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的意义
王弼不仅撰写了《老子》注和《周易》注——二者对这两个文本的释读所具有的塑形性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他还是第一个为其注释概括性地提供了哲学和方法论基础的注者： 为《老子》写了《老子微旨略例》，为《周易》写了《周易略例》。根据刘勰的《文心雕龙》，这一时期的注释被归入“论”的门类之下。 (1) 其分割为处理本文中句子的小条目的形式上的碎裂并不妨碍它被看作一种完整一贯的论述。由于“论”在很大程度上用于“经”（作为学者研究所要面对的现实），注释和论文实质上是以同一种材料和方法为基础的。
王弼是在一个众多最智慧、有最高教养的心灵关注《老子》、《论语》和《周易》作为他们哲学洞见的基本来源的时代写作的。在这一艰深的领域为思想上的卓越而产生的激烈竞争极大地提高了这一时期注释的训诂学上以及哲学上的品质。这样一来，王弼的《老子》构造就给一个教养极高的氛围带来了一次严肃的学术和哲学上的挑战，在这样的氛围里，并没有出现另外一个注本的显见的需要。本章要处理的不是王弼的哲学，而是他的注释技艺。非常奇怪的是，中国注释家的技艺几乎没有受到关注。哲学史家们一直在这一假设的基础上展开研究： 注释者们主要是在对经典的一种谦恭的注释的伪装下阐述他们自己的哲学；因此，一般说来，哲学史家们在征引注释者的注文时一直将其视为是与它们注解的文本相对独立的。
对王弼注释技艺的研究也是一种检讨隐含在上述做法中的预设（即王弼的注释毫不尊重本文，而主要是将自己的观点强加在本文上）的方式；并且看一看他的注释是否基于某种一贯的、可论证的方法论，以及如果确是如此，这个方法具体是什么？
王弼的两篇“略例”注重的不是对《老子》和《周易》各自的主要教义的总结，而是陈说这些文本的沉默的形式结构。而且，它们试图让读者发现这些结构的哲学意涵。下面的篇幅主要处理的是《老子微旨略例》。《周易略例》写于其后，而且关注的是一种不同类型的编码。我将只在有助于突出《老子微旨略例》中隐含的、未经充分展开的论述的情况下才会引用它。两篇文章都从对于这两个文本非同寻常的表达方式的哲学困扰开始。
事实上，在王弼及其同代人的读解中，《老子》是由大量独立的短章构成的，他们的次序大体上是随机的。每一章都重新开始，但章与章之间的界限似乎是相当固定的。
《老子》运用了大量的语言学和修辞学的手法： 从拟声到明喻，从引证和链体结构到权威性的宣喻或没有解释的赤裸裸的哲学性事实陈述；与此同时它又不断地告诫读者语言（包括它自己的）对于传达终极之道是不可靠的媒介：“道可道，非常道”（《老子》1.1）；“强为之名曰大”（《老子》25.6）。作为一部以文字写下的书，《老子》是在充分了解语言作为一种界定的工具在对于终极之道的分析中并不够用的情形下，继续用语言对终极的东西做哲学上的探索的一种尝试。上述这些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老子》陈述在《老子微旨略例》中得到讨论。
《周易》建立起了许多叠置的解释层： 从对一个卦的整体意义的文字解释（卦辞）、所用的卦象的文字解释（象辞）、单个卦画的文字解释（彖辞）中的字，经由在它们中出现的符号，到编码于无声的卦象结构中的“意义”，最后到《系辞》以及其他附加的篇章言意关系的理论化。 (2) 这一读解的基础被诉诸《系辞》中历来被归于孔子的一段论述：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 (3)
译为：
夫子说：“［写下的］文字（书）无法穷尽［说过的］话（言）；［说过的］话无法穷尽意义。难道这意味着无法察知圣人的意旨吗？”孔子说：“圣人［们］设立‘象’以完整无遗地［表达他们的］意旨；建立‘卦’来完整无遗地［呈现］真伪；联缀言辞以完整地［体现］他们的言说。”
根据这一段，整个《周易》是为通过使用符号的、结构的以及其他表达手段来解决语言无法充分传达圣人之意的哲学意旨而构造的。《周易略例》正是《周易》的这个方面及其哲学意涵。
《周易》和《老子》之所以使用这些形式不是因为它们属于一个未受质疑的传统，或是因为它们只是碰巧有效。从它们关于语言的有限能力的明确陈述中，王弼的推论是二者都是有意识地以这种方式结构的。因此，它们玄奥的文学形式是其哲学内涵的一个实质性的成分。结果是，只有当读者同时理解了两个文本中语言的实际使用与对语言作用的限界的洞见之间的矛盾、并在读解时留意文本在意识到这一矛盾的情形下已经被编码，他才能恰当地进入文本。那么，注释者的双重任务就是解释文本是在用这些看似累赘的表达方式回应怎样的哲学问题，与此同时帮助读者克服传统的、不恰当的读解策略，并发展出这两个文本自身所需的策略。
哲学语言根本上的不可依赖没有使王弼对《老子》中实际使用的修辞手段持漠然的态度。情况正相反。王弼将这一文本当成哲学性修辞的范例，一再强调其文体技巧的重要性以及其对于把握文本的隐晦意义的必要性。他写道：
又其为文也，举终以证始，本始以尽终，开而弗达，导而弗牵。寻而后既其义，推而后尽其理。 (4)
译为：
另外，由于［《老子》］的文章形式，［它的单个论辩］，标举归的以证明开端，根于开端以穷尽归的。［正如《礼记》对于君子所说］，“开启而不穷达，指示路径而不牵引”。［因此］，只有在细心的寻索之后，才能认识它的意义；只有在推演之后，才能充分地领会它的原则。
王弼对形式、文体以及修辞结构的哲学含义的发现与曹丕在几十年前发现的“文气”一致，他们指出文本的文学性天赋是带有哲学意味的独特而且值得学者关注的成分。 (5) 在汉末至三国的过渡时期，通过建安时代（196—220年）的文学引发的革命使得新诗成为一种既可以表达个人情感又有表达哲学洞见的可能性的方式。诗作为非议论性的表达形式成为处理不可表达的东西的一种可行媒介，最终成为哲学话语的形式之一。 (6) 在一个结构性的层面，曹丕用“文以气为主”的理论主张新诗具有表达那些本质上难以界定的思想的能力。正如当代学者周继旨指出的那样，这与以前释读策略的背后假设形成了断裂。基于董仲舒天人相应的理论，这一早期的释读策略根据阴阳五行学说寻找可以解密的线索。 (7) 新的理论假定哲学和文学文本的核心主题是道，并建议一种在这一方向上寻找线索的释读策略。
“气”与作者的个人天赋相应，它像道本身一样难以通过语言察知和描述。在相关的讨论中，孔繁引用了刘劭《人物志》的第一段话来说明这一点：
盖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 (8)
一首诗包含并收藏这一特殊禀赋就像面孔或瞳仁收藏并表露个人所禀赋的气一样。这样，观相术对面相的解密或通过瞳仁看出人的内在禀赋——那个时代许多杰出的思想家都沉迷于其中的道术，就成了与把握一首诗中的“气”或《老子》中不可名状的东西的相似的努力。在那个时期的清流的谈话（以刻画人物、诗和那个时代著名学者的哲学陈述为内容）中使用的表达方式有意识地避开汉代评价（如班固的《古今人表》）中界定清晰的、陈腐的道德字汇，而使用象征、隐喻以及其他的表达方式。 (9)
《老子》在清谈家和建安诗人中是颇为流行的文本。它使用的文体以及常常是诗化的形式当然有助于赋予这类用于哲学探究的表达方式以新价值。反过来，使用此类形式的风尚的兴起也有助于让人关注《老子》选择这类特殊的表达方式的意义。
王弼对《老子》的文学和修辞手法的理论描述和实践分析作为他哲学的一个实质的成分，反过来为其他使用非线性的哲学话语形式的尝试提供了更充分的正当性，并提高了对文学性文本的理论理解。
由于这里关注的主要是王弼的注释技艺——他的哲学及语言哲学将在后面的研究中阐述， (10) 在此，我将简要说出在王弼对《老子》语言的哲学探索中那些对于理解他作为注释者的技艺的方法论基础而言必要的因素，而不是全面地展开他的语言哲学。