩而非智慧的权威或教师的地位来为自己辩护。此类两种世界秩序之间的喘息时机的瞬间是罕见的。它们与某种挑战传统观念学的刻板直线性的思想和艺术的活力一起脉动。王弼那一代人（首先是他本人）的努力，使得哲学成为一种学术的事业；对此最恰当的词莫过于“论”。 (27)

然而，这里有一个悖论。难道王弼以及其他正始时代的哲学家在不用常常意在证明经典的“论”的时候，使用的不正是对经典著作的注释形式吗？ (28) 然而，在王弼的著作中，经典（包括《老子》）并没有固有的权威。它们的权威源于这一事实：它们都在或隐或显地处理那唯一的哲学问题——万物之“所以”的诸特征；而且它们的洞见，无论是公开阐述的还是隐含的，都可以由以注释和论为形式的推论性哲学证明为可论证的真。以这种方式，它们证实了这些文本是由圣人（或仅次于圣人的贤者）撰写的这一传说。《老子》、《论语》和《周易》的共同的哲学焦点以及三者的特殊洞见，已经迷失于各种哲学流派有失审慎的探求中，这些学派甚至缺乏对没有偏见的开放性的向往。

因此，向推论性哲学的革命性转向就作为这一诉求出现：重新发现传世的神圣文本中最为重要同时又被最深地遗忘了的东西。这一诉求在被归给选定的“经典”文本的作者的身份中、在王弼对作为解释性而非探索性文体的注释和论的从属形式的选择中、在他对这两种文体的实际使用中（用它们来发现长期以来通过琐碎化、神密化、宗派化和去语境化而被从哲学记述中删除的句子后面隐藏的哲学论辩和逻辑）变得明确起来。因此，选定的文本（这一选择的确出自王弼的嗜好）就获得了新的权威和生命力，但其中的共识已经在根本上改变了。它们不再能声称包含所有重要原则和洞见的先天的权威，也不再能让读者承担服从和理解其真理的负担。它们的新权威与传承下来的权威不同，是由某种条件赋予的。这一权威与它们逐句的说服能力关联在一起。

这样，王弼的论和注释就要完成两项工作：它们阐明或澄清文本隐含或道出的东西，然后呈示它的哲学逻辑和真理。这具有双重效果：证明它们的哲学观点以及将它们重新纳入有资格拥有源自从前圣哲的权威的哲学文本当中。对它们的可信度的检审的结果是，它们的权威在实际上被动摇了，但又在某个更高的层次上重建起来。孔子作为圣人出现，他之所以拥有圣人的名号，不是由于他的学生对老师的尊重，而是由于他的哲学活动表明他是“体无”者；老子是作为仅次于他的人出现的。

万物之“所以”不会向经验性探寻呈现自身，因此，不能以传统的语言工具来讨论。由于述作这些文本的圣哲意识到了语言的局限性，所以，这些文本转向各种间接的文字和结构的表达形式，以超越直接的道说扩展语言的能力。因此，它们是难以理解的。由于它们的探究对象的不可捉摸以及它们的语言方式的（有意识的）间接性，它们的对象及意义会被遗忘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王弼本人对这些文本的解读的结论是：它们的作者是作为罕见的世界事件的圣人（或准圣人）。因此，他们的文本不只是某个过往时代的珍藏的遗产，而是稀有的、精微的而且被忽忘了的宝藏。事实上，只有穿越这些文本的语言迷宫，才可以获得它们的作者所达到的对“所以”的独到洞见。解开这些文本的意义成了通达那唯一重要的哲学问题的唯一通道。对《周易》、《老子》和《论语》的严肃而精审的文本分析就成了新的推论性哲学唯一可能的媒介。这一新的推论性哲学的学术开放精神，在王弼的语言学上的开放性以及文本分析的精审中找到了直接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